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４年春，新闻大院来了位怪人。说他怪，就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半旧的粗毛呢列宁装短大衣。大衣颜色洗白了，斑斑驳驳的，依稀看出缺少两颗扣子。他头戴一顶破旧的鸭舌帽，帽子隐隐现出暗格子的质地，帽舌上结出亮亮的油垢。帽舌下有张方正的脸膛，清瘦、苍白，略显病态。他厚厚的嘴唇，唇线紧绷着，嘴不轻易启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睿智而深邃，眼泡有些浮肿。他常常凝视着一个地方，怔怔发呆，发呆时眼中的光芒便收敛起来。他不说话，也没耐心听别人说话，别人讲话时，他常是脑门转向一旁，一副木然、冷漠、孤傲、旁若无人的样子。他身上有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漠然，又有一种胸怀丘壑的大智若愚。
县委宣传部特意交代我，给他安排一个单间。单间收拾好了，他便默默住进去，一连几天不和大家来往，也不与人交谈，吃了饭，他便一个人钻在小屋里，一支接一支抽烟。到深夜，又凌晨，他窗户上的灯火通明透亮，他披着短大衣靠在被摞上，大口大口抽烟。小屋被浓重的烟雾填得满满的，他却熬得住。
大约第五天，他突然在饭厅里发现了熟人－－原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
蒋南翔和吴冷西早来半个月，由组织部门接待，他们经常往从县城搬到荒滩上的“抗大中学”跑，据说他们在对辉县办乡村教育搞调查研究，这几日下乡刚回来。
他们看上去是老朋友，几个人拉着手谈个没完没了，高门大嗓，口若悬河。我这才发现他竟然那般健谈，只不过鹤鸣常向月，不和凡人交谈而已。
“老蒋，你住在哪里？”他问。
“东院，就是县委大院。”对方回答。
“谁接待你们？”他又问。
“组织部呀！”对方又答。
他霎时哑默，脸色阴沉下来，再也不说话。
回到新闻大院，他突然拦住我：“请问，你们县委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人呢？我和蒋南翔都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为什么他住东院，我却住西院？这里面是否还有等级差别？”
见他满脸愤怒又严厉庄重的神态，我不知如何应对，便跑到宣传部（政工组）去问根由。部长解释：“你给他解释一下，这中间不存在等级差别，也没有另眼看待，考虑他是搞文学的，新闻大院住的都是文艺界人士，住在一起不寂寞，彼此有共同语言。蒋住东院，是便于和县里交流情况。如果他想住东院，就让他搬过来吧。”
我把领导的话原原本本向他学了一遍，他沉吟片刻说：“如果我和他们不存在差别，我就住在这儿不动了。”
过了两天，他又找到我，悄悄说：“我还想提个问题，首先声明我不是怀疑县委，而是怀疑上面是否还有人揪住我辫子不放？我总有点不放心，怕表面上说要解放了，暗地里又有人在动手脚。为什么蒋南翔由组织部门接待和陪同他去调研，而我却由宣传部门接待，还和一大批黑线人物混在一起，这不就是明显的差别吗？”
为了解除他的顾虑，我又去找领导请示。
领导解释：“请他放心。‘县革委’对他们这些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们的安排，都是有上级明文指示的，本来准备由组织部门接待他，考虑到他是文艺界的老领导，由宣传部门接待便于了解他的意见和要求。请他不要多心。”
我又把领导的解释向他复述一遍，他听了轻轻点头，没说什么。但是我能觉察他那犀利的目光总是默默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要看穿面前的现状后面似乎隐藏着的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过了两天，他又把我拉到他的屋里说：“专员，大家都说你急公好义，麻烦你再帮我打听打听好吗？老蒋每天下乡，都有专车护送，而我却是搭大家的便车一起下乡，这其中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存在，怎么会有差别呢？”
