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我曾两度以童话风格和半带嘲讽的方式对自己的生平作了尝试性的概括总结，当时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有点像一个谜。我选中的第一次尝试就是《魔术师的童年》，现在保存了部分片断。另一次尝试是以让·保尔为样本大胆地写了预示未来的《虚拟传略》刊载于1925年在柏林出版的《新评论》杂志上。后来出版单行本时只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多年来我一直计划把这两篇在风格和情调上截然不同的作品予以合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够调和的途径。
在新时代的末年，中世纪即将复活之前，在爱神的光芒的照耀和保护下我来到了人世。我诞生在7月一个温暖的将近黄昏的时刻。我出生时的温度正是我毕生所本能地喜爱和追求的，缺少了它，我定会感到痛苦。我不能在寒冷的国度里生活，我一生中凡是自愿的旅行都是朝南的。我是虔诚的双亲的儿子，我温顺地爱他们，倘若人们没有老早教会我第四诫，我会更温顺地爱他们。但是告诫往往对我有不幸的影响，尽管它非常正确又非常地怀有善意——我是生来像羔羊般温顺，又像肥皂泡那么易于操纵，却反对任何形式的告诫，尤其在青年时代，这种告诫总引起我倔强的反抗。我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怎样怎样”就立即转过身子，变得顽固不化。人们可以想象，这种个性在我的学生时代给予我多么巨大的不利影响了。老师们确实教我们学习了那有趣的、称之为世界史的课程，告诉我们世界是由某一些人统治、支配和改变的，这些人制订自己的法律以区别过去遗留下来的法律；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值得崇敬的。但是这个课程也像全部其他课程一样都是欺骗人的，因为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不管出于好意或恶意，敢于反对某一项告诫，或者仅仅是反对某一种愚蠢的习惯或什么正在时兴的事情，那么他不但得不到尊敬，成不了模范，还要受到惩罚和嘲笑，甚至被那些极怯懦的教师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很幸运早在学生时代开始之前就已经学到对于生活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我有清醒的、细致的和温柔的感觉。凭着这些感觉，我得以汲取许多乐趣，即使当我后来受到形而上学的吸引，无可救药地陷入其中时，甚至当我的意识受到抑制和疏忽时，那种细腻地形成的感受能力，也即是和人们的视、听有关的能力，也总能忠实地在我身上保存下来，以至使那些看来十分抽象的东西，也总是生动地活跃在我的思想世界中。正如我刚才所说，早在我开始学生时代的多年以前，我就已经掌握人生必需的那种知识了。我熟悉我们的家园故土，熟悉那些鸡舍、树林、果园以及手工业作坊，我认识树木、鸟类和蝴蝶，我会唱歌，会吹口哨以及其他许多对于人生有价值的事情。现在又加上了学校的知识，它们让我觉得津津有味。尤其是拉丁语让我感到了真正的兴趣，我早年用拉丁文写诗就像用德文写诗一般。而我说谎和外交本领却要归功于第二学年的一位教师和一个职员，他们带给我这种能力。那时候由于我的天真开朗和轻信别人对人对己都造成了不幸。这两位教育者成功地对我进行开导，因为他们不想从同学们身上找寻诚实和热爱真理的品性。他们把班上发生的一件实际上毫不重要的恶事硬栽在我头上，而我是完全无辜的。当他们没有能够逼我承认自己是肇事者时，他们就把一件小事拿到整个班上审判。他们确实没有用拷问和殴打取得预期的供认，却使我丧失了对一切师道尊严的信仰。感谢上帝，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也学会了认识真正值得尊敬的教师，但是发生了这种伤害之后，使我不仅和学校教师们的关系，而且和一切权威人士的关系全都变得苦恼和不正常了。总的说来，我在最初的七八个学年中是一个好学生，至少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的。直到那些斗争开始（这是无法避免的，也由于我的个性关系），我和学校当局的冲突才越来越多。待我真正了解这些斗争的含意，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当时的情况很简单，他们违反我的意志，把我卷了进去，好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灾难。
