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写振节国，从采访补充生活到重新成书出版，历时六年。此书初版就印五万余册，后来再版十多万册，1982年被评为花山优秀图书，1983年被河北省列为职工读书活动推荐书并两次送往香港参加书展，1989年获全国长篇小说“乌金奖”。1986年，唐山电视台改编了电视连续剧《节振国》，只是他们没改编好，将节振国基本降为一个武打片的主角，不能使人看到节振国这个抗日英雄的精神面貌。
写了节振国，并未满足我写抗日战争题材的愿望。我始终认为反侵略，区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揭示、宣扬爱国主义，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可写的题材太多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理应有成百上千部好的小说来写这场战争。我决定为此努力。
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和题材的《一去不复返的年代》，写成于1961年，当时一家大出版社已决定采用，并认为这是“百花园中一朵独特的花”，但不久受政治形势影响而搁浅。“文革”时，此书稿被诬陷为“大毒草”，稿子毁了不说，还使我吃尽苦头。1961年，我由北京调至山东工作，在一个省属中学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学校附近就是华东烈士陵园。那里埋着一位国际友人希伯。
人们只知他与八路军一同抗日作战牺牲，对他别的方面了解得很少，我却很想把他被湮没了的事迹写出来。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始终想以这位德国知名作家兼记者在华参加抗日战争的事迹写一本书。他是穿着八路军军装拿起枪，在1941年冬日寇大扫荡中作战时牺牲的。想到一个欧洲人为中国的正义之战献出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但在“文革”时期采访并接触外国人是困难的。写希伯的愿望直到1978年才实现。我从沂蒙山区和北京、上海寻找线索，中央外事部门及对外友协等单位，以及像希伯夫人秋迪、路易.艾黎、耿丽漱等外国朋友，像粟裕、肖华、黎玉、王炳南、沈其震、林日琴、康矛召等同志，都给了很大帮助。我写了长篇《外国八路》，终于使这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山东军区送给希伯的挽联镌刻在墓碑上)的国际友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塑造。
我在《外国八路》的后记中曾说：“1978年的雨季，为了收集有关希伯事迹的材料，我在东蒙群山中的大青山一带，艰苦地沿着希伯当年足迹走过的地点采访，蹚过山洪泛滥水深齐腹的蒙河，冒雨登山凭吊战场遗迹。恶劣的气候和自然、卫生条件造成的痢疾折磨着我，使我完全能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这儿反‘扫荡’时的艰苦状况。在沂南县双喉区的梭庄，我凭吊了大青山战斗牺牲的烈士墓地。那是一个刮风的阴天，彤云密布，绿叶沙沙响，鸟儿轻轻啼，我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个又一个冢堆。啊！真是数不清的坟墓哟！里面安息着男男女女的抗日志士，外国人希伯当初就是和他的战友同生共死在一起葬在这里的。到了60年代初，他被移灵到华东烈士陵园去了。当年，敌人疯狂扫荡，烈士们的骸骨，是后来收集埋葬的，除了希伯，因为他是‘外国八路’，人们辨认得出，所以事后立了墓碑。其他烈士，无法辨清谁是谁，墓前都没有标志只能合立一块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刻上了全体牺牲者的英名。面对抗日战争中战死的无名英雄的坟场，我默默站立肃然起敬，想得很多。我想到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珍贵友谊，想到烈士们的功勋，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缔造共和国的艰难，想到应当珍惜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更想到生命的意义，光荣的生与伟大的死……”我这都是由衷之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希伯的题材来自生活，我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和我在鲁南长期工作和生活的积累，以及有我创作《一去不复返的年代》和节振国的经验，使我能较好地掌握这个题材。写《外国八路》使我懂得拓宽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可能与必要，也使我体会到世界人民在反***斗争上有共同的语言。《外国八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的第一版在1981年就印了近六万册，它被拍成电视片。如今，已有一批教授、学者在研究希伯。在华东烈士陵园希伯墓前树立了希伯塑像。在希伯牺牲四十八周年时举行过盛大纪念活动，徐向前、聂荣臻等题词，黄华等出席。《希伯文集》也早已出版。至今，德国和国内研究希伯的学者仍旧同我保持着联系。
三
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一心想宣扬的主旋律。抗日战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已经不少，但这场使中国军民伤亡近两千两百万、财产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歼灭日军二百六十多万的战争，可写的还很多。在实践中，我感到，改变一下“习惯性”的写法也很必要。不能以为写抗日题材的作品就单纯是写“打鬼子”，也不能以为除写敌后军民抗战外，广大蒋管区和正面战场及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战争就不能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是完全可以、完全必要的。而且，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部署，使它无法“北进”，使当时的苏联能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也推迟了日寇的“南进”，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作战，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发现二战以后在西方有那么一些研究世界反***战争的“学者”，却无视中国在世界反***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日本有那么一些右翼分子始终在为****招魂。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初，我在上海采访过日俘日侨。
当时日本战败，许多日俘集中于江湾“京沪区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虹口区则有“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上海有十万日侨仍散住于原来的地址。从采访中，我感到有些日俘日侨思想深处对侵略罪责仍缺乏认识，我就感到恐怕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而且要用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那些不知情的受欺骗的年轻人和下一代才能纠正，没有这种纠正，中日两国今后的友好和平，恐怕是难以符合理想的。这些深刻的感受，当我在八年抗战过去后又经历过三年解放战争，随之以新中国的建立，我开始创作《一去不复返的年代》就有所用心。二战以后，美国出现过不少“仇日”的小说，有的还是畅销书。我认为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分子是必要的，仅仅写“仇日”，不过停留在“谴责小说”的水平，而我们需要意蕴深厚、立意高远、站得高看得远的作品。对抗日战争的血色记忆永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愿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防止日本****复活，不许历史悲剧重演，永不忘却，是因为中国人民应当牢记中国过去受侵略的血染历史和灾难，从而懂得我们应当怎样坚定地继续走振兴中华使中国富强起来之路。
