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女人的名字
临近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些日子，媒介上关于香港的消息铺天盖地。于是，一个让我们已经感到生疏的现象又重现眼前：即那些进入了重要机构的人员名单中，女人的名字统统比男人多出一个字。好像女人都是复姓似的。其实稍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那个字多在了前面，是她丈夫的姓氏。
我先生就属于“稍有点文化”，他带着无名的得意说：如果你在香港，你就得叫熊裘山山。那感觉恨不能马上就移居过去。我哪里会让他有这样的得意，当即说，你想得美！的确，我们这一代直接生在“男女平等”口号里的女人，哪还能接受这样的事？
但静下心来细细一想，却想出女人名字中的许多特别之处来。即使在我们今天的大陆，女人的名字不仍然比男人长吗？只不过长在了后面，只要是男女一起出现在重要的名单中，女人的名字后面必多一个（女）字。按电脑排列，就生生多占了三个字。当然，谁都明白，这样突出女性完全是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因为公众一眼就能看出，连这样重要的机构里，都有女性的参与，并且已达到了一定的比例，可见……是吧？这是书面表达。书面以外，女性也是被强调的。比如我，即使花红柳绿地站在那儿，人家也会指着介绍说，这位是女作家裘山山。那“女”字往往是加了重音的。如此，女人的名字不在前面多一个字也得在后面多一个字，天生复杂。
不过，我们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就会发现女人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复杂的。早先女人在姓名上很有地位。有专家研究证明，在上古母系社会，社会组织就是以“母系继嗣规则”为核心来构建的。子女从母居，随母姓，丈夫也从妻居，随妻姓。比如黄帝就是从母姓，姓姬，而他的儿子娶妻后分别从妻姓，共得十二个姓。后来到了夏代，母系继嗣制就被父系继嗣制取而代之了，也不知是谁搞的改革。但在夏、商、周时代，仍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字为什么从女旁？据说就源于此。
可是后来，随着女人地位的不断下降，她们的姓名也就越来越被忽略了。以至到后来，女人不仅传递不了自己的姓氏，连名字也渐渐给弄没了。我们从最早的中国女名人说起。“女娲”显然不是姓名，且不论。商纣王的宠妃叫“妲己”，“己”才是姓，“妲”似乎是排行之意，其名相当于“己老大”。周幽王的宠妃叫褒姒，源于姓“姒”而生于褒国，也是无名；著名美女西施亦只是姓施，家住茱罗村西头而已。另一位载入《乐府诗》的美女秦罗敷，其名字也值得推敲。古辞《陌上桑》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可见这名字是她自己取的，相当于“别号”。她是个种桑养蚕的女子，罗（丝织品）与她密切相关。至于为什么叫“罗敷”，我估计有两个可能，一是她常常身着罗衣，二是她的皮肤如丝绸般柔滑。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测。汉代著名宫女赵飞燕，听起来倒是有名有姓，但“飞燕”二字并非她父母所取，盖因舞姿轻盈而得，相当于一个绰号。它进宫后即施展无穷魅力，很快令许皇后和班婕妤失宠。皇后失宠似乎很正常，班婕妤受到冷落却令后世的许多文人墨客难过至极，为此大发诗兴，留下了无数首“婕妤怨”。但这“婕妤”亦不是班女子的芳名，而是宫名，是帝王妃的称号。谁也不知道她原来叫什么。
就我所知道的生下来就有名有姓并有记载的女人，最早的大概是战国时期的聂荣了。她是著名刺客聂政的姐姐，性格刚烈，爱憎分明。《刺客列传》里写道，当聂政行刺失败被杀戮后，她悲愤交加，恨不能为弟弟报仇，当即自尽。还有一位留传于世的有名有姓的女人，是西汉蜀国的卓文君。她爸爸是当地的首富，大概有点儿文化，就给她取了个名字，还取得十分文气。当然，他没料到他女儿的性格却不文气，竟敢与有情人私奔。我以为卓文君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优秀女人，有文化，有修养，有鲜明的个性，还敢于不顾一切去追求理想的爱情。她在中国的出现给我的感觉是早了几百年，如果不是有史书的确切记载，真难以相信她是公元前一百多年的人。
其实认真查阅起来，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优秀女人，有的著书立说，有的生产建设，但她们却没能留下自己的姓名。如《乐府诗》里有几位女诗人就做了无名英雄，仅被称为“某某氏”或“某某之妻”。为我国古代纺织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黄道婆，也没留下真名。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个中原因，大概是女人们的姓名与家族的承传兴旺无关，一但嫁人就自然淘汰了。写到这儿我忽然记起，南北朝时曾有位著名的女将领冼夫人，她就是娘家姓冼，夫家姓冯。我不知她是凭了什么没有被人叫成“冯冼氏”或“冯夫人”，而以“冼夫人”留名史册的？当然这是个例，不足为证。