事实上，我从十三岁开始就明白自己要不是成为诗人，那就什么也当不成。但是针对这一明确的看法却逐渐产生了另一种令人痛苦的认识。人们可以当教员、牧师、医生、工匠、商人、邮政人员，也可以当音乐家、画家或者建筑师，世界为这一切职业铺平了道路，提供了先决条件，也就是有学校为全部初学者启蒙。只有诗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世界允许人们成为诗人，甚至当一个诗人得到成就和名气之后，给予他高度荣誉，可惜大多数人都是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我不久就觉察到自己要成为诗人是不可能的，连这样的愿望也是可笑和可耻的。我也很快从现实情况中学习到，只有诗人才是诗人，而不可能学着当诗人。此外，我对文艺的爱好和个人的文学才能引起了教师们的怀疑，因而导致猜疑、嘲笑，甚至经常受到极端的侮辱。诗人的命运和英雄的命运完全同样，就像一切强壮、美丽、勇敢和不平凡的人物和业绩一样，他们在历史上是极壮丽的，所有的教科书对他们交口赞美，但在当前、在现实中，他们却遭到憎恨，大概这些教师受雇佣和训练，恰恰就是因为要他们尽力去阻碍出色的自由人物的成长，阻碍伟大的光辉业绩的产生吧。
因此，我在我和我的远大目标之间所看到的只是深渊而已。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不确切，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仅存在一个事实：我要成为一个诗人，不管是难是易，都要受到嘲讽和赞美。这一决心的形成——倒不如说这一命运——导致了下述结果：
我十三岁那年，那场冲突刚开始不久，我的行为使我不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都希望把我放逐到另一个城市的一所拉丁语学校去。一年之后我成了一所神学校的学生，学习写希伯来语字母，而当我几乎已经掌握何谓dagesch forte implicitum之意时，突然心血来潮，逃离了神学校，结果受到严厉的禁闭和开除学籍的处罚。
后来我到一所普通中学用功了一段时间，使我的学业有所进步，可是我在那里的结果也仅仅是禁闭和开除学籍。接着在一家商店当了三天学徒，随后又私自逃走，让双亲因我的失踪而担了几天几夜的心。接下来我给父亲当了半年助手，又在一家机械工厂和一家钟表工厂当了一年半学徒工。
总之，四年多的时间中我的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都是该倒霉的，没有学校愿意收留我，没有一门学业能坚持到底。任何一种把我培养成材的尝试，结果总归是失败，发生了一次次耻辱和丑闻，到头来不是逃走就是被开除，然而不论在何处，人们都承认我很有天才，甚至不得不说我有一定程度的诚实愿望。我始终不大勤奋，总是怀着那种羡慕高贵的惰性，但是我永远不会成为他们中的能手。我从十五岁开始，当我无学校可进时，就一心一意地自修。我很幸运和快乐，因为在我父亲的屋子里有祖父的丰富藏书，整个大厅里全是古老的书籍，其中有18世纪的全部德国文学和哲学书籍。在我十六岁和二十岁之间，不仅在大量纸张上写满了我最初的诗歌习作，而且也在那几年中读完了一半的世界文学，还顽强地钻研艺术史、语言和哲学，收获之丰富绝不亚于正规的课堂学习。
后来为了能够独立谋生，我成了书商。我和书籍的关系比起与老虎钳和齿轮的关系要好得多，我当机械工人真是受折磨。最初一段时间我游弋于那些新的、最新的文学书籍的海洋中，那高涨的潮水，几乎令我心醉神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很自然地发觉，一个人的思想只停留在当代，停留在新的、最新的书籍之中，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益的，只会使精神生活贫乏，只有和过去的事、历史、古老的以及原始的事维持经常联系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我在第一阶段的满足之后，便渴望从新书的汪洋大海中回到古代去，因而我又从新书店转移到旧书铺去。不过职业对于我只是混日子而已，所以总不能维持长久。我二十六岁取得第一批文学成果时，我就放弃了那个职业。
经历了如此众多的风暴和牺牲，现在我终于达到了目的：我居然成了诗人。原先这好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我同世界进行了长期的坚韧斗争所得的胜利。我在学校年代和成长岁月里的种种灾难，常常几乎使我濒于毁灭，现在都已成为过去，可以一笑置之，连那些曾认为我无可救药的亲戚和朋友，现在也朝我亲切地微笑了。尽管我干的是最愚蠢和最无价值的事，我还是胜利了，而且看到别人也像我自己那样为我的成功而兴高采烈。直到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来始终生活在何等可怕的孤独、禁欲和危险之中，受尊重的温暖气氛使我舒适，我开始成为一个满足的人了。
