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
王火
一、总体构思
《战争和人》三部曲，《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共一百六十多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齐。这部以抗日战争作背景的小说，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写起，一直写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就是为了要将整个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将整个抗日战争作为背景，歌颂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唯一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抗日战争。题材规定了我不是要去写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广大敌后游击战场，在我的长篇中只能虚写。我着重写的是蒋管区大后方和孤岛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我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战争的范围中表现。当时的这些人和事，这些生活，我熟悉，是我的“优势”。不必去费力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
在写这些地域时，除了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要着重写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的芸芸众生相。在那里，光明同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同反动对垒。当年的“大后方文学”和“孤岛文学”的影响人们都记忆犹新，我希望这部今天写的作品与那既非毫无关联却又有极大的区别和发展。这是时代及政治形势决定的。我用欧洲古典流浪汉小说的手法(也不仅用这种手法，什么手法方便就用什么手法)使我书中的人物，从这个到那个，从这里到那里，互相交往碰撞来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为总体构思服务，目的是有利于构成一幅比较真实而且色彩斑斓的宽阔画卷。
这应当是一部中国人写给中国人读的小说。有当代意蕴却能散发着中国古典的美学风韵。应当有阳春白雪般的高品位，却绝不排斥一般读者的阅读。
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主题，但写作时的立意十分重要。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主要的必须明确。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否应该完全重复应用原有的这个结论呢？这结论当然并不错，只是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大有可写。
写作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是怎么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如何产生？共产党当年是怎样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又是怎样大失民心的？今天有无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我要抱着满腔热情写。
战争，对于经历过它的人，是想忘记也忘不掉的。迄今只要想起抗战时期所经历的日机大轰炸、偷渡敌人封锁线、潼关遭炮击、穿过赤地千里的中原灾区……总觉得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想起战争，会使有的人惧怕，有的人悲伤，也会使有的人感到豪迈。但未曾亲历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无动于衷。不管怎么，生活总迫使人们去思索那些难忘的遭遇，那些关于战争的历史，从中得到启示，认识战争的摧坏性。写战争是为了和平，害怕战争并不能避免战争。
这部小说，既应当写给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看，也应当写给未曾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看，尤其是青年，怎么能笼笼统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战争呢？有进步的战争，也有反动的战争；有正义的战争也有非正义的战争。虽然一切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灾难。从这点上来说，战争本身从来不是可歌颂的事。但随其进步性与正义性存在的那些英雄事迹，是值得讴歌的；在反侵略战争面前猥琐退却的懦夫和败类，必需鞭挞。热爱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从古到今，汉奸、卖国贼始终是最被鄙视和唾弃的民族败类。抗战时期，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卖国集团背叛祖国和人民，替侵略者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写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这点不能不写好写足。
在侵略者面前，中华民族的儿女从来不是弱者。有人说过：“战争是一面镜子。”指的应该就是人们在战争中的是与非、勇敢与怯懦等的抉择表现的反映吧？人，随时随地会遇到不容回避的抉择。正确与错误，不应归之于命运，它首先决定于你本人。这一点，我想，在《战争和人》中是该表达清楚的。
二、胜日寻芳
有人说：“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凭借实力去要求公平和正义。”说这是“唯一方法”，值得商榷。但颂扬从事反对非正义战争者的坚决、勇敢与无畏，是正确的。许多事实说明：有人在战争中用消极出世的态度去逃避战争的残酷，显然“此路不通”。
抗战期间，1945年春，胜利尚未降临。我曾在北碚缙云山上走访太虚法师。他五十多岁，一口带浙江口音的话语迄今在耳边回响。他被视为佛教的新派代表人物，抗战时期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对抗战是坚定的，认为佛教徒也不应消极出世。这与当时有些人的对抗战厌烦、消极，成鲜明对比。有人嘲讽太虚是“政治和尚”，我当时认为他对抗战的态度很对。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脑际。
安排童霜威三上缙云山的情节与此有关联。我要写好卢婉秋这个人物。在战争时期，这样的人物是有一定典型性的。她代表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那时，我听说过战争中丧夫失子自己遁入空门削发为尼的女人的故事。
我想说明的是：战争给人灾难，但当人面对灾难时必须坚强。“经不起不幸乃不幸之最。”这是说：莫向不幸屈服，人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无畏地向不幸挑战，改变灾难，消除灾难。
从艺术上说，在紧张、压抑得透不过气的间隙中，穿插这样的几笔，也可能会使读者能得到一种“胜日寻芳泗水滨，天边光景一时新”的感觉与享受。缙云山与北温泉的风光景物与人物交汇造成的气氛和意境是要重彩涂抹的。
三、经常寻思
以前写抗日战争，有一种并不完全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写法。现在也不应出现另一种片面错误的倾向，那就是把抗战只写成是国民党独家在干，或主要是国民党干的，抹杀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战争和人》要根据史实来写。虽然地域主要是写蒋管区和沦陷区，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应当正确反映，而且必须使读者感到和看到共产党的力量由于抗日而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从敌伪手中取得了大片大片解放区，取得民心。
