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宋太宗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浓厚，文臣一般都看不起武将。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卖油翁》是欧阳修写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内中主人公陈尧咨并非虚构，他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箭术高超，到了百发百中、出神入化的地步。为此，宋真宗曾打算让他改授武职与契丹使者比射。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边用棍子抽打边教训他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阀阅，忍乎？”
一个文人改授武职就是有辱门第，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陈尧咨的母亲一个，整个社会风气如此。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文臣的气焰高涨也就是难免的了。在相同级别的文臣面前，武将一般都要承让三分。而且不仅文人瞧不起武将，武将有时也瞧不起武将，自古都道文人相轻，在宋代，武将也经常相轻，甚至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相互陷害。
狄青在真定路当副都总管时，曾经很受他的顶头上司韩琦的气。狄青与韩琦虽然同岁，但韩琦成名要早得多，当年经略判官尹诛将狄青推荐给范仲淹和韩琦时，狄青尚是无名之辈，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地位慢慢已与韩琦相当，但韩琦对他从来都不怎么重视。
一天，韩琦设宴招待客人，席上一名侍宴的歌伎白牡丹，受韩琦怂恿向狄青劝酒，竟然说“我看斑儿你还是喝一杯吧”，一个妓女居然敢明目张胆地讥笑狄青脸上的黥文，真是匪夷所思。更令人奇怪的是，韩琦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哈哈大笑，这令狄青非常不爽。隔了几天，狄青找了个碴，给白牡丹招呼了一顿板子，总算出了口恶气。不过没高兴几天，他又犯到了韩琦手里。
狄青的旧部焦用押兵路过定州，被所押的犯人控告克扣供给，韩琦准备诛杀焦用以肃军纪。为救焦用，狄青数次求见韩琦，韩琦都不理睬。最后狄青一直在韩琦公署的门外阶下等候，见到韩琦后说：“焦用有军功，是个好男儿”。韩琦非常轻蔑地撇了撇嘴，“东华门外状元及第敲锣打鼓庆祝的才是好男儿，焦用一介武夫也敢说是好男儿？”
硬是当着狄青的面把焦用给杀了。
狄青的战功，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按理说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对他的出身和脸上的黥文总会流露出某种轻蔑或歧视。《杨家府演义》借杨文广之子怀玉之口说出身为武将的心声，“他们恃是文臣就欺凌我等武夫，受几多呕气”。狄青也深知这一点，他曾经感叹：“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宋代的进士分为三个档次，进士及第、同进士出身、赐进士出身，进士及第是最高等，没有进士及第就如同今天没有一张好的大学文凭一样，凭空就要受人歧视，难怪狄青会发出那样的叹息。狄青的功业远胜过韩琦，但就是因为没有进士及第而觉得低人一等。即便他以后位列枢密使，成了当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境况仍然没有多少好转。
狄青升任枢密副使时，枢密院派人迎接，等了几天他都没来，迎接的人恨恨地骂道：“迎一赤老，还屡日不来！”狄青身为武将威名四震，升任枢密使后，文臣们更是担心他功高盖主，有朝一日难免不会夺权，一些流言蜚语开始传播。因为他不肯去掉脸上的黥文，有人编出这么一首歌：“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川河子畔。”“汉似胡儿胡似汉”指他姓狄而为汉人，“改头换面总一般”指他脸上有黥文，“只在汾川河子畔”指他的籍贯汾州西河。这首歌的隐意是说，狄青将危害大宋。
嘉祐年间，京师洪水泛滥，为了避水，狄青把家搬到大相国寺殿。一天，他穿件浅黄色的袄子坐在殿上指挥士卒，开封的人便盛传黄衣登殿了。这又是一件敏感事，浅黄色的袄子当然与黄袍不同，不过前朝曹利用的儿子就是因为穿浅黄色的袄子被人陷害下油锅烹了，曹利用本人也受牵连被贬谪房陵，在路上无奈自杀。这两件事尽管都是捕风捉影，但如果较起真来，杀伤力也是极大的。
还有更为离奇和荒唐的事在流传，典型的就是光怪烛天和狗生异角，有人称狄青家养的狗长出了角，而且屡屡出现怪异的光象，凡此种种叠加在一起，让文彦博、欧阳修等朝中大臣得出一个结论，狄青是朝廷的隐患，狄青不除，朝廷危矣。原本武将就不能担当枢密使，这回他们更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当初任命狄青为枢密使时，宰相庞籍就力称不可，理由正如后来欧阳修所说：“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
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七月以前，欧阳修三次上书，要求宋仁宗罢免狄青。欧阳修(1007—1072)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在北宋政坛、文坛及史学发展上，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他人品高洁为人敬仰，早年参与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终其一生为谋求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不遗余力地举贤荐能。就是这样一个泰斗和导师级的人物，却多次无中生有地弹劾构陷狄青。欧阳修所上的第一疏叫《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堪称宋代文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作，文中的一些观点非常值得玩味：
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宄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独能言之，人主又能听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独入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无贵贱相与语于亲戚朋友，下至庶民无愚智相与语于闾巷道路，而独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盖其事伏而未发，言者难于指陈也。
臣切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谓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因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进用，自言我辈之内出得此人，既以为荣，遂相悦慕。又加青之事艺实过于人，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才能。国家从前难得将帅，经略、招讨常用文臣，或不知军情，或不闲训练。自青为将领，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训练之方，颇以恩信抚士。以臣愚见，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惯见如此等事，便谓须是我同类中人，乃能知我军情而以恩信抚我。青之恩信，亦岂能遍及于人？但小人易为扇诱，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遂皆翕然喜共称说。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然则青之流官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使之然也。臣谓青不得已而为人所喜，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自宜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人身应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唯陛下犹未闻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泚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蹉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难官者，唯愿陛下早闻而省察之尔。如臣愚见，则青一常才，未有显过，但为浮议所喧，势不能容尔。若如外人众论，则谓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且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难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则又言无及矣。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闻外议喧沸而事系安危，臣官狂计愚，不敢自默。