于是我的表面生活有一段时间过得很美好，又平静又舒适。我有妻子、儿女、房屋和花园。我写作，被称为是一个可爱的诗人，和世人和平相处。1905年，我协助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以反对威廉二世政权为主要目标，而我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政治目的。我愉快地游历了瑞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世上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
1914年那个夏季来临了，我忽然看到里里外外完全改变了。我发现，一直美好幸福的生活竟建立在不安全的土地上，因此现在开始往下坡走，开始发生巨大的动荡。这个所谓的伟大时代诞生了，我不能说，别人比我对这个大时代更有准备，对待得更恰当、更好。当时我和别人的区别仅仅是我对此缺乏伟大的温情，而别人却那么满怀热情。因而我再度成了问题，和周围世界产生了矛盾，我得再一次进学校学习，我必须再一次以自己为满足，而忘却周围世界，正是这一次经验，我才跨过门槛进入了生活。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次小小的经历。为了适应已经变化的世界，我想方设法要当一个志愿者，这完全符合我当时的情况。那时我为寻求一种可能性，去拜访了一所规模很大的军医院。我在那所伤兵医院里认识了一位老小姐，她过去在富裕家庭里过一种悠闲的生活，现在却当了护士。她十分激动地告诉我，她居然得以经历这个伟大时代，真是高兴和自豪。我很理解，像她这样的女士是会需要战争的，战争可以让她从懒惰的、完全自私自利的老处女生活中走出来，过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生活。但是当她向我陈述她的幸福时，走廊里躺满了包扎着绷带、身体弯曲的伤兵，病房之间躺满了折手断脚和垂死的人，令我心痛如绞。我很理解这位老小姐的热情，却不能分享，更不能赞同。倘若需要十个受伤者才能产生出这么一位热情的护士，那么为这位女士的幸福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不，我绝不能分享这个大时代的快乐，于是我从战争刚一开始就饱尝苦恼，数年我绝望地抵御着显然来自外界、降自上天的不幸，而这时我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对于这同一种不幸却好像充满了愉快的狂热。我读着作家们写的报刊评论，教授们写的号召书以及著名诗人们在书房里炮制的战争诗篇。他们都为战争祝福，这使我变得更为痛苦了。
1915年的一天，我公开说出了关于这场灾难的认识，而且表示遗憾，因为连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知所措，只晓得宣扬憎恨，传播谎言，还赞颂这场巨大的灾难。我这些相当谨慎小心地控诉引起的后果是，我在自己祖国的报刊上被宣布为叛徒。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尽管我和新闻界接触很多，但是这种为大多数人排斥的情况，过去却从未经历过。在我的家乡，有二十家报纸转载了那篇抨击我的文章，而我的所有朋友中——我相信许多人和报界有关系——只有两个人敢于为我辩护。有些老朋友通知我说，过去他们在胸前豢养了毒蛇，今后将把赤诚之心奉献给皇上和帝国，再也不受我的堕落论调欺骗。诽谤我的匿名信纷纷寄来，而出版商也通知我说，一个具有如此可鄙意识的作家是他们所完全不需要的。在这么众多信件中，我还看到了一件过去从未见识过的小小工艺品，那是一个小小的圆印章，上面刻着：上帝惩罚英国吧！
人们以为我对这种谬误定然会付之一笑。可是我笑不出来。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我生平中第二次巨大变化的结果。