无奈，我只好又去请示，反映他的思想顾虑。领导说：“蒋南翔、吴冷西是搞教育方面的调研，教育局派人陪同，随时交流情况，随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别人不便掺和。他和文艺界同行一起下乡，热热闹闹不好吗？如果他实在有意见，你调整一下，尽可能给他安排专车！”
我反映说：“他不像是要求特殊待遇，主要是担心上面对他的政治态度。”
领导说：“请他放心，他来辉县是中央组织部安排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
他听我转述了这话，稍稍安心，深深吸了一口烟说：“专员，你看到我这番疑神疑鬼的神态，一定感到很好笑吧！唉，我是被整怕了，不得不多长个心眼哪！我从湖北咸宁到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真是尝尽了苦头，好容易盼到解放了，心里轻松，一时兴起，就写了篇《笨鸟先飞》的报告文学，发表在新体育杂志上。这一下又被点了名，本来自由了，又被立案审查！我清楚了，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写诗，写出来也不能发表。因为我和孙悟空一样，头上套有金箍哩！”
写到这时，你也许明白，他是谁了吧？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郭小川。
我和他开玩笑说：“你真像战国时期的那个冯谖啊！”
他却连连晃手，严肃地说：“我哪里比得上冯谖！他唱长铗归来兮，食无鱼，孟尝君便给他鱼吃。他唱长铗归来兮，出无车，孟尝君便给他车。他唱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孟尝君便派人供养其母。他冯谖不如意，可以仗剑而别，远走他乡。我呢，不会翻跟斗云，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我认真地说：“谁也否定不了，你是位了不起的诗人！”
“不，我是一个兵！”
他摇摇头郑重地说：“我是一个兵，从１９３７年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就成为三五九旅一名战士。随着部队转战千里，做过宣传、教育、机要各种工作，我肩上没有离开过枪杆子。１９４１年到延安马列学院进修政治理论，也还是一个兵。１９４５年秋天重返冀中，在家乡丰宁当县长，领导清匪反霸和土改斗争，用枪杆子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平津战役开始，我随军入关，１９４９年又随大军进入天津。１９４９年５月随军南下，跨过长江，从北国到了南疆。这期间，我基本上没离开过部队，没有离开枪杆子。之后调到中南局宣传部干上行政工作，手中的枪杆子变成了笔杆子。但是自从投入红色士兵的行列，无暇从容地写诗，也从来没想过要当一个真正的诗人。我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兵！毛主席的兵！一颗心似火，三寸笔为枪。我时时刻刻怀念部队，怀念往昔的战斗生活……”
他说起话就冲动，苍白面颊泛起淡淡红润，两根青筋在额角跳动，眼眸上几道疲惫的血丝特别耀眼。
看来他对我信任了，一番自白过后，他敞开心扉，跟我说了很多。
“我也许写过诗，也许不是诗，今天更不会有人承认它了。我或许就是因为诗而流落此地的吧，但我从来都是一个兵！过去是，今天还是。”
他说着，脸上掠过一层灰色的阴影，脸色渐渐变成铁青。他目光发直，盯住某个地方凝视，茫然而傲慢，那长而直的鼻梁上弥漫着烟雾，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凛然之气。那时的他，看起来俨然一个受了伤的战士，他正俯视着硝烟未尽的战场，回味着逝去的刀光剑影、呐喊厮杀－－他的形象似乎是在昭告：受了伤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战士！
我不愿他为目前的处境过于伤悲，便安慰他：“听说中央领导是了解你的，为了保护你，领导们把你的一切组织关系都转到了中央组织部，让你到太行山体验生活搞调查研究，这样可以暂避风头少惹麻烦。”
