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初了解杨家将是从刘兰芳的评书开始的，其实，杨家将故事已流传了近千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间基础，刘兰芳的评书只不过是对杨家将故事的又一次推动和普及。
一 从欧阳修写的一篇墓志铭说起
若从老令公杨业论起，杨家将事迹最早发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现今存世最早记录杨家将事迹的是北宋一代名臣欧阳修，他在1051年写过一篇墓志铭，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已是“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可见杨家将故事流传范围之广。
这篇文章作于杨业死后的第65年，距离杨延昭去世已37年，篇名叫《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是杨家的后人，名叫杨琪，杨业乃其伯祖。
欧阳修当时名满天下，无论是写墓志铭还是送行诗都很有影响。在那个年代，请人为前辈写墓志铭是很体面的一件事，能请到欧阳修写墓志铭更是倍加荣耀。杨琪的墓志铭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得益于欧阳修，另一方面也归功于他的儿子杨畋。
杨畋的曾祖父是杨业的弟弟，名叫杨重训。他虽然是杨家后人，但因不是杨业嫡传，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没有将他收入。杨畋与杨文广同时代，从官方的角度看，他的影响力比杨文广更胜一筹。杨畋是宋仁宗时代的文臣，堪称文武全才，与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有交往，有一段时间还做过包拯的财政助手，终年56岁。有人推测他与欧阳修很可能是同科进士，就像现今的大学同窗，有一定的交情是很正常的。1051年，杨畋在朝中担任吏部员外郎，与欧阳修同殿称臣，有这样一层关系，双方应答互动更为方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欧阳修是个文学家，其实他还是很有名望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在写这篇碑文之前两年，即1049年，42岁的欧阳修在经历了4年贬居之后重新回朝，先后出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数年后，他受命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后来又独自编修了《五代史记》，也就是《新五代史》。欧阳修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杨业父子评论的真实与准确。
1051年，44岁的欧阳修为杨琪写墓志铭的时候，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杨文广正在抗击西夏，当时应该是50岁左右，比欧阳修还大上几岁。第二年，也即1052年，副枢密使狄青率兵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
杨文广之父杨延昭镇守三关之际，欧阳修正处于童年时光，他很可能也听到过不少有关杨家的故事。
《宋史》中讲，杨延昭死时，“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那些望柩而泣的民众，不会哭过便罢，他们一定会以各种方式传播他们对于杨家将的所知与理解。
杨业父子的英雄事迹，在他们死后，甚至于在杨延昭尚在边关之时，就已经以口碑形式流传。口碑流传的发端者，一开始很可能就是那些从前线回来的、曾与杨业父子一起战斗过的将士们。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基本事实和主要人物应该是可信的，这就是杨家将故事的源头。
“天下之士”、“里儿”、“野竖”，印证了杨家将故事传播范围之广，它不仅是当时上层社会的热门题材，也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天下之士”或“里儿野竖”都“道”了些什么，故事的具体内容是怎么样的，现今已不得而知。
很多人认为欧阳修的墓志铭是关于杨家将事迹的最早记录，实际上早在欧阳修之前，已有杨亿写过杨业之事，这比欧阳修的记载还要早50多年，但是杨亿的记述内容已失传。
杨亿生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死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有《杨文公谈苑》传世，《宋史》中有很多记载都取材于此，该书在明中叶以后失传。《杨文公谈苑》是杨亿的乡谊门生根据他的谈话内容整理的，内容较为杂乱。后来由宋庠系统删订整理，汇编成《杨公谈苑》。《谈苑》成书后广为流传，且远播海外。