人们记得我的第一次变化时我决心让自己成为诗人的片刻。此刻之前一直是模范学生黑塞，此刻之后成个坏学生，他受惩罚，被开除，他到哪儿都闯祸，害得自己和双亲忧心忡忡——一切只因为他在这个世界里，不论过去或者现在，他都感觉不到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现在，同样的情况在战争年代又重演了。我再度看到自己同一直和平相处得好好的世界发生了矛盾。一切似乎又沦于失败，我又变得孤独和痛苦，我所讲的和写的一切又被别人满怀敌意地误解了。在现实和我认为是希望、理性和善良的事物之间，我又看见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一回我不能再逃避反省了。没多久我就痛苦地发觉，要解脱令我烦恼的罪责不能求诸外界，只能依靠自己。因为我确实了解，无论人或神都没有权利责备这整个世界的疯狂和野蛮，尤其是我，更无权利。倘若我对抗这整个世界的潮流，那么必然会首先引起我自身的各种各样紊乱。显而易见，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场大紊乱。可是清理这种紊乱，并寻求整顿，却不是愉快的事。因为首先明摆着一件事实：我和整个世界都曾生活于其中的美好和平，现在不仅要我付出过高的代价，而且也像世界的表面和平一样早就腐败变质了。我曾相信，由于青年时代的艰苦奋斗，我在社会上获得地位，并且已经是一位诗人了。其间我因成功和顺境的正常影响，曾经非常满足和懒散，而当我仔细观察时，我发现诗人和通俗作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的好时光消逝了，现在正面临逆境，而它却往往是良好和有活力的学校，现在处处是忧患，我因而学习了很多很多，懂得世界上的矛盾冲突应该听其自然进行，也才能够在全部的混乱和罪行中从事自己的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就是我留给读者的许多文章。我总暗暗抱着希望，随着时间的消逝，希望我的民族，虽然不是全体，却有很多很多觉醒的和有责任感的个人会作出相似的检查。除了谴责和谩骂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敌人和可恶的革命，还要由成千上万颗心提出问题：我是如何参与罪行的？我还能变成无罪吗？要是人人都能认识自己的烦恼和罪过，并且与之一刀两断，而不是只在别人身上寻找罪过，那么他们随时随地就能变成无罪的。
当这种新的变化在我的著作和生活中开始表现出来时，我的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许多人甚至抛弃了我。伴随我的变化接踵而来的生活景象是，我丧失了我的房屋、我的家庭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和舒适之物。那个时期里，我每天和过去告别，而且每天都惊讶自己居然还能够忍受下去，还总是活着，同时还总是在这种罕见的生活中爱着一些什么。然而这种生活对我似乎只是带来痛苦、绝望和损失。
此外，我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也像是有神灵保佑而福星高照似的。当我由于烦恼而感到十分孤独，直至变化开始之后，我时刻感觉自己命运不济，我诅咒烦恼，却为烦恼所支配，但它同时也成为我抵御外界的甲胄和铁罩。我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可怖的充满间谍行为、行贿技巧和投机艺术的政治环境里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当时这种环境只存在于地球上极少数地方，那就是伯尔尼，这里成了德国、中立国和敌对国三方的外交中心。这个城市转眼之间变得人口过密，而且来的全都是道道地地的外交官、政治掮客、间谍、新闻记者、囤积者和奸商。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我和许多国家、甚至和敌对国家的很多人交往，由间谍、反间谍、密探、阴谋、政治的和个人的事业所织成的网紧紧包围着我，而我在那几年中对这一切竟浑然不觉！我被偷听、被监视、被侦探，有时候被怀疑是敌人，有时被看作中立者，有时候又被看成同胞，而我自己却全然不觉，很久之后才从各方面听说这些情况，我自己也纳罕，竟能安然无恙地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不过这些都已成为往事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的变化以及我那已达考验的顶点的烦恼也结束了。这些烦恼同战争以及世界的命运再也不相干。德国战败了，其实我们在国外的人两年来早就预料会有这个结局，所以此刻毫不惊讶。我完全沉湎于自己内心和个人的命运之中，尽管我往往觉得这好像和一切人的命运都有关。我在自己身上重又看到了世界上一切战争和谋杀欲，看到了一切轻狂，一切粗俗的享乐，一切胆小怯懦，于是首先就丧失了对自己的尊重，然后又失去了鄙视自己的能力，我除了静候这场大混乱收场之外，别无他法。我常常满怀希望，常常又濒于绝望，我在混乱的对面又重新找到了自然和纯洁。每一个觉醒的人，真正觉醒了的人都要一次或多次穿过荒野走这条狭窄的小路——何必对别人谈这些话呢，恐怕是多此一举。
