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闭。华川公司1912年筹建，旋即分化为瑞庆、利川、庆安3个公司。但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昙花一现。
这些民族航业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败，为日后的民族航业的兴起垫上了躯体。
当时，中国的轮船公司虽有几十家，轮船也有几十艘，但还不足以达到与外轮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轮船公司的吨位小，几家甚至十几家公司的总吨位还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条船的吨位。加之中国轮船公司势单力薄，一直处于受外轮排挤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运，几乎被这4家外商轮船公司所垄断。
卢作孚后来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写道：
“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
卢作孚认为：长江上游自从开始有航运以来，不过十几年，然而它已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繁荣时期、过剩时期，正在进入衰微时期。他说：
“在这几十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着重一时利益盘旋起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有一段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昌）渝（重庆）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他将笔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质的核心：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至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已经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那么，后退吗？
后退不是他的性格！
经过细致的调查，周密的思考过后，他果断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
绝对的慧眼！绝对的商业道德优秀品质！
卢作孚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合川。
他对黄云龙说：“箭已削好，就缺将箭射出去的弓和弦了。”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内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其中有卢作孚幼年时的恩师、时任合川县视学（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先生，还有重庆名流——曾在合川等地当过知事的贤达郑东琴先生，以及同学、好友黄云龙、彭瑞成、赵瑞清、周尚琼等，一共10多人。
这次会议决定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为何取“民生”二字？卢作孚解释说：早年他崇尚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受之启发，并愿为之奋斗。故从孙中山先生三大主义中取其一：民生。
“兹事体大，必须有本地士绅和有名望的前辈鼎力致成。”卢作孚说。
已厌倦仕途的郑东琴，正打算弃官从商，一听卢作孚要办实业，忙问道：
“不知为何选中航运？铁路、公路不是也可使四川走向繁荣吗？”郑东琴有些不解。
卢作孚若有所思地说：“别的我也考虑过，修铁路、公路耗资大，四川山地多，很难办。惟有办航运投资少，收效快。”卢作孚侃侃而谈，“目前航业不景气，众所周知。对此我已作过细致调查，只要经营得好，管理得当，还是可以赚的，长江是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宝，无须集聚大批财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办航运。办了航运，四川就可以和长江中下游相沟通，一改闭塞局面，使四川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以不负家乡父老祈盼。”
“好！只要用得上老朽，当竭尽全力。”郑东琴一言九鼎，“川江乃是黄金航线，创办航业实属必要。合川系我旧游之地，与当地人士相处亦得，正可为此事臂助。”
卢作孚忙道：“郑先生对晚辈信任之至，就请您老尽早来合川吧！”
陈伯遵也表示，愿以己之名望，游说亲朋故旧，促成此事。
最后，发起人一致赞成卢作孚的调查设想：开辟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庆航线，以客运为主，定期航行。另一桩事业是兴办合川发电厂。两桩事同时起步，筹股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由发起人分头劝募。等股金筹齐后，一部分用于购买供电设备，一部分用来订造新船。
募股之艰难始料不及，10多位发起人大多没有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劝募。有的老师、朋友、同学，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才能合成一股，为数有限。于是，募股的对象转到了合川工商界人士和士绅身上。但是，大多有钱人热心于购置田地产，放高利贷，不放心将钱投到几位青年人身上，还有些有钱人隔岸观火。
卢作孚将公司筹备处设在合川。他被公推为筹备主任。整个筹股期间，全部发起人一无工资，二无车马费，食宿均各自解决。幸亏各界名流、士绅出面，方才将全部股金认了下来。虽说已筹齐股金，但只筹到现资8000元，其余的12000元只是认了股，尚无现资支付。
卢作孚未等筹齐全部股金就和黄云龙上路了。他身无分文，向别人告贷借得300元，又由陈伯遵先生暂垫200元，来到了上海。
上海的老朋友黄炎培和黄警顽先生再度热情地接待了他，还抽出时间来，陪他走遍了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他和黄云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与各造船厂研究，对轮船的造型、性能、造价进行了讨论和比较，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新船。
合兴造船厂是上海所有造船厂中最有实力的厂家之一。卢作孚说明来意：订造一艘载重约70吨、吃水浅的客轮，不知需要多少钱？
对方告诉他，订造这么一艘客轮，至少也需3.5万元。
全部股金只有2万元，这如何是好？
此时，卢作孚又得到从合川带来的消息：已认了股的股东，大多不愿交付股金。在上海川裕公司楼上，卢作孚和黄云龙陷入了焦急不安之中。
“云龙，购买发电供水设备5000元差不多吧？”卢作孚说，“这样一来我们只剩3000元了。”
黄云龙想了想：“是不是我们先回去募股齐了之后再定？”
卢作孚没作声，望着窗外，沉思良久，忽地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没时间等了。先把合同签下来，钱回去以后再想办法。”
黄云龙担心地说：“那样风险太大了。”
“但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我想订造新船的事暂时缓一缓，先把发电柴油机买回去——”
黄云龙正说着，卢作孚突地抬起右手，示意他将话题打住。