杨亿与寇准及杨延昭为同一时代人，杨业死时他只有十几岁，在真宗时渐成大器，堪称一代奇才，名重天下，欧阳修、苏轼等一代宗师都对他敬佩有加。根据《谈苑》记载，杨业死后，“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将两个监军“并除名，配录诸州”，杨亿所言应当可信。
真宗时修《太宗实录》，杨亿是主要执笔人，全书80卷，他独立完成65卷(今有残本20卷存世)。杨业战死于986年7月，《太宗实录》中有杨业事迹和小传，杨亿编撰《太宗实录》必然能见到有关杨业之死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战败而归的潘美等人的口述。
杨业之死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宋朝北部边防诸州守将获悉此事多有弃逃。杨家将故事在最初传扬的时候，不是历史故事而是时政新闻。雍熙北伐失败，本身就是当朝轰动一时的大事，杨业冤死又被平反，又很具传奇色彩。
皇帝专门下诏处罚潘美和两位监军，当然会引发朝野不小的震动，再加上前线亲历者带回来的各种消息，都可能成为街头热议的话题。宋时的舆论管制较为宽松，老百姓对此不可避免地会有多种议论，“天下冤之，闻者流涕”应该是一种主流观点。
说杨家将之事轰动一时，当不失为真。除了杨亿、欧阳修外，北宋论及杨家将的名人可谓不少，这其中包括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人。与欧阳修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差不多与杨文广同时代，所著《隆平集》有《杨邺传》，“邺”当系“业”之误；王安石曾说杨业被奸人所害，“不得其死”；包拯在《天章阁对策》和《论边将》中都盛赞杨业，认为他在守代州时创筑的城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二 杨无敌庙中的历史记忆
杨业之事不仅在北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在敌对的辽国也是备受崇仰。辽将耶律奚低一生战功卓著，但就是因为将杨业射伤而终身不被辽主重用，因为他这一箭重伤了英雄，破坏了辽主网罗英雄的计划。
杨业死后不久，辽人在古北口修建了一座杨无敌庙以资纪念。崇敬英雄往往超出民族界限，辽人不仅敬仰杨业，也敬重杨六郎，杨六郎与杨业一样，从没到过古北口一带，但据《明一统志》记载，古北口附近有杨六郎挂甲峪。
今天的古北口位于北京密云古北口镇，除了令公庙，还有七郎坟、琉璃影壁等古迹。宋时古北口位于辽国属地，是宋都开封通往辽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南) 的必经之路。宋使赴契丹都要取道这里，宋朝使者路过杨无敌庙，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篇。这里列举三首：
第一首，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 十二月，北宋名臣刘敞奉命出使，贺契丹太后生辰，写下了《过古北口杨无敌庙》：
西流不返日滔滔，
陇上犹歌七尺刀。
痛哭应知贾谊意，
世人生死两鸿毛。
刘敞为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宋史》卷319 有传。他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厚，为人梗直，立朝敢言，多次出使辽境。他的诗，既有对杨业的感怀与高歌，又有对杨业悲剧的同情与反思。
第二首，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十一月，苏颂奉命贺契丹主生辰回国之后，写下了《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这一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杨文广被宋英宗选拔为宿卫将军，封成州团练使，在朝中听命。
汉家飞将领熊罴，
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
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颂一生从政55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丞相，是集政治、外交、文学、药物、天文于一体的著名人物，欧阳修、朱熹等人对他多有赞誉，《宋史》卷339 有传。
“汉家飞将”原指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里代指北宋抗辽名将杨业，“熊罴”比喻勇猛的武士，“仇方”是指敌对的一方，这里指北方少数民族契丹。苏颂将杨业比作汉代的飞将军李广，诗的后两句是说，杨业的英名，即便是在敌对的辽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英雄般的崇敬。