当朋友们对我不忠实时，我时常感到悲伤，却不是愤怒，并常常因而更坚信自己所走的道路。而我这些从前的朋友也完全有理由说，我从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诗人，现在则因自己的问题变得简直让人受不了。当时我早就不去考虑什么艺术趣味、什么个人性格等等问题了，那时我认为没有一个人理解我讲的话。朋友们责备我，说我的作品丧失了优美与和谐，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我只感到这些话可笑——对于一个判处了死刑的人，对于一个为生活而奔波于断垣残壁之间的人有什么优美和谐可讲呢？难道我已背叛了自己毕生的信念，根本就不是诗人了吗？难道我从事的全部美学活动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是呢？连这个问题也是无关紧要的。我在这次地狱之行的征途中所见到的大多是欺骗和无价值之物，也许这是我的职务和才能所形成的错觉吧！当然，这也是微不足道的！而我曾经满怀虚荣和天真喜悦看作是自己使命的东西，也不复存在了。我看到更能挽救我的使命，早就不再是在诗歌、哲学或者任何其他专门史的范畴之内，它们只是给我心中留下了若干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和强大的东西，它们只是绝对忠实地保存了我还觉得有生气的若干东西。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上帝。——几年之后，当这种高度紧张和危险的时期过去之后，再看这一切便全然不同了，因为当时的内容和名称已经完全无意义，前天还是神圣的事，今天听来已经变得几近滑稽可笑了。
等到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结束时，已是1919年春天了，我迁居到瑞士一个偏僻的角落，当了隐居者。由于我一生都热衷于研究印度和中国的智慧（这是我双亲和祖父母的遗产），而且我的新经历一部分也是用东方的形象语言加以表达的，因此常常有人称呼我是一个“佛教徒”，对此我只是一笑置之，因为从根本上看我对佛教简直毫无所知。不过这么称呼我也有一些道理，其中隐藏着一点真理，这是我稍后才渐渐明白的。可以设想，倘若要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那么我一定会从内心深处渴望加入一个保守的宗教，例如儒教、婆罗门教或者罗马天主教。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渴望一种极端，而并非出于天生的亲缘关系，因为我不仅偶然生在虔诚的新基督教徒家庭，而且我的性情和本质很合于一个基督徒（至于我现在对基督教义有深刻反感，这是不相矛盾的）。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像反对其他别的宗教一样反对自己的宗教，因为他的宗教的本质告诉他，发展应比存在更加予以肯定。就这一意义来说，佛似乎也就是基督徒吧。
自从大战引起的那次变化以后，我对自己的诗人地位以及对文学工作价值的信念都连根拔起了。写作不再带给我真正的欢乐。但是一个人终究需要有欢乐的，我无论怎么困难也要求得到一点欢乐。我可以放弃生活中和世界上的一切正义和理性，我看得很清楚，没有这些抽象的东西世界也同样优美，但是我不能放弃一点点欢乐，相反我还要追求这一点点欢乐，它在我心中点燃起那一朵不灭的火焰，给予我信心，使我想到从这朵小小的火焰里再重新创造世界。我常常从一瓶葡萄酒中寻找我的欢乐、我的梦幻和我遗忘的东西，它常常给予我很大的帮助，真应该赞美它。不过这是远远不够的。你看，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欢乐。我已经四十岁了，却突然开始学画。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或者将成为一个画家。但是绘画本身是一件美妙的事，它能使你更为快乐，更有耐性。绘画不像写字会沾一手黑墨水，倒是会沾上了红色和蓝色。我学习绘画也使许多朋友不高兴。我不予理睬——事情总是这样，但凡我做了一些自己感到需要的、幸福的和美好的事情，这些人总要不高兴。他们希望别人永远是原来的面貌，不允许有丝毫改变。可是我不接受，只要自己感到需要，我会常常改变自己的。
