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则没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人物，而是由种种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景构成。小说描述了东北贫苦农村一种近乎原始的残酷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生死场》，《萧红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作者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描写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展现的是“生死场”人生和命运。《生死场》还描写了这样一个正在“觉醒”和“成长”中的“中国人”：赵三“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而在家国破碎的时刻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同上。在战争状态和异族统治之下，这种民族主体性和对民族的认同自然就形成了，自我的本质在与他者强权的对抗中获得。
《科尔沁旗草原》则展现了一个有着百年基业的大地主家庭从繁华到消亡的过程。小说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放置于民族危亡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寻求自身解放的“革命”中，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觉醒过程。
东北“流亡作家”群一方面表现了东北人民在异族铁蹄践踏下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也触及家族、秩序、礼俗及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在战争状态下的变迁。在他们的“抗战小说”中，东北人民在命运和异族的控制下，对民族主体性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对于家国、民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2.国统区及上海“孤岛”时期的“抗战小说”。
对于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自然最先感受到，并进入他们“抗战小说”的历史书写中。对于1930年至1950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抗日题材小说的创作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则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后。
“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原载《文艺月刊》1938年第9期。参见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第1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急迫的现实境况对现代文学有了新的要求，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推动之下，“抗战小说”继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之后形成了又一次高潮。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号召下，大批作家深入战地、农村，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中，创作出了大批“抗战小说”。
从1938年到1949年，在国统区，除了东北“流亡作家”继续创作之外，主要的“抗战小说”有吴组缃《山洪》，丘东平《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萧乾《刘粹刚之死》，艾芜《两个伤兵》《山野》《石青嫂子》，陈瘦竹《春雷》，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差半车麦秸》，欧阳山《战果》，郁茹《遥远的爱》，沙汀《困兽记》，李广田《引力》，王西彦《古屋》《神的失落》，巴金《寒夜》，老舍《四世同堂》，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碧野《没有花的春天》，田涛《灾魂》《流亡图》《潮》，庐隐《火焰》，白薇《北宁路某战》《敌同志》，齐同《新生代》，楼适夷《SOS》，张天翼《华威先生》，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还乡记》等。
国统区的“抗战小说”大多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展示在这一民族与家国危难中的个人命运、家庭悲欢、世态时事，展示了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在这些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主要有《四世同堂》《寒夜》以及《财主的儿女们》等。
《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一部名作。小说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表现了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于现状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最终意识到只有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这部小说除了浓厚的北平地方特色之外，还延续了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与主题。老舍把抗日战争看作是对民族性的一场严峻考验：经过这场战争，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会得以保留，而那些劣根性则将在战争的洪流中被清洗干净。老舍表达了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清算历史与文化病根的渴望，满怀着重造和更新民族性的信念。《四世同堂》从对抗日战争中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展示和思索上升到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思。
《寒夜》讲述的是抗战后期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故事，描述了知识分子小家庭在社会和国家磨难过程中的毁灭。《寒夜》没有直接批判所描写的人物，而是着力刻画相互冲突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关系，深入挖掘各自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小说里的主人公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错综复杂的爱与恨，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情感世界。小说对现实的感喟和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揭示更深层地触及对社会的批判、对伦理的审视、对幸福本质的探究等诸多层面。作者要反思的正是个人主义与人道、理想、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展示了在抗日战争期间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悲欢，揭示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深刻的裂变和悲剧的根源。
《财主的儿女们》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后代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地主蒋捷三是整个大家庭的统治者；长子蒋蔚祖是一个罗亭式的人物，最终为他的旧世界的崩溃而疯狂，为他的乌托邦理想付出代价；蒋少祖则是一个叛逆的人物，是五四哺育成长起来的英雄；小儿子蒋纯祖在战争的洪流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部小说通过对家族命运的描写展示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和阐释，展示了在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选择和命运归宿。
而在上海的“孤岛”时期，“抗战小说”在封闭的文学环境中也仍然存在，与国统区及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小说”呼应。“孤岛”的“抗战小说”主要有谷斯范的《新水浒》《太湖游击队》和程造之的《地下》等。
