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对史料的占有，有其独特性和丰富性。全书包含两条创作线索：一是以作者一生的成长经历、个体命运为线索，体现在文本结构上则是以“少年记事”“师恩难忘”“日伪罪恶”“时光流转”“悼亡伤逝”等多重主题构成全书篇章；二是以近百年中国社会革命历史进程为线索，主要体现在具体文本的革命历史语境中。两条线索并行交织，或显或隐于不同篇目中，并辅以作者个人回忆作为参照对比，呈现出容纳史料的广度与深度。《极司斐尔路76号与父亲海上失踪之谜》《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战时香港记事》《梦回花神庙》《梦已荒芜》《长相依》等篇章，都是将个人经验寓于时代变迁之中，以个体命运的起伏曲折折射历史运行的云波诡谲，这是《回眸》较之一般历史散文书写的独特之处。笔者在采访王火先生时，他曾多次强调自我经历的“特殊性”。王火的父亲是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后为国民党“中间派”民主人士。王火作为国民党高层子弟，有其特殊的家世渊源、人生经历，这使他在记录时代、知人论世时的视野较一般人更为广阔。换言之，他既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书中的史料也才有独特的丰富性和确切的可信度。
《回眸》涉及了大量历史事件和相关背景，包括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和香港的实际状况，沦陷区、解放区、国统区的全民抗战，战时陪都复旦校园的革命活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的乱局闹剧，“反右”、“文革”中不可胜数的冤案惨剧等。从史料钩沉中探查历史闪烁游移的细微之处，可谓《回眸》写史的精髓所在。例如《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我经历的“最后一课”》皆以1940年上海“租界”为背景，从历史细节落笔，反映上海沦陷前夕政治社会生活以及人心向背。这一切正是建立在作者的亲身经历之上。《走过中原“人间地狱”——1942年的一段回忆》一文可视作以细节还原历史现场的典型范例：
我们到达界首，正是傍晚，暑热未消，气温仍高，一路走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繁华热闹的地方，电灯雪亮，街边小饭馆里酒肉飘香，划拳喝酒的，谈笑欢乐的，宾客满堂……旅店客栈里，歌女卖唱的胡琴声调嘹亮，“哗啦哗啦”的麻将牌九声震人耳膜……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1942年上海沦陷，王火立志到大后方继续学业、参加抗日。途经河南界首，目睹了战火阴云笼罩下反常怪异的景象。简洁客观的细节描写直指国民党无视军纪、腐败奢靡的抗战乱象。对声、光、味等感官的准确再现与史实内核的清晰残酷构成了鲜明对照，其中蕴含的批判与讽刺不言而喻。再如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
大道两侧的树皮早就被剥光，树全部枯死了，枝干也都砍断了，有的垂杨柳枝叶全无，只剩下粗脖子的秃树干。那护送的七个兵走得飞快，走出去不到十里地，天还不亮，他们一阵风似的走得已经不见踪影了！护送实际是骗钱的，各人仍旧只好自己上路。一会儿，天似快亮了，忽听前方远处有女人呼叫声：“救命！救命……”我们一起往前在青纱帐旁的大车道上绕了十几分钟，只见路边歪倒着一辆空独轮车，车旁两摊鲜血，但没有尸体……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细节的刻画和言说，在某种程度上带领读者进入作者的主体视域，精准而不失现场感地还原了历史真实。无论亲耳听到被时间旋涡淹没的那一声微弱的“救命”，抑或亲见“歪倒一旁的独轮车”和“两摊鲜血”，战争背景下民不聊生、命如草芥的悲惨境遇，以这样细微而又直接的方式呈现，消弭了文学与史料的边界，也消融了现实与历史的鸿沟。《回眸》中像这样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有些细节的生动与精彩程度甚至不亚于小说。譬如《今宵别梦寒——哭忆马骏（张希文）》一文，作者凭吊复旦同窗时回忆“大后方”校园生活：
夏坝隔着滔滔的嘉陵江面对北培。校园旁有许多小茶馆。学生喜欢在露天茶馆里喝茶、看书看报。聊的当然是从国际到国内的时事政治。……坐在茶馆里总是谁有钱谁付账。喝茶时，采取的是“车轮战法”，泡一杯沱茶或者菊花，甲喝了离去时，乙来接着喝，浓茶变成了淡茶，淡茶喝成了白开水……因为太穷，有时买烟只买一支，就用钢笔在烟上划界，第一部分希文吸，第二部分汉民吸，第三……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4页。
平实质朴的文字极其真实地道出艰难时世中青年学子苦中有乐的生活，写来令人忍俊不禁。比照鹿桥在《未央歌》中写西南联大的校园生活，这段“恰同学少年”的描写也同样如实还原了彼时知识分子洒脱不羁的魏晋风度和真诚直率的同窗友情。
细节的连缀成为《回眸》的历史链条。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也因此而再度“苏醒”，并以个人视角弥补宏大叙事的历史架构，同时也绕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无论史料的丰富还是细节的精彩，整部《回眸》始终秉持尊重历史的基本态度，不堕老庄“玄虚”之意，也不故作“隐世”之心，严格区分观念和事实、文本与历史。譬如《回眸》中有部分散文以游记的方式叙述历史。在《重访极司斐尔路76号“魔窟”》《不尽沧桑静海寺》《神往“拉雪兹”》等文中，作者借故地重游或探访胜迹，重返与自己生命、文学息息相关的历史现场。像《在缅甸，深深想起艾芜》一文，作者在仰光江边、茵雅湖畔、五十尺路上寻觅艾芜在缅甸的足迹，怀想他不平凡的文学历程，还原他作为中国第一位与缅甸有紧密联系的现当代作家，是如何实现“把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出来”③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358页，第373页。的文学理想。通过游记这种本身就内蕴历史书写的散文体式，作者追寻的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的人生道路，更彰显了一种家国意识和人文情怀。