也有人对我作另一种责备，似乎也十分正确。他们指责我缺乏现实的感觉。他们说我写的诗、作的画都不符合现实。我写书的时候常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一本正确的书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且尊重现实。我觉得现实最不需要人们充分去注意，因为现实存在自身就够麻烦的了，而要求我们注意和思虑更美好和更必要的事情，才是永远客观存在的。人们生活于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满意，如同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崇拜和尊敬现实一般，因为现实是一种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对于这种可怜的、令人失望和荒芜的现实，我除了否定它之外，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我们显示了我们比这种现实更强有力。
人们屡屡指责我的诗歌中丧失了对现实的最普遍的尊敬，而在我绘画时，树都有脸，房子在笑或者在跳舞，在哭泣，但是那棵树究竟是梨树还是栗树，却多半看不出来。我必须接受这个批评。我承认，连我自己的生活也经常很像是一个童话，我时常看见和感到外部世界和我的内在世界是密切关联和协调的，我必须把它称之为有魔力的。
我还好几次做了傻事，例如有一次我对著名诗人席勒发表了一些无伤大雅的言论，因而立即招致南德全部九柱戏球俱乐部发表声明，骂我是神圣祖国的亵渎者。不过现在我已学乖，多年来再也不发表任何有渎圣贤和惹人恼怒的言论了。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进步。
由于目前这种所谓的现实对我来说毫不重要，由于过去常常像现在一样充满在我内心，而当前却似乎无限遥远，所以我也不能够像多数人那样，把未来和过去作截然的分割。我常常生活在未来之中，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把我的传记结束在当前的日子，而是听任它安宁地继续向前进行。
我将简要地叙述我一生的轮廓。迄至1930年我写了一些著作，目的是为了以后永远放弃这个行业。问题在于我是否算作一个诗人。两位用功的年轻人在两篇博士论文中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给予解答。其结果就是对当代文学作了谨慎的观察，发现造就诗人的那种液体在当代还只是处于极其稀薄的状态，于是在诗人和文学家之间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由于这一客观鉴定，导致这两位博士学位申请者得出完全对立的结论。有一位青年是比较有同情心的，他认为这等可笑而浅薄的诗实在算不上是诗，同时作为赤裸裸的文学也实在没有存在的价值，至于今天还称之为诗的那些东西，还不如让它们静静地死去！另一位青年是一个诗歌的绝对崇拜者，即使在极其稀薄的状态下也同样崇拜，因此他的意见是，谨慎小心地评价一百个非诗人，也比不公平地错误判断一个真正诗人为好，因为他可能有一滴真正巴那萨斯的血。
我先是主要从事于绘画和研究中国魔术，但尔后几年中又渐渐沉浸于音乐之中。我晚年的野心是想写一部歌剧，其中要写的人生很少有所谓的真实性，对这种真实性甚至还要加以嘲讽，还要把它的永恒价值当作画像、当作随风飘扬的服装来加以显示。我经常近乎以魔术来解释人生的，我从来也不是一个“现代人”，而且常常把霍夫曼的《金罐》，或者甚至是《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当作较之所有世界史和自然科学史（更确切地说，我也时常从这些书中读到极为吸引人的寓言故事）更有价值的教科书。现在我又开始了一个生活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发展和区别一个完整的、又有充分差别的性格已经毫无意义，代替它的课题是，让有价值的自我重新在世界中沉沦，同时面对暂时性让自己列入永恒而超越时代的秩序中。要表达这种想法或者表达这种生活气氛似乎只有用童话方式才可能实现，而我认为歌剧是童话的最高形式，这大概是因为我不再真正相信那种遭到滥用和濒死的语言具有语言魔力的缘故吧，不过音乐在我眼中仍是一棵生气勃勃的树，它的树枝上今天也能够结出天堂的果实。我想在我的歌剧中写出我在已往的文学著作中从未完全成功地表现的东西：我要给人类带来生活高尚和喜悦的意义。我将赞美大自然的纯洁和无穷无尽，并表现它的全部过程，表现它如何从不可避免的烦恼而强迫转向内在精神，转向远隔的相对极，同时开朗、轻松和完美地表现生活如何在自然与精神这一对相对极之间颤动，如同表现一道粲然的长虹。