因此，我想写的是一部有史诗性和独特艺术追求的长篇，写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然后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这原来名为《一去不复返的年代》三部曲，毁于“文革”，“文革”后花十余年重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部以抗日战争和二战为背景的小说，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起，一直写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就是为了要将整个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将整个抗日战争作为背景，歌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但，题材规定了我不是要去写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广大敌后游击战场在我们的长篇中只能虚写，我着重写的是蒋管区大后方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我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战争的范围中表现。当时的这些人和事，这些生活，我熟悉，是我的“优势”，不必去费力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
在写我要写的这些地域时，除了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我着重写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以及香港的众生相。在那里，光明同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同反动对垒。
当年的“大后方文学”和“孤岛文学”的影响人们都记忆犹新。我写的这部作品与那既有关联却又有极大的区别和发展。这是时代与年代及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我用欧洲古典流浪汉小说的手法(也不仅用这种手法，什么手法方便就用什么手法)使我书中的人物，从这个到那个，从这里到那里，互相交流碰撞，来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为总体构思服务，目的是有利于构成一幅比较真实而且色彩斑斓的宽阔画卷。
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战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否应当完全重复应用这个原有的结论呢？这结论当然并不错，只是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走向***化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是大有可写的。《战争和人》就是这样写的。
写作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个庞然大物当年是怎么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如何产生？共产党当年是怎样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又是怎样大失民心的？今天有无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
在描绘历史生活的文学作品中，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纯粹地展示历史，实际都是在用今天的历史对话。我自然也是通过回忆历史、思考现实并展望未来希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启示生活的。我想充分表达自己的以时代精神为底蕴的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与人类前途的坚定信念。我是抱着满腔热情在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应当同现代生活有关。写历史题材如果只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意义就不大了。旧事，我希望有新的思索。更重要的，是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人物，用文学手法来体现。
以前，写抗日战争，有一种并不完全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写法。现在，也不应出现另一种片面错误的倾向，那就是把抗战写得仿佛是国民党独家在干，或主要是国民党干的，抹杀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领导作用。
《战争和人》是根据史实来写的。虽然地域主要是写蒋管区和沦陷区，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以及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在蒋管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斗争和民主人士的活动，我是明确而充分反映的。如实地使读者感到和看到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从敌伪手中夺回大片大片土地，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解放区，赢得了民心。作者屁股坐在哪里，这点决不能含糊。事物的本质方面一定要充分体现。这是我在创作时牢牢把握的一环。
长篇小说都该是站在当今、回顾过去，昭示或召唤未来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生活经历和道路。我喜欢选择有自己特色的题材，并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使我与单凭史料及自己的观点去写历史小说不同。我以此将自己区别于人。《战争和人》中，确有我的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也有众多我熟悉的人物影子，但小说总是小说，它绝非自传体小说。在注意独特性时，我同时讲究艺术个性。
文学是人学。《赤胆忠心》《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和《外国八路》中以人物塑造为主，虽以史为背景，也采用史料，但目的在于刻画典型人物，《战争和人》自然更是这样。凡用真名真姓的人我都见过或者有所了解或熟悉；凡写到的城镇地域，我都一定到过并比较熟悉。抗日战争虽已过去几十年，但在艺术重现上，真实应当是它的生命。这可以使当年经历过的人感奋，使未经历过的年轻人相信其真实，并以此传之后世。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