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都是片面，胡乱美化不该美化的东西是错误。作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写，这点决不应含糊。事物的本质方面一定要经常寻思。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遭到日本侵略者大屠杀时，上海《字林西报》上曾谴责日军暴行说：“这些凄惨的事实……要成为若干世纪的读物。”写南京大屠杀，要真实写出日军的血腥残暴，也要真实反映中国士兵与百姓的奋勇抵抗。这不要疏忽！
抗战八年，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人民伤亡达1800余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但中国军民共歼日军260余万，日本在整个祸及亚太各国的侵略中，有300多万人丧生，而且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战争不仅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蒙受灾难，也给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战争和人》也应当注意到这个问题，防止疏忽，哪怕是较小的篇幅，极次要的人物，但不可能不涉及这一个方面，在全书中应注意到这种安排。当然要自然而真实地安排，不能硬加，不能画蛇添足。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不是笼统地“仇日”。
四、天灾与人祸
天灾与人祸常常结伴而来。战争，应算最大的“人祸”，它不但用自己本身带来的伤害与毁灭力量，肆意摧残人们的和平生活，而且由于它的降临，天灾来到后，人民同天灾抗争的力量变小了。人类的渣滓会更有机会利用战争攫取利益、草菅人命。在写战争时，我希望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探求战争和人的关系。
在《山在虚无缥缈间》中，我安排了整整一卷(第七卷)，题为“天灾人祸，故国三千里”来表达这一点。其中不乏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当我写到那段难忘的生活经历时，眼前仍浮现当年由于日寇侵略，河南在“水、旱、蝗、汤”危害下灾区那种“人间地狱”的惨景。
我写的这段令人心儿战栗的生活，由于其真实，应被当年在中原地区生活过的人认可，也应能使今天的读者惊心动魄。
五、解放思想
我一直不断在解放思想。这同我对历史的认识，同“左”的失误的逐渐得到纠正，同时间的淘洗都有关系。我那毁于“文革”的第一稿，同这次写的三部曲，必然应该有很多的不同。以前我的框框套套够多的了。如不是解放思想，我将不会去写这个题材。如不是解放思想，童霜威和他的下一代童家霆将不能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50年代开始写这部作品，“文革”中被有的极左分子污蔑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其实完全不是！我是在为全民抗敌、为那个伟大的时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树碑立传的。可是那场浩劫，稿毁了，还险些人亡。
如果不是解放思想，我就不敢真实地去写旧社会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本来是犬牙交错、十分复杂的。童霜威是国民党人，第一个妻子却是共产党人。他自己后来成了民主人士，儿子却追求进步即将成为共产党员。柳忠华是共产党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却一直并不斩断与童霜威的关系。冯村是共产党员，却会给童霜威当贴心秘书……欧阳筱月做了汉奸，在特定条件下却接受了共产党的使用与教育。老同盟会员燕翘的大女儿是地下党员，小女儿却是天真的自由主义者。陈玛荔是三青团的处长，却也援救冯村。童家霆追求进步，却一直深爱已陷身泥淖身不由己的欧阳素心。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其实人们在那个时代都多少有过见闻，但不解放思想就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
多少年来，写人物可以不费力地动辄按模式去套用阶级标签，使许多作品中人的个性都简单又简单，使人的关系都死板又死板。那样，真实动人的作品很难写或根本没法写。那样，人物都大致相仿。清规戒律的束缚，阻碍作者的创造性，也阻碍好作品的诞生。在内容与写法上仍去蹈袭故常吗？不，也许这是我大胆想做出的一点奉献吧？
马克思主义的要旨是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所以，我应该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地再现那段多棱多角的历史；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真实地从生活出发，塑造各式各样情况复杂性格迥异的人物。这话说说容易，做却艰难，但有党中央文艺方针、路线、政策做准绳，我给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六、独特
为了反映他自己的时代，必须恪守自己的风格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经历。
在史诗性的美学探索上我走过一段长长的路。我感到长篇小说都应该是站在当今、回顾过去、昭示或召唤未来的。为此，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气势和审美观，写出的长篇就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就不会有强烈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时代召唤史诗，不管我的努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但必须有这种创作意图。我正是决心这么写的。做人必须谦虚，但在闭门独自写作时，自负些何妨呢？没有自信和自负，也许我将难以克服从生理到心理的困难写完这么长的长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生活经历、生活道路。没有生活，创造是困难的(当然，凭史料和自己的观点写历史小说不同)。我曾衡量过自己掌握的生活分量，感到我所经历的时代、生活，是可以写这样的作品的。它会有丰富的内涵和多姿的形态。它会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它会有独特的情节和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战争和人》这部长篇小说的由来。我最初仅想写那个时代，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后来思索深入了一步，就决定写战争和人，去想一想幸福的由来和人生的意义，会想一想历史的借鉴和中国的命运，去想一想希望、信念、理想、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去想一想历史必由之路……这些结合，很自然地会形成一部《战争和人》这样的作品。
我有自己独特的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我喜欢选择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题材，并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任何一个作者恐怕只有这样将自己区别于别人，不去“嚼人家嚼过的馍”，才能够写、容易写并且写得不一般些。《战争和人》中，确有我的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也有众多我熟悉的人物的影子。但，小说总是小说，它绝非自传体小说，自然无须让读者牵强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须让读者凭猜测对图索骥或对号入座。而我自己，创作中需要努力的是：使自己有过的独特生活小说化，不拘泥于原来的生活。除了用真名字的人物和因情节、细节需要而忠实于本来面目外，尽量要使人物离开原型，典型集中，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应努力使往事构成的画卷，通过艺术的聚光镜，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开拓生活。
七、关于“全景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