正如王火在《回眸》中所传达的讯息，真正的历史必然是理性史实纪录与感性人文关怀的互通共生。直面历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见证苦难或抵抗“遗忘”，更重要的是立足当下、表达对于家国命运的强烈关照和对民族前途的深切追寻。其中收录的一篇解放战争前夕发表于《时事新报》的通讯，无疑道出了作者的心声：“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因着和平的不能觅得，谁能够不忧心如捣？谁能够不长叹欲哭？”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页。在创作谈《酸辣苦甜一部书》中，作者也诚挚地吐露内心情怀：“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产生出一种悲壮的感情……它也许无法出版，但我写的是苦难中国的一段漫长悲壮的历史…书里有我的希望、信念、理想以及要表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③
无论是记者身份还是编辑视域，也不管是在逼近战火的革命中心抑或人心惶惶的动荡边缘，作者始终“常怀千岁忧”，以客观、真实的笔触凝视血火交织的革命岁月，关照那些被历史遮蔽的人。《回眸》中最打动人心的要算“悼亡伤逝”“情感记忆”两辑，作者将自身情感体验与历史感知相融合，力求在战争背景下唤醒对于个体生命、情感的关注。《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就是其中的范例。文中记叙了因国共两党政治对立而与恋人相隔海峡的遭际和磨难。作者写道：“她当时每时每刻都像驾着一只小舟在惊涛骇浪中翻腾。她尝够了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既无法左右情势，却又拼命想主宰自己命运的挣扎。”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页。虽然最后历经千难万阻，两人幸福地相守一生，但在风卷云涌的历史浪潮中个体生命渺小如草芥的悲哀和无奈，成为文中难以抹去的底色。而《母亲的藕饼》则写出了另一种直面苦难历史的人生况味。文中先是详细描写了母亲做藕饼的手艺，随后笔锋一转，写到“文革”中遭受政治冲击而身心俱疲的作者尝到母亲特地为他做的藕饼，不禁泪流满面。作为日常饮食的藕饼所承载的不仅是母子深情，更是这人世间最基本的生之动力和善意。再如《寻找老耿》《老黄被捕时讲的话》《“所思在远道”》等，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革命年代中的个体人物的情感生活和生命历程，重拾今天似乎已被悬置了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这些人并不是“历史妄想症”的俘获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人民”，《回眸》记录下他们的个体命运，也就是在书写国家民族的历史遭遇。
二、人物春秋：英雄情结与民族精神的互渗
史料的丰富、细节的真实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回眸》极具人文内蕴。马克思曾对历史发展的动力有极为精彩的论述：“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这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19页。反观五四以来的散文，“大写的人”的内在主题贯串始终。在历史的巡礼中，作者将关注的视线投向众多平凡而伟大的历史人物并非偶然。早在王火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第一部创作谈中，他就曾道出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以人物折射时代，这也是中国自《史记》以降的散文书写传统。
纵观全书，《回眸》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架构起宏大时空的文本格局，恰似一部当代“史记”：包罗革命风云万象，凸显战争中个体的命运抉择与道义担当；捕捉时代进程片段，从细微处觉察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观照人文精神内核，召唤出当下业已渐失的英雄主义情结和民族精神。
作者书写的历史人物可概括为三类：一类是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的革命者，其中包括抗战时期的国共军政要员、国际主义战士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党人，例如王开疆、于右任、凌铁庵、郭沫若、黎玉、汉斯.希伯等；一类是怀抱民族情怀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例如胡适、陈望道、储安平、李荪、李秀英等；还有一类则是违背人性道义、终被历史唾弃的战争罪人和叛国者，例如冈村宁次、酒井隆、汪精卫、陈璧君等。其中有不少是作者的至亲、师友或采访对象，作者对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人物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既有不遗余力的歌颂，亦有毫不留情的鞭挞，爱憎分明的态度展露无遗。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这样论及写史：“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需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涉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这里的“悬想”“揣摩”“虚构”都是凭借想象进入历史，但王火的家庭背景和职业身份提供了观察历史人物的有利视域，因此不用向壁虚构，只需如实描摹。譬如《五次见到蒋介石》一文，作者以记者身份五次近距离目睹蒋介石在1948年“行宪国民大会”上的言行举止。蒋介石神色间的“不安”、“阴郁”，形象上的“瘦弱”、“苍白”，加上“伪国大”现场的混乱吵嚷，反映出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人心涣散的真实情状。作者紧紧抓住人物外貌、衣着、神态、动作等细节，着力还原真实情景中的真实人物。这样即景式、片段式的在场描写是《回眸》人物描写常用的技法。又譬如《记忆中的胡适》一文，可作为《回眸》人物书写风格的范本。作为中国现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胡适给作者留下的是爱穿中服、整齐干净、“谦虚和蔼”、“朴实不做作”、“很有幽默感”的印象。透过交谈，作者敏锐地觉察到胡适对学术的兴趣远大于政治。他特别注意到采访当中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