他听了此言，面露淡淡的苦笑：“你以为我会自杀吗？不！战士手中的枪是为敌人准备的，朝自己身上开火的人是懦夫！”
哦，诗人，寻常谈吐也是诗的语言。
我们正谈得投机，门外进了位客人，他便沉默下来，痴呆呆枯坐在那里，形同木偶。人家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接茬，顶多啊一声嗯一声，吐不出一个囫囵音节，直到对方自感没趣，主动告退。他依旧木然呆坐，不留也不送。
我对他这种行为老大不满，甚至想抱怨他的傲慢，批评他待人不恭。想跟他说，能够走进屋里来的都是新闻大院的客人，大家应该彼此尊重。
待人走后，他才重新开口，毫无内疚地说：“专员，休怪我无情。这些年的教训，我得出一条经验，凡生人在场，三人以下者，绝不开口说话！”
“这又是为何？”我好生疑惑。
他说：“前些年人家搞我的专案，有些事情被弄得似是而非的，我为此没少尝苦头。有些话很像我说的，时间地点也对，人证物证俱全，但是谈话内容全然不对。我不承认，人家就整我、骂我、折磨我，说我顽固抵赖。有时我自己也怀疑，是我的记忆出了毛病？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明白，是有人偷梁换柱、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把我的谈话塞进了私货，添加了内容！所以我学乖了，没有深交的人，三个人以下不开口，三个人以上才说话。即便有小人作祟，几个人的证词不可能一致，除非都坏了良心！唉，不得不防，这些年咱们国家滋生了一大批专事告密取宠的奸佞小人啊！”
他的话让人寒心，令人战栗！
诗人啊，你的智慧你的睿颖怎么能用在防范庸俗小人的心计上啊？为了生存为了保全自己，你这样坚强爽直的汉子怎么也学会了一套俗不可耐的韬晦之术啊？我好生替他担心，人世的凶险会耗尽他的精力，政治风浪会磨掉他周身锋利的棱角，还会有诗吗？我更担心，长此以往，才子会绝迹，华章不再萌生，文化便会绝种……
当浩然住进新闻大院的那天，郭小川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一连三天不出门，回避和他见面，连饭厅也不去，托服务员把饭菜打好送到屋里来，他用过便把碗、筷、盘子一股脑扔在屋角里，不洗不送不清理，几天过去屋里一片狼藉。
夜里等我从山里回来 ，他把我拖到屋里，认真盘查：他究竟干什么来了？是否带有秘密任务？
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他，他并不相信，用非常鄙薄而又苛刻的口吻说：此人是个政治扒手！是江青身边的红人，凭借得宠独霸文坛，十亿人民一个作家，三千粉黛无颜色！你好好探听一下，他会不会是个灾星？我又该大难临头了！
我把他的处境婉言告诉浩然，对方摇摇头：他是我尊敬的诗人和领导。我是北京文化局的，他是中国作协的，我们没有工作关系，我也不了解他的情况呀！
为了表示礼貌，浩然抽暇走进郭小川的房间，主动打招呼。
郭小川披着短大衣，双手绞在胸前，大半个身子斜靠在被摞上抽烟，眼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这是他的习惯姿势，一天到晚都这样，夜里睡觉也这样，抽着烟入眠。睡不着，又靠在被摞上接着抽。
浩然站着，抽出一支烟递给他，他没接。
浩然走前一步问他身体可好，他没搭腔。
浩然退回脚步转身走了，他没动窝。
我好狼狈，想批评几句。他却坐起来，冷冷地吐出一口烟雾，说了一句：“见所见而见，闻所闻而闻。”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也知道这个典故。竹林七贤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辉县境西。山中峭壁巍峙，藏有古刹于高松茂林，潜有山泉于幽谷石溪，七贤常于山中卧云抱石，鼓琴清谈。山下一片河滩，翠竹环护竹林村，嵇康、向秀隐居其中，整日升炉锻铁，以避乱世。竹林村距山涛家不远，距洛阳不过百里路程，所以便是文人相聚、纵酒浩歌的好去处，久而久之，便成就竹林七贤的美谈。
司马氏专权朝廷，竹林七贤不肯为伍。山涛入朝为官，遭到嵇康恶骂，并与之绝交；阮籍为避祸患，佯狂酗酒；嵇康躲避乡野，以锻铁掩人耳目。
