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一月，我来到刚刚创刊的《西南军事文学》做编辑。当时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由杨景民具体负责（时任编辑部主任。正是他向领导推荐了我这个“创作人才”）。我当时二十多岁，看上去还像个黄毛丫头，但因人手少，也被派作“大用场”了。好像是四月，杨主任便派我去北京执行两大任务。第一任务，取回邓小平同志为本刊题写的刊名；第二任务，向北京的著名作家约稿，并请其中的数位大腕担任我们刊物的编委，如冯牧，刘白羽，李瑛，徐怀中，王蒙，孟伟哉等。
我居然丝毫没有推脱，一口答应，就差说一句“坚决完成任务”了。真是初生牛犊啊（须知我当时就是个文青，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杨主任豪爽地说，你可以坐飞机去！大概算是对我执行此项艰巨任务的奖赏。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
到北京后，住进解放军文艺社书库（当然不是库房，是个简易招待所），顾不上见亲戚也顾不上游览，就拿着杨主任给我开的清单，每日赶公共汽车，按名单所列，一家一家去向大腕儿送我们的聘书，并约稿。还好当时是文学的黄金时期，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人和腕儿都还比较朴实，都答应作我们的编委（一分钱没有），也都答应给我们写稿，其中孟伟哉很快给了一个中篇，刘白羽和李瑛给了一组诗，刘亚洲也给了散文。记得在王蒙家约稿时，遇到了刘心武，但因为他不在领导列出的名单上，我就没有跟他开口——执行领导指示不走样。（但实际上是我羞于开口，我觉得我们刊物毫无名气，找人家约稿完全是求人家，所以能不开口尽量不开口，开口也是干巴巴的一句：我们杨主任叫我来跟你约稿。）
印象最深的是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找莫言约稿，他当时已发表了“红高粱”系列，火得不行（我读了他的小说后几乎没信心写小说了）。我找到他时，他刚从新疆参加笔会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吃烤羊肉吃得植物神经紊乱，又说马上还要出门去参加另一个会。我在一旁不作声地听着，直到和他分手，也没把约稿的话说出来，更没把崇拜的话说出来。他当然猜得到我那么老远跑北京去找他干吗，但我就是不愿意说，我嫌他太得意了。（居然还敢清高！其实是有些嫉妒。回来后即受到杨主任的批评，我只好写信给他再约稿，终于约到了，这是后话。）
送聘书和约稿的任务还算好完成，聘书都送到了，稿子不管约到没有，至少话都说到了。
最难完成的是取回领导题词这一任务。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背景了：那个时候，西南战区的硝烟尚未散去，也正是军事文学的黄金期，因此《西南军事文学》的诞生很受关注。我们先后请到了刘伯承元帅和徐向前元帅等领导的题词（这些题词是怎么请到的我就不清楚了）。杨景民又跟领导建议，再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题写刊名。领导同意后，他起草了一个报告，经一级一级领导修改后，再由我们军区当时的政委万海峰亲自改定，然后由我们军区著名的书法家方振先生，用工整的楷书抄写在宣纸上。一九八六年初春，邓小平正好到西南战区视察，杨景民就在军区万海峰政委的带领下前去汇报工作，当面将这一报告递给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对西南还是很有感情的，爽快地答应了（形容词为本人所加）。
我们很高兴，就一直等着，前三期刊名暂时使用了印刷体。但转眼四月了，题词还没来。杨景民有些急，就派我去北京取，以万海峰政委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估计是婉转提醒，万政委对我们也真够好的），信仍由方振先生抄写在宣纸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信送到，能马上拿到题词最好，拿不到也起一个催促的作用。
我拿着信，却不知如何才能送到他老人家手里。北京那么大，我上哪儿去找啊？想来想去，在北京认识的人里能帮上忙的，就只有刘亚洲了。刘亚洲当时在空军创作室当创作员，年初到四川采访路经成都，就认识了他。我就去空军大院找刘亚洲。刘亚洲特别够意思，当即就告诉了我邓家的地址。
我就按那个地址去找（再一次表现出初生牛犊的精神），转了几次公共汽车，问了路人甲和路人乙，终于在北京数不清的胡同中找到了那个重要的胡同。那胡同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的人肯定啥也看不出来。我找到那个门牌号码，是一扇很旧的大门。我敲门，大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出来一个哨兵。
他严肃地问我，你什么事？我说，我是成都军区的，来送一封信。哨兵说，送什么信？你不能进去。我当然知道这种地方是不随便能进的。我态度很好地说，我不进去，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邓小平同志就行了。（多朴实啊。简直像我党地下交通员。）哪知哨兵根本不接，瞟了一眼说，不行，拿走。我很奇怪，问为什么，你帮我拿进去不就行了吗？哨兵说，谁知道你信里有什么东西？我递给他说，你摸一下嘛，里面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封信。是我们军区政委写给邓小平的信。（朴实到家了。）哨兵还是不接：那也不行。跟着他又加了一句，万一你信里有毒呢？
他说这话时，有点儿故意气我的样子，我还真给气着了，他居然把我当成坏人（现在想来哨兵当然是对的，他怎么可能随便接东西进去呢？绝对是有严格纪律规定的）。我大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是领导要我送来的，完不成任务你负责啊？哨兵看我生气了，居然笑了起来：瞧你那样，军容都不整，还想进去。赶快走吧。说完就要关门。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军容不整，看他撵我走，真生气了，转身就走，走了两步气不过，回头冲着他说，你有什么可神气的，你不就是个站岗的吗？那哨兵大喝一声，你给我回来！吓得我撒腿就跑。呵呵，真丢人。跑了两步回头看，哨兵还在原地站着笑。才想到他不会追的，他不能离岗啊。
我走进商场找了个镜子一照，发现自己军衣左边的领章歪了，肯定是挤公共汽车的时候给挤歪的。难怪他说我军容不整。
我没辙了，只好再去找刘亚洲，气呼呼地给他讲了自己的遭遇，连比划带形容的，还加了一点儿小小的夸张，差点儿没掉眼泪。刘亚洲好言好语地安慰我说，别生气，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样吧，你把信交给我，我来帮你转交。
我松了口气，心里真是万分感激，觉得刘亚洲太好了，太够朋友了。其实我叫了半天苦，就是想让他帮我。我把信给了他，卸下这个重担，就打道回府了。
刘亚洲果然将信转交到了邓小平办公室。没过多久，五月中旬，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刊名就送到了成都，是杨主任亲自去机场取回的。我们大家一见，高兴坏了，都知道邓小平同志从没给文学刊物题写过刊名的。于是从第四期起，就用上了他老人家的手书，一直用到现在。
一晃二十四个春天过去了，在越来越不是滋味儿的今天，我常常想起那个春天，想起随和可亲的万海峰政委，想起重情重义的刘亚洲老友，想起充满热情的杨景民主任，想起朴实平和的“大腕儿”们，想起才华横溢的年轻的莫言，想起那个调皮的哨兵（他也应该人到中年了吧），想起只有二十多岁的我，想起那种无需“打点”就可以办事的单纯的美好的日子。
在想起这一切的时候，我的耳边正播放着汪峰那首《春天里》……一时间，热泪盈眶。
二〇一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