话题再说回来。即使只在婚前拥有名字，能享有这种人权的，也仅仅局限于豪门望族的小姐们，或是文人墨客的女儿。如那位悲惨一生却才情横溢的蔡文姬，因为有一个文学家兼书法家的父亲，也就有个十分正规的名字：蔡琰。琰，美玉也。文姬是她的字。对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女子来说，不要说字，连名也没有。懒得费神。嫁人之前叫大丫、二丫、妮子、妞儿，嫁人之后叫“张家的”、“李家的”，“孩儿他娘”等等，最好不过叫“某某氏”，姓张的嫁给姓李的，就叫“李张氏”。望文生义的话，“待字闺中”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等待丈夫相当于等待一个名字。
可以说千百年来，大多数的中国女人都没个像样的名字。“妇人无名，以尊丈夫；野人无名，以尊学士。”就这么回事儿。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现象开始改变，有名有姓的女人渐渐多了起来。先是从那些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开始，后来就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仍有绝大多数女人是无名的，至少是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据说新中国成立进行选举时，许多女人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名字。于是大批的“某某氏”应运而生。某某氏们生的女儿，才终于结束了“某某氏”的历史使命。
女人重新拥有名字后，起初只图美丽，故用花草美玉者居多。后来就包含一些美丽之外的愿望了，如“惠”，“淑”，“洁”，“静”等等。在农村，女人的名字还常常肩负着另一种特殊的使命：“招弟”、“唤弟”。相比之下，男人的名字要专一得多，大都体现着祖上过去的荣耀和今后的重望，或“光宗”或“耀祖”，绝不“招妹”。但在形式上却比女人复杂得多。有名，有字，有号，还有别号。特别是有文化的男人就更复杂了，才华一横溢，全洒到了名字上了。往往一个著名男人的名字就可以写一篇论文。
一般来说，女人那些美丽如花草的名字一但结婚就失去意义了，如前面所说，要在姓名前加上丈夫的姓。一个本来叫马水仙的女人，结婚后就得叫牛马水仙了，我们譬如她丈夫姓牛。但这仅是书面语言，生活中不可能这么叫。一般来说，嫁给有钱人就叫牛夫人牛太太，嫁给穷人就叫牛家的，或牛儿他娘。日子一长，她就忘了自己曾叫马水仙来着，又从有名回到了无名。
我忽然想起了莎士比亚那句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这会不会是女人们失去名字的原因呢？她们有了个统一的名字呀。当然，我同时还想到了另一点，即嫁夫随夫姓这一习惯，是全世界都普及的。西方国家的女人结婚后，也同样要冠以丈夫的姓，被称作“理查德太太”或“亚当斯夫人”，自己原来那个漂亮的名字也同样会被人渐渐遗忘。最著名要算居里夫人了，她是波兰人，原名叫斯可罗多夫思卡，嫁给居里先生后改叫玛丽·居里，到最后，全世界都只知道一个居里夫人，而不知道那个波兰女子斯可罗多夫思卡了。想想可真替她爹妈冤枉。不知现如今他们这一习惯改变没有？
中国女人在这一点上倒是进步得很快，眼下大多数中国女人已用不着在爹妈给的姓名前加上夫姓了。她们的名字可以从生用到死。其名字的演变也和男人名字的演变一样，包含着许多社会历史内容。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女孩儿就取名抗美、超英；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叫红卫、敬东。这种变化说明女人和男人至少在姓名上的距离开始缩小了，要讲政治大家讲。
近些年来，我发现女人的名字又发生了另一种变化，即性别上的差异越来越模糊了。一些年轻女孩儿单听名字，往往很难判断她的性别。我不知这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愿望吗？不知这些个女孩子，长大成人后入选到重要机构时，名字后面还会不会有那个（女）？
女人的姓名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清晰地展示着女人的成长道路，真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但愿从今往后：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一九九七年，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