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先听听作者的同代人对作者所写时代的认识：“中国战场拖住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和预备队，使之不敢北犯苏联，中国还牵制了百万以上的侵华日军，使之不能南调太平洋战场，从而在整个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盟军在西线和太平洋作战，对世界反***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杀敌凶焰，国民党军浴血台儿庄，英勇壮烈。南北辉映，威震中外”殷白：《世界反***文学书系.中国卷.序言》，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至少，除了李宗仁负责的战役外，十万川军抗战及饶国华、李家钰等高级将领为国喋血，戴传贤、杜聿明等中国军人在中(滇)缅战场的对日作战(如邓贤《大国之魂》所描写的)，以及作品中提到的张自忠将军，这些都是历史的重大事件，回避之就很难体现出历史的“全景”。即如作者清楚看到的：“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当作主要进攻对象，国民党抗日也比较积极。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二百多万人。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的主要战场，它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配合下，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王火：《对时代怀有使命感》，《书林》1989年第8期。从创作的技术来说，以作品主人公的身份，要“亲历”或“听到”、传达出这些内容并不是难事，但历史的“全景”、真实、“史诗”式表现等创作意图，却被“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一“本质”的说明所消解。其根本原因，也许就是作者强调的“立场”问题：“作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写，这点决不含糊”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这是作者的“党性原则”及其一生政治追求的情感价值趋向的必然所在，但作为艺术品、尤其对一部有“史诗性”历史真实追求的作品，我们又不得不感到惋惜。
确实，文艺作品的生产过程是从“Fact”(事实)到“Fiction”(虚构)，就是说文学创作允许作者主体意识的放纵，而历史的生产过程是从“Fact”(事实)到“Fact”(事实)，反对研究者主体意识的放纵。将文学文本所包含的“真实”理解为“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我们就不必孜孜以求严格意义的历史本貌。历史(History)←→故事(Story)这是一对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首先，二者的词根相同，但叙事角色有所不同。后者虽未显示人称代词，实则昭示着确定的“某述”；前者，不言而喻，“他的故事”(His-sto-ry)。表面上，后者更接近于“事实”的本身，前者则浸染着第三者色彩。本质上恰恰相反。同一故事常常有不同的版本，历史的“他”叙述包含了“它的”(Iis)中有“他的”(His)，历史是时空的进程和作者意识的双重叠加。文献是文人记述的，其中必然充满了文人话语。所以，任何历史记录都不能成为单一的历史部分，即真正发生的遗留物，历史的记录本身充斥着人的主观性——视野、视角和“事实”的文化“漂移”。有些学者基于对历史进程中人文话语的认识，提出了所谓“虚构的存在”或曰“非真实的真实”(fictitious entities)。从本质上看，“虚构的存在”就包含着现行时髦“话语”——“说”的历史化明确意喻。小说“史诗”型真实性和“历史的认识价值”，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此，我们就真正确认了文学的本体特征，作家和社会阅读层也就不必再拘泥于文学的“历史真实”了。