“走，签合同去！”
俩人来到合兴造船厂。卢作孚将所剩的3000元钱往桌面一拍：“这是造船的订金，其余的部分，等船造好后一次性全部付清。”
“这个——我们还从未有过如此先例。不过看在卢先生率直、真诚之品格，本公司可以破一次先例。”
“一言为定！”
合同很顺利地签订了，黄云龙大喜过望。他们俩匆匆赶回合川。
“已经说好了的事情，股东们为何反悔？”一踏进筹备处临时办公室，卢作孚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还是股东们不信任我们，怕把钱丢在水里打漂了。”陶建中说。
“是啊！”卢作孚轻声道，“这些年来，川江航业萧条，航运业几乎全在外国商船的控制之下，中国轮船公司纷纷被排挤，生意不景气，常有破产者，濒临破产者更不在少数。这些足以让股东们担心的了，更何况常有公司倒闭，累及股东事件发生。”
正当卢作孚举步维艰之际，郑东琴不改初衷，“大胆从宦囊中借了几千元”。陈伯遵也冒着风险从教育经费中挪借了七八千元。加之又东拼西凑了2万多元，总算初步解决了购船及购买发电厂设备的用款。
3.大刀阔斧，改革旧的管理制度
一份权威资料在评价卢作孚积极革新企业管理时说：“自民生公司创建之始，就十分重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对当时长江航业中旧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并在不断地除旧布新中，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大体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先进管理制。”
1927年1月，民生号轮船从重庆码头出发——首航涪陵。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全体股东整整齐齐排列在码头上，目送民生轮远去。为开辟这条新航线而举行的欢送仪式格外隆重，代表地方势力、时任民生公司董事长的郑东琴和代表政界势力、川府政学系的何北衡、陈学池等各界名流均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开航庆典。
民生公司的股东们第一次在姗姗来临的晨光中亲眼望见满载旅客的民生轮迎着旭日顺流而下，每个人的心情都异常兴奋，对这项投资事业充满了信心。有的股东甚至为自己曾经认股时的迟疑不决而产生几分懊悔。
“民生号”正式涉路川江，而非川江的支流——嘉陵江，这意味着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走出了阴影，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股东们心里很清楚，川江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的上游。它下起湖北宜昌，上至四川宜宾，全长1050公里——这段极有诱惑力的航程，将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民生号”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江面，股东们才恋恋不舍地三三两两来到民生公司重庆办事处，参加第2次股东大会。股东们怀着激动而又好奇的心情将目光集中到主持人座席上——身穿一套粗布中山服、剃着光头、精力充沛的卢作孚颔首微笑。他的身边是温文尔雅、举止庄重的董事长郑东琴先生。在这次民生公司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上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分发1926年8～12月的红息。
股东们惊喜交加。川江航业上的中国公司无一不亏本，妇孺皆知；独民生公司“获利颇丰”，实属奇迹。
卢作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的背景是民生公司的巨幅宣传画。他说：“我们决不能打小算盘，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股东们报以潮水般的掌声。
任过知县的郑东琴知书达理，有进亡之才学，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遣词用句极其讲究：
“诸位股东，古人云，创业维艰，斯言不虚。敝公司承蒙诸公大力鼎助，始渡难关。电水厂（原发电厂）收获颇丰，民生轮风驶于川江，各方民众，惟民生船头是瞻。此时惟需克制者，乃嘉陵江，水枯石器，顿使舟不能扬帆，客货不能畅达。总经理卢作孚君，为此昼夜苦思，认为不造新船，不造吃水浅的船，难克此劲敌。造船者，惟需资金耳。本董事会议决，将公司股额由5万元增为10万元。难关已过，以求发展，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徐来。还望诸公慷慨解囊，踊跃认股，东琴在此拜托了。”
效益加名望，股东们纷纷将各自所认股额报出。一统计，原计划增股5万元，结果多认2.3万元，超出原定股额46%。
卢作孚大喜过望。他一面派人去上海订造吃水更浅的新船，一面准备筹建一座修船厂。
在筹备扩大发展的同时，卢作孚在公司的管理问题上也开始大动脑筋。
首先，他为民生公司的发展设计了“三个运动”。
一是“整个的生产运动”。即“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这是卢作孚企业集团思想的萌芽期。从1927年开始，他计划“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进而谋求“连带的生产事业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即建立一个包括与航业相关的行业（如修造船业，为供船舶燃料的采矿业），并逐渐旁及其他事业的庞大联合企业。发展之后，在航业之外，以航业为中心开始广泛投资。
二是“集团生活运动”。即“企业的工作、生产、消费、生活等都是集团性的。在这个集团里，应当抛弃个人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进而联合若干事业组成更大的联合集团。”
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即“尽民生公司现代所取得的机会和力量，去帮助社会寻求现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现代文明生活当中去或竟超越他们的前面去。”
卢作孚深知，若想实现自己的这些理想，必须在民生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不断探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和实验，形成民生公司管理上的独特风格。
卢作孚认为：必须在民生公司强调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上的现代化。现代的物质建设，就必须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把握了技术和管理这两个武器，才可以推动事业跑到时代的前面去。10年后，卢作孚的这种梦想——一个大型企业管理体制便告形成：第一，有了一个大体适应近代大型航业经营的管理机构，完成了企业经营的组织建设；第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企业内部井井有条的工作秩序。
他在民生公司未来发展设想中写道：“组成在总经理集权领导下，由分工不同、层次不同的部门集成的总公司，归口统一筹划、指导、管理、监督整个企业的人事、财务、行政、技术、经营各项活动。总公司下设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以及各个附属企业和单船等相对独立的基层单位，构成一个左右、上下之间，互相协调，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