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伏威、辅公袥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是南方一幸重要反隋力量。大业九年（613年），杜伏威、辅公袥在山东齐郡组织起义，随后率军南下，到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力量。杜伏威汇集了其他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起义军进逼江都（今江苏扬州市），隋将陈棱率兵救援，与江淮起义军遭遇。陈棱因惧怕起义军不敢交战，杜伏威送去一套妇人衣服，称他为“姥姥”，激怒敌军。陈棱果然中计，恼羞成怒带兵出战。杜伏威率兵强攻隋军，战斗中被敌箭射中前额，带箭冲入敌阵，杀得隋军人仰马翻，大获全胜，此后，起义军攻下高邮、历阳，建立革命政权，杜伏威任总管，辅公袥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起义军面临着继续革命还是向地主集团投降的严峻考验。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七月，杜伏威去长安投降了李渊。次年，辅公袥重新起兵反唐，建立了革命政权，控制了江苏、安徽部分地区，以丹阳为中心展开斗争。唐朝派大兵镇压，形势对起义军不利，辅公拓在当塗与唐军对峙，坚持斗争10个月，终因力量弱小，丹阳失守。辅公袥被俘，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在丹阳就义。
隋末农民起义军经过8年浴血奋战，造成了隋朝总崩溃的趋势，三大起义军消灭了张须陀、薛世雄、宇文化及三支隋军主力，促成了隋炀帝江都被杀，李渊攻取长安的局面。但是，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被唐朝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镇压下去，没有取得胜利。隋末三支大军在河北、中原、江淮三个战场分兵作战，没有联合为一支强大队伍，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相互支援的作用，却难以形成强大力量，很容易被地主阶级武装各个击破。农民起义领袖由于历史局限性，不能分析复杂的社会局面，隋朝灭亡后失去了斗争目标，先后投降了新王朝，充当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军没有防止混入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和隋朝的残余势力，他们逐渐影响起义军向封建军队转化，瓦岗军领导人翟让没有认识到领导权的重要性，拱手让出了政权，导致了义军瓦解，产生了农民革命被断送的历史悲剧。
3.剿抚并用，为国家统一而战——清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之战，是一次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起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迄于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迭经三朝，历时70年，最终弭叛息乱，取得了完全胜利。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在今内蒙古地区的是漠南蒙古，在原外蒙古一带的是漠北喀尔喀蒙古，游牧于天山以北一带的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又称卫拉特，又分为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先后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特部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人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人迁居青海。到噶尔丹执政时，准噶尔在吞并了新疆境内的杜尔伯特和原隶属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后，进占青海的和硕特部，又攻占了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诸城。随着准噶尔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噶尔丹分裂割据的野心愈益膨胀。此时，正是沙皇俄国疯狂向外扩张的时期，为达到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罪恶目的，沙俄对噶尔丹进行拉拢利诱。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唆使下，噶尔丹终于率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发动了一场旨在分裂祖国的叛乱。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3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并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六月，康熙决定亲征，其部署是分兵两路出击：左路军出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右路军出喜峰口（今河北宽城西南），从左右两翼迂回北进，消灭噶尔丹军于乌珠穆沁地区。
康熙亲临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旗南）指挥，同时令盛京将军（治所今辽宁沈阳）、吉林将军（治所今吉林市）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右路军北进至乌珠穆沁境遇噶尔丹军，交战不利南退。噶尔丹乘势长驱南进，渡过沙拉木伦河，进抵乌兰布通。清左路军也进至乌兰布通南，康熙急令右路军停止南撤，与左路军会合，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并派兵一部进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伺机侧击噶尔丹归路。
乌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该地北面靠山，南有高凉河（沙拉木伦河上游的支流），地势险要。噶尔丹背山面水布阵，将万余骆驼缚蹄卧地，背负木箱，蒙以湿毡，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谓之“驼城”，并令士兵于驼城之内，依托箱垛放枪射箭。清军以火器部队在前，步骑兵在后，隔河布阵。八月初一中午，交战开始。清军首先集中火铳火炮，猛烈轰击驼阵，自午后至日落，将驼阵轰断为二，然后挥军渡河进攻，以步兵从正面发起冲击，又以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噶尔丹大败，仓皇率全部撤往山上。次日，遣使向清军乞和，乘机率残部夜渡沙拉木伦河，狼狈逃窜，逃回科布多（今蒙古吉尔噶朗图），这时，噶尔丹只剩下数千人。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失败后，分裂叛乱之心未死，他以科布多为基地，招集散亡人员，企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为防御噶尔丹再次进攻，康熙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部署，加强边境守备；巡视漠北诸部，稳定喀尔喀蒙古上层，将逃居漠南的喀尔喀蒙古分为左中右三路，编为37旗；设立驿站和火器营，沟通内地与漠北地区的联络，专门训练使用火铳火炮。
康熙三十三年，清廷诏噶尔丹前来会盟，噶尔丹抗命不至，反而遣兵侵入喀尔喀，康熙遂决定诱其南下一战歼之。为使此次作战顺利进行，清军在战前做了充分准备：调集兵马，征调大批熟悉情况的蒙古人为向导，随军携带5个月口粮，组成庞大的运输队，备有运粮大车6000辆，随军运送粮食、器材；筹备大量防寒防雨器具，准备大批木材、树枝，以备在越过沙漠和沼泽地时铺路。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噶尔丹果然率3万骑兵自科布多东进，沿克鲁伦河东下，扬言借得俄罗斯鸟枪兵6万，将大举内犯。在此形势下，康熙决定再次亲征，次年二月，调集9万军队，分东中西三路进击：东路9000余人，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越兴安岭西进，出克鲁伦河实行牵制性侧击；西路4.6万人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将，分别出归化、宁夏（今宁夏银川），越过沙漠，会师于翁金河（今蒙古德勒格尔盖西）后北上，切断噶尔丹军西逃科布多之路；康熙自率中路3.4万人出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北上，直指克鲁伦河上游，与其他两路约期夹攻，试图歼灭噶尔丹军于克鲁伦河一带。
三月，康熙率中路军出塞。五月初，经科图（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北）继续渡漠北进，逐渐逼近敌军。噶尔丹见康熙亲率精锐前来，又闻西路清军已过土剌河，有遭夹击的危险，便连夜率部西逃。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进抵土剌河上游的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距噶尔丹军15公里扎营。昭莫多，蒙语为大森林，位于肯特山之南，土剌河之北，汗山之东。费扬古鉴于清军长途跋涉，饥疲不堪，决定采取以逸待劳、设伏截击的方针，以一部依山列阵于东，一部沿土剌河布防于西，将骑兵主力隐蔽于树林之中；振武将军孙思克率步兵居中，扼守山顶。战斗开始后，清军先以400骑兵挑战，诱使噶尔丹军入伏。噶尔丹果然率兵进击，企图攻占清军控制的山头。孙思克率兵据险防守，双方激战一天，不分胜负。此时费扬古指挥沿河伏骑分兵一部迂回敌阵，另一部袭击其阵后家属、辎重，据守山头的孙思克部也奋呼出击。噶尔丹军大乱，夺路北逃，清军乘夜追击15公里以外，俘歼数千人，收降3000人，击毙噶尔丹之妻阿奴。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