《战争和人》一个突出问题，是篇幅过长。作者太爱惜自己的亲历和感受，太执着于对主人公经历的“全景”展示，甚至“step by step”地步步为营、日记式记录日复一日的生活起居。这都大可不必，有些部分可以省略，如：寒山寺囚禁——囚居家中完全可以代替这部分内容，至于佛学内容，则有卢婉秋有关部分代替——禅机佛学，这部分写得最好；人物议论政治局势太多，许多地方可以再简略些。日记式的记录，每到一处的介绍、尽情展开，并且生怕漏掉什么而回叙前面等，都显冗长。“每到一处都把其环境、情势、社会矛盾、人际关系及风俗习尚”写足写透，甚至用大量笔墨回叙前边的经历见闻，作品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挤得太满，没有给人留下想象和联想的空间。这其实恰好违背了中国古典诗学“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训示。虚实相间的东方神韵未能得到体现。心理描写的丰富和细致。大时代巨变中的矜持、官场争斗中的清高、气节与物质欲望的矛盾。“几乎一切都向政治内容靠拢凝聚，绝少闲笔”谢永旺：《别开生面》，《当代》1993年第1期。；时空叙述的摹真重构及虚幻的“复活”历史、人物塑造、事件的描写完全服务于叙述者的政治意识。如果说，由于作者当年的采访积累使“南京大屠杀”部分写得令人难忘，童家霆的江津中学生活部分，主要是为了渲染突出对国民党特务政治的揭露与批判(不知作者及其同龄人是否大多都有这样的经历)，情节设置带有“巧构”(goodmade)的虚假，删除这个近乎一部长篇小说的文字，并不影响全书的基本思想表现。西方一位著名雕塑家说：艺术品，就是将材料多余的部分去掉。
20世纪末上海发起评出的“90年代10部最有影响的作品”，就遗漏了《战争和人》。这是“将政治还给政治家”的文学思潮发展、重新追寻文学本体特征的必然结果，是平民化、民间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必然选择。
三、人物形象塑造
小说的另一独创之处是塑造了一个特殊的现代政治人物、中国文学画廊的一个崭新典型形象——一个现代社会的新型阶层代表——民主人士！主人公童霜威是一个现代型“士子”，隐与仕的矛盾贯穿其整个人生。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重视“刚毅”，表现了积极有为的态度。这种思想在儒家经典《易传》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易传》提出“刚健”观念，又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著名命题，这包含勉力向前、坚韧不拔的意义。儒学的这种“刚健”“自强”的思想在二千多年的长时期中激励着正直的人士奋发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邪恶的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做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直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作品在第二部就描写了主人公面对汪伪诱降的英雄气节：“我自幼熟读孔孟，早些年又研究过宋儒之学，坚守‘成仁取义’，是做人之道。”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英雄！总体上看，作品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使我们联想到鲁迅对柔石《二月》中肖涧秋的性格剖析：他极想有为，又过于矜持。当然，作者塑造童霜威这个“人”的根本目的，还是想以之去反映一段急剧动荡的中国“战争”历史，作者对主人公的价值评判，亦基于其是否积极有为地投身于时代斗争进步的洪流。
但从真正意义的现代精神来说，儒家价值观的真正实现，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做人的自由！应该是对人性的全面实现、人格的完全独立等的追求，而不只是英雄“政治进步”的完成。实际上在作品中“士子”的气节操守、“清流”型超越污浊，恃才傲物背后的实质还是被当权者冷落的愤愤不平；“非无产阶级”的人生决定着童霜威对共产党必然地隔阂。一个传统型“士子”面对现代剧变的无所适从，传统人格精神在现代人生中的尴尬和存在的荒谬，作者对这类人物的认识是深刻的，表现是极为准确的，因此塑造是成功的。