3.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小说”。
与此同时，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产生了另一批“抗战小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创作也是在抗日战争这一巨大的时代主题下开展起来的。“我们要求一切文化工作者认识自己在这抗战大时代中的使命，认识自己工作的复杂和繁重；我们要求全国文化界人士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摒绝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在民族抗战大旗下，进行大团结，进行分工合作，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以求文化工作的迅速、活泼的发展，以服务于抗战。”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原载《解放》1938年第39期。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卷第2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和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的“抗战小说”不同，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小说”更注重“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同上。
在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影响的“抗战小说”主要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华山《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孙犁的《一天的工作》《邢兰》《琴和箫》《荷花淀》《钟》《光荣》等。
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深入农村，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中，努力将中国民族文学的传统和民间文学形式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开创出了一个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的文学样态，也创造出了一批新鲜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类型。这些人物性格和人物类型的文学形象和抗战的现实也同样是互相照应的，具有一种共时性。《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新章回体小说以古典英雄传奇小说的方式表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生活，塑造出大批抗日英雄人物形象。这些新章回体小说极富传奇色彩，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抗战小说”的叙事模式。
在这些“抗战小说”中，尤以孙犁的小说最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孙犁的小说并不直接去描写战争的场景，而是从严峻与残酷的斗争中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作为小说的题材，并在其中发掘生活和斗争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美学和诗意。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描写了根据地一群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生活和日常生活，精心刻画了她们鲜明的性格。《嘱咐》讲述的是水生嫂与丈夫分离八年，在团聚后毅然送丈夫上前线的故事。小说通过人物的语言展示了一种新型的人物性格。在孙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战争年代，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对妇女、个人和家庭的召唤，以及对个人成长的深刻意蕴。
如果说国统区及沦陷区的“抗战小说”更多的是展示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那么孙犁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小说”则展示了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人”的成长历程。在孙犁的小说中，这种“新人”以在抗战中成长的妇女形象最为突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战火中的成长过程，以及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这种新的“国民性”寓示着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可能性。
二、1950年至1970年：历史故事与时代精神
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末期。这段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影响的主要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孙犁的《风云初记》、艾萱的《大江风雷》、宋定的《关连长》、梁斌的《播火记》、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战斗到明天》、石言的《柳堡的故事》、肖平的《三月雪》、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甚至在小说作品比较匮乏的“文革”期间也出现过像郭澄清的《大刀记》、向春的《煤城怒火》、伍繁的《盐民游击队》这样的“抗战小说”作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叙事模式和故事结构上富有传奇的色彩；二是更注重战争年代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两个特点体现出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时代所特有的美学理想、时代精神和新的文学范式。诸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一类小说，主要取材于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描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武工队、民兵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并塑造出了一大批抗日英雄人物的形象。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由刘洪为大队长、李正为政委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这支游击队活跃于山东临城、枣庄一带铁路线上。他们破坏敌人的运输交通，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屡建奇功，当地百姓称之为“飞虎队”。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极富传奇色彩。
《苦菜花》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小说讲述的是一位革命英雄母亲成长的故事。1937年，胶东半岛王宫庄贫农冯大娘的丈夫被村里的地主王唯一逼死，冯大娘的大儿子德刚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三年后，村里地下党组织领导了村民进行武装暴动，在村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冯大娘的大女儿娟子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位英雄母亲走上抗日战争的革命道路，也描述了在抗日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新人”的成长经过。
《野火春风斗古城》描述的是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某古城地下党组织对敌人进行策反斗争的故事。杨晓东、金环、银环等共产党员，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争取关敬陶起义，是小说故事的主线，一系列惊险曲折的情节由此而展开。小说在充满了惊险的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塑造了杨晓东、金环等英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