第三首，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苏辙出使辽国，途经杨无敌庙，写下了一首耐人寻味的七律，这是他此次出使契丹28首诗作的第6首。当时距杨业去世已百年有余，杨家的第三代人物杨文广也已离世15年。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杨业本是中原悍将，庙却是辽人所修，苏辙心中生出无限感慨。诗中所提周子隐就是中学课本《周处》中那个猛士，他是晋代人，《资治通鉴》中有他的记载。周处在担任御史中丞时曾经弹劾过梁王司马肜，双方因此结怨。晋朝是司马家族的天下，周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他的梗直、倔强和不懂“吏事”。后来西北氐族造反，朝廷任命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周子隐受其节制。司马肜故意陷害周处，让他率兵向十数倍于己的强敌发动攻击。周处明知这是司马肜公报私仇，也只能义无反顾地冲向敌阵。
杨业与周子隐有很多相似之处，杨业是北汉降将，周处是江东降臣，周子隐被主将梁王肜所逼以五千人马抵敌七万，不得已力战而死。苏辙在诗的末两句，以晋代周子隐比杨业，以梁王彤指害死杨业之人，主张杀奸臣以谢忠魂。
苏辙的这首七律可能给了后来潘杨故事以很多启发，引发了关于潘杨恩怨的许多枝蔓，为潘杨案开了先河。“尝享能令异域尊”与苏颂诗中“威信仇方名不灭”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谈到杨业在辽国的巨大威望。
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始，至1122年燕云之役双方关系破裂，宋辽两国通使不断，每遇传统节日，都要互派使节致贺，特别是冬至和国主生辰，决不能遗漏，此外还有告哀使、回谢使、国信使等等。据专家估算，出使过辽的宋朝官员至少有1600人。宋朝以文取士，官员大都能文，宋代因瞻仰杨无敌庙而题诗者应该还有很多。元祐六年(1091年)彭汝砺作的《古北口杨太尉庙》，即属此列。宋朝涉及杨家将的诗文还有不少，如端拱二年(989年)张咏写的《赠刘吉》，庆历至嘉祐三年(1058年)范仲淹、韩琦分别作的《和杨畋孤琴咏》、《次韶答运使杨畋舍人》等等。
古北口杨无敌庙至今犹存，说明英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北宋对杨家将的官方记载少之又少，能够流传至今的更是绝无仅有。
杨家将传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杨家祖孙三代浴血奋战、有关史书尚未刊行之前，就已传播开来，属于当代人传当代事。也就是说民间传扬在前，史料成书在后，期间野史正史交杂流传。
而且，在出现了史料记载以后，杨家将故事也没有受到太多的约束，仍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不断附会演义。这与《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成书过程不尽相同。早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一千多年，西晋的陈寿就提供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蓝本《三国志》，然后才出现了相关题材的杂剧和评话，元末明初才形成《三国演义》，酝酿的时间非常之长。
三 话本杂剧奠定故事框架
北宋时就有杨家将故事的民间“话本”流传，但具体内容已经失传，只有个别残存目录。
北宋建都百余年，经济发展很快，娱乐随之繁荣，“说话”艺术非常兴盛，而且题材广泛，就连宋仁宗都非常爱听，每天都要叫人给他来上一段。“说话”是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说话人为了防止遗忘或是要授徒，把故事记录下来，便形成了“话本”。
“说话”对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家将故事的口碑传说早于历史记载，而在有了历史记载之后，又与历史记载平行流传。正因为是口口相传，传播人难免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加工。而且在事发的当时，能够洞察事情真相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道听途说，虽非凭空臆造，失真之处也在所难免。
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第一次提出了“杨家将”这一称谓。不过，《烬余录》被很多人怀疑为伪书。它号称成书于宋末元初，但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以民间藏书的形式第一次付印，期间跨越了700多年历史。
《烬余录》记录杨家将的文字可谓粗略，内容与《宋史》提供的史料堪称南辕北辙。其中关于杨业七子的名字、排行、官职以及阵亡者为谁等都有很大出入。书中把与杨延昭同时代将领杨嗣的功绩安到了杨延嗣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幽州救驾等情节，这与明代小说中的幽州大战、戏曲中的金沙滩之战非常相近，可以称得上一脉相承。从这一点上看，《烬余录》很有可能是清人化名宋人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