我们还看到，童氏父子的个人情感隐秘所在，各是三个女性。童霜威的妻子方丽清，虚荣、贪财、狠毒、自私，可用两点去概括：商人家庭出身的老姑娘、后母性格的表现——这种人物类型在生活中到处可见，很有真实感。但这个形象的最大作用是对主人公性格的表现，是童霜威性格变化中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如果从普遍意义上看，要是没有“遇人不淑”，童霜威性格变化又将会怎样？)；但始终萦绕在童霜威内心深处、无处不在地笼罩着童霜威的内心情感，是前妻柳苇，犹如虚幻中的吕蓓卡支配着现实中一切人物的手法，使我们联想到《蝴蝶梦》。但是作者将其作为知识和思想的传达者去塑造，使之成为传统优秀遗产(文化知识)、现代革命思想(共产主义学说)二者兼美的现代革命圣人。通过柳苇之口，作品给我们传递了大量的古典文化文学知识，作品的传统文化意蕴(即作者刻意表现的民族特色)就在很大程度上借此得到体现。乃至于小说第一部的标题“月落乌啼霜满天”，就是基于与柳苇定情的“枫桥情结”(当然，还有对当时政治局势的隐喻)。而就柳苇二十余年的短短一生，就其贫寒的家世(小说介绍道：“她家盛菜的大碗还有补过的”)、蚕桑学校毕业以及乡村小学教师的身份(还要花相当的时间去学习革命理论并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来说，要具备如此渊博的古典文化修养(还善于吹箫)似乎不太可能，这个形象给人的感受不太真实。在童霜威生活中犹如彗星闪现的卢婉秋，其出身、身世和坎坷经历，决定了她沉醉于佛学禅理，以避世来消磨生命(“痛苦的美丽”)，犹如一首凄婉的宋词和悠扬的禅偈行板。这是作品塑造的最成功、最感人、也是最具有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的一个现代女性“隐士”形象。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将自己对一种人生的理解和感悟灌注其中，写出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生的某些影响，写活了人生的存在荒谬，也烘托出女主人公人生道路选择的艰难。柳之“仕”、卢之“隐”、方之“俗”，就构成了主人公特定人生及精神存在的环境和性格变化的驱动力。
在儿子童家霆的生命历程中也有三个女性：中学同学欧阳素心，其人生历程类似《腐蚀》中的赵惠明(作品对此有过暗示)。小说尽情地渲染她那“安琪儿”式的美丽以及绘画的才华，类似于徐訏《鬼恋》中的女主人公那种“虚无缥缈间”的朦胧神秘(小说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标题，除了隐喻作品主人公人生道路选择的困惑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用欧阳素心的画名去体现她的身世以及童家霆的初恋心理)，用“美的幻灭”去表达对黑暗世界鬼魅当道的愤怒批判。大学同学燕寅儿，出身上层名门，热情正义又不乏温柔体贴的时代进步青年，虽然描写简略，但有真实感；在童家霆身上追寻初恋情人影子的陈玛荔，是个“既有权势又有美貌和能力的美国风的女人”，在国民党特殊部门担任要职的职业女性，那种大胆表露情感的直率、为其提供帮助想使对方就范却不强求的宽容，安排有关事宜的精明等，都塑造得真实具体感人。其中最感人的是欧阳形象，由于作者充分展开想象和大胆进行虚构，设置一个个悬念，并灌注了强烈的情感，穿插了大量有关西洋油画、音乐的描写对话，辅以雪莱、惠特曼等外国诗人的众多诗歌，这都使这个形象更具形象感染力。
在人物形象描写上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江怀南在列车上、在童公馆忠实秘书冯村的眼皮底下勾引方丽清一段，这完全不符合江怀南一心攀附权贵且做事“严丝合缝”极为得体、聪明至极的性格，是败笔。省略这段情节，后面关于方、江关系的描写、方对女仆的威胁等情节完全可以暗示，这也符合作者整体叙述风格。
在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上，小说基本上是一个模式。特务头子叶秋萍“锐利、凶狠的目光”、“脸上阴阳怪气，一双眼睛冷冷的”、近视眼睛下，“两只蛇眼忽然泛出一种肃杀之气，带着一种逼人的猜度和审视”；县稽查所长鲁冬寒“穿军便服，面孔白净，有双阴险的小眼睛、胡须剃净后露出铁青肤色的东北人”，“像一只无感情的冷血动物，脸上冷冷的，阴沉得可怕”，“苍白、阴险的面容和两只诡秘的小眼睛”；小特务“尖头怪”韦锋“他两只眼老是露着凶光”，“办起案来，不讲人情，也不讲人性”，“脸色突然阴沉，不以为然地眼露凶光”；女特务叶吉卿“长得俏丽，就是美中含有一种凶相”，日伪特务头目丁默村“眼里有血丝，两颊潮红，体质虚弱，眼睛白多于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幽光”；而日本特务“细细看，就使人感到残忍可怕，连笑容都是虚伪冷酷、凶狠毒辣的”。也就说，所有的特务都被模式化为“心毒手辣”、面目狰狞。中央社记者特务张洪池是着笔较多的人物，“有两只叫人看上去觉得他在生气的眼睛”，“走路姿势很怪，外八字，像只鸭子”，“面孔蛮凶的”，“两只老像生气的眼睛始终未变，叫人看了总是心里麻辣辣、凉丝丝的”，难道真的是职业决定着人物的性格？
四、余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