钟会投靠司马氏甘为鹰犬，为探嵇康虚实，专程来到竹林村，以讨教文章为借口求见嵇康，却吃了闭门羹。嵇康对他视若不见，扔给他一个冷脊梁，旁若无人地挥锤锻铁。钟会丢了面子，就讲了两句话：见所见而见，闻所闻而闻……
后来，嵇康被罗织罪名，逮捕入狱，斩杀于洛阳街头。
很明显，他把浩然视为钟会一类人物。
以后，他再不与浩然见面，直到浩然离开辉县，二人没有对过一句话。
郭小川在新闻大院住下来了，偶尔也和大家一起下乡，到工地去。有时，他主动要求和县委领导干部一起下乡，爬山越岭，走村串户，踏踏实实搞调查研究。很快，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有了感情，对太行山的人民群众产生了敬意。
有一次，他和县委主要领导一起爬上县城北面的九山，参加为县里治山治水提出更全面更实际的设想的会议。面对九山的山前山后，大家发言踊跃，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九山是太行山余脉 ，山峦不高，好似趴在平原上的一条卧龙。郭小川独自站在一块峭石上，凝视着远方久久地沉默。山风刮起他的衣襟，吹乱了他的鬓发，他禁不住长长地“啊”了一声！这声轻叹被山风吹到很远的地方，引发一串回音，在山野荡漾……
我陪他站在那里，不知道他有什么感触，又不愿打扰他的思绪，山野很宁静。
好久好久，他才回过头缓缓地说：“我家在河北，也是山区，和太行山根脉相连。我十四岁从家里逃出来，跑到北平，走上抗击日寇保卫山河的道路。我喜欢山，喜欢那支战斗歌曲《在太行山上》。今天，见到这情景，我好像又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又回到战友们的怀抱之中了。”
我没接话，任他唠叨，任他在畅想中展开思绪的翅膀，不要让自己陷在猜忌防范的角落里，难以解脱。
突然，他用低沉的声音吟哦起来－－
五十万双眼睛在瞩望：
你们带我们哪儿走？
五十万颗心在期待：
还不采取有力的步骤？
县委书记突然建议：
可不可以到九山上面走一走？
看看全县的面貌，
到底改变了没有？
九山上，看全县，
目光一刻不离山前山后。
一个个，心潮起伏，
思绪万千，遐想悠悠。
人们的一派深情，
好似城镇乡村的炊烟缕缕。
看今朝，万般激动；
忆昨日，满腹忧愁。
九山上，看全县，
热汗在寒风中直劲流。
一个个身在山顶，
心在全县，志在九州。
他们的满腔热血，
如同山洪一般狂奔猛吼。
望明天，一身重负；
想眼前，满面含羞。
看一看，忆一忆，
谁也不愿对人民负疚！
战争年代，
多少人的血汗曾洒过这片山区，
而今呢？
亮开自己的肩，伸开自己的手，
软塌塌，肉茸茸，
还有多少钢铁战士的劲头？
看一看，忆一忆，
谁的心中不觉得难受？
战争年代，
谁也懂得勇敢作战，艰苦奋斗。
而今呢？忙忙碌碌混革命，
舒舒服服等丰收。
统销粮，救济粮，
一发下去便以为好事成就。
望一望，想一想，
谁不觉得痛心疾首！
全县没有变化吗？
当然不是一点儿没有。
但是，山还是那么秃，
坡还是那么陡。
小块巴掌地，大片乱石滩，
还是那么丑！
望一望，想一想，
谁不感到虚度春秋？
全县工作没有进步吗？
当然不是一步也没走；
但是，山还是那么高，
石头还是那么厚，
山中的草木，地里的庄稼，
还是那么瘦！
过了一会儿，常委们心事重重，
下了山头；
这一场内心的风波，
似乎并未暴起巨浪洪流。
在山上割草的社员们，
看到这不同凡响的征候，
心想，光来转转有什么用？
要干就得动手！
忽然间，革命烈火烧起来了，
直上重霄九！
农业学大寨回音四起，
震撼了皇皇宇宙。
老书记的名言，
在太行山下不胫而走：
所谓山河依旧，
实际上是思想守旧！
忽然间，革命风暴扩展开去了，
群山唯唯俯首。
愚公移山的声浪飞扬，
轰动了整个神州。
县委书记的名言，
传遍全县老岭荒丘：
生在太行山，不敢斗石头，
不是愚公是智叟！
如今是第九个年头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
县委已有了安排，
可惜这儿不能停留。
你会相信，他们仍将向上攀登，
一步一层楼。
美好的未来，
总有一天会降临太行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