欧阳修说得非常明白，不论狄青有没有过错，也不管他有没有二心，为了防患于未然，都必须罢掉他的枢密使。欧阳修对晚唐至五代盛行的武将拥兵自重，篡位夺权的历史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得出狄青“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的结论，极力要求宋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
宋仁宗初时对大臣们的言论将信将疑，未置可否。欧阳修也不含糊，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后在七月连上两状《上仁宗论水灾》，甚至搬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一步指出“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当此之时“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息害”，果断罢免枢密使狄青。在他看来，只有罢免狄青，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未萌之患害”。
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导意见，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狄青被罢的过程中，另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文彦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彦博是当朝宰相，因为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再加上越来越大的倒狄声势，使得他也加入倒狄的行列之中，力劝仁宗免掉狄青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仁宗觉得狄青劳苦功高，不忍心这样处置：“狄青是个忠臣，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文彦博正色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一句话噎得宋仁宗无言以对。宋太祖赵匡胤当然是周世宗的忠臣，但就是这位最值得信赖的忠臣最终夺了周世宗的皇位，宋仁宗又怎么能够保证狄青的清白呢？对于武将的篡位野心，只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换句话说，怀疑即为有，“莫须有”即为有！
莫名其妙地被外放，狄青很是委屈，他向文彦博询问其中的缘由。没想到文彦博对他怒目横视，声色俱厉地说出一句话，“无他，朝廷疑耳”。吓得狄青倒吸一口凉气，后退了几步，再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得接受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度使的名义出判陈州，这件事的发生，绝对是历史的教训。
公元1056年8月狄青被外放陈州，文彦博等文臣仍不放心，每月两次遣使探视。每次听到使者前来，狄青“惊疑终日”，第二年便“病作而卒”，终年50岁。“陈州出梨，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狄青之死竟然验证了这句预言，令人悲哀。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死在了文臣的口舌之间。文臣们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还装扮成正义之剑高悬在武将头顶。
狄青与岳飞之死是宋代的两大悲剧。岳飞之死，大家同仇敌忾。狄青之冤，又有几人知晓？狄青之死比岳飞更惨、更令人无语凝咽。岳飞毕竟还是死于奸臣之手，人们找得着痛骂的对象，可以一吐胸中块垒。狄青死于欧阳修、文彦博这些千古名臣之手，文彦博把“朝廷疑耳”这几个字说得正气凛然，声若洪钟，让人欲哭无泪，有冤难伸。杀害岳飞还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狄青被贬则不需要任何理由，当年韩世忠责问秦桧，“莫须有”何以服天下？谁人曾问文彦博，“朝廷疑耳”又如何服天下？
如果狄青不死，必会有更大的贡献。狄青死后，北宋再无良将。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逐个考察宋代的将帅，为出身行伍而官至枢密使的狄青所感动，认为他出身行伍而名震中外，一生始终谨慎，性格深沉，富有智慧谋略。宋神宗亲笔撰写祭文，派使者到他家中御赐贡品祭祀，并下令取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表达求贤若渴之情。怎奈斯人已去，空怀余悲！
宋朝不是没有名将，而是名将多不得善终，这也是为什么为宋一朝总被外敌欺侮的重要原因。宋朝造反的武将很少，在重文抑武的制度之下，武将成不了气候，在还“未萌”之时就已经被清除了。狄青和岳飞都是如此，只不过岳飞是明杀，狄青是阴死。岳飞之死有其不得不死的大背景，而狄青则完全可以不死。
从杨业到狄青再到岳飞都是被“疑”所杀，杨业因为监军的一句“岂非有他志”走上不归路，狄青因“朝廷疑耳”不得善终，岳飞则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处决，这些名将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又都有着相同的下场，被疑即必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被怀疑有罪就是有罪，只能认罪。不仅仅是宋，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体如此，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律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似从真，怀疑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是有罪，在防患于未然的大旗之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便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更让人为之动容的是，欧阳修屡次构陷狄青并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或恩怨。欧阳修的人品同他的文品一样堪称完美，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狄青，完全出于崇高的信念，他坚信这么做最符合国家利益，最有利于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一代名臣无端构陷一代名将，一代名将被一代名臣所不容，这是宋朝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如果宋朝也有廉颇与蔺相如般的“将相和”，宋朝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