可惜我从未能完成我这部歌剧。它的遭遇和我的诗歌的遭遇一模一样。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诗歌，因为我看到《金罐》和《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把我认为值得一讲的重要东西，早已比我能做到的清楚一千倍地讲明了。我的歌剧情况也同样。正当我花了好几年功夫把音乐上的许多问题研究清楚，歌词草稿也大部完成之后，当我再次尽量深入地推敲这部著作的意义和内容时，我突然觉察到，自己这部歌剧实在没有可追求的，因为《魔笛》中早就美妙地解决了我要追求的一切。
于是我把这件工作搁置一边，又全心全意地转向实际的魔术实验。如果我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已经落空，如果我的能力既及不上《金罐》，更比不上《魔笛》，那么我生来只好当一个魔术师了。我早就充分探讨了《老子》和《易经》中的东方道路，为了能够确切地认识所谓现实的偶然性和可变性。现在这种现实已通过魔术而成为我的思想，我必须承认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多快乐。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我并不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人们称之为白色魔术的那个迷人的花园里，而且也每每把我身上那朵生动的小小火焰引向黑色魔术那一边。
当我年逾七十高龄时，有两个大学才刚刚授予我荣誉博士的光荣称号，我却因为用魔术引诱一位年轻小姐而受到法庭审判。我在监狱中请求允许自己绘画，得到了批准。朋友们给我送来了颜料和画具，于是我在狱室的墙上画了一幅小小的风景画。就这样，我再度回到了艺术世界，我曾作为艺术家体会过一切沉船的滋味，却丝毫不能阻挡自己再一次满饮这一杯香甜的美酒。我又像一个玩耍着的孩子，在自己面前筑起一座小小的可爱的游乐世界，让自己的心从中得到满足，我再度抛弃一切智慧和抽象，而探索创造万物的原始喜悦。于是我又开始绘画，我调和颜料，我浸润画笔，我再度怀着狂喜汲饮所有这些无穷无尽的魔术：我把色调明朗快乐的朱红色，把丰满纯净的黄色，把深刻动人的蓝色，把这一切色调混合的音乐融入最遥远、最浅淡的灰色之中。我幸福而孩子气地从事我的创造游戏，就这样在我牢房的墙上绘了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几乎包含了我一生中所有使我得到欢乐的东西，有河流、山谷、海洋和云彩，还有正在收割的农民以及其他许多我喜爱的美好事物。这幅画的正中还有一条小小的铁路向外延伸，它往上伸向一座山峰，尽头处就像苹果里的蛀虫似的钻进了山里，火车头也驶进了小小的隧道，从那拱形洞口处冒着一股烟雾。
我的游戏从未像这一回使我如此入迷。我忘乎所以地回到艺术中去，不仅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犯人、被告，除了终身监禁外看不到还有其他前途，我甚至常常忘记自己的魔术练习，当我用一支细小的笔画出一棵小小的树，一朵淡淡的云彩时，便觉得魔术师的职业我已经厌烦了。
与此同时，我在事实上已经把所谓现实完全破坏了，我的一切努力，我的梦想受到嘲讽，并且一再遭到毁灭。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唤我，在监视之下把我带到非常可憎的地方去，那儿，在一摞摞纸张中间坐着些非常可憎的人，他们质问我，他们不愿意相信我，他们粗暴地呵斥我，一忽儿像对待一个三岁儿童，一忽儿又像对待狡猾的犯人似的对待我。人们想要认识这个由办事处、纸张、公文所组成的奇特的、真正地狱一般的世界，并不需要当被告。在人类不得不以奇怪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一切地狱中，这一个地狱在我看来是最可怕的。只要你想迁居、结婚，想申请护照或者户籍本，你就站在这个地狱之中了；你必须在这缺乏空气的纸张世界中度过许多不愉快的钟点，你不得不受到那些无聊的、却又匆忙而可憎的人们的盘问、呵斥；你发现，连那些最简单、最真实的陈述也得不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会像对待一个顽童，或者对待一个犯人般地对待你。是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若是没有我的画具不断安慰我，满足我，若是没有我的图画、我的美丽的小风景带给我新鲜空气和生命，我早就在这个纸张的地狱里窒息与枯萎了。
有一次我正站在狱中这幅画前时，看守又送来了那无聊的传票，要把我从幸福的工作中拉开。那个时期，我对世上一切繁忙活动和整个蛮横而无聊的现实感到非常倦怠，甚至有点儿厌恶了。我觉得当时正是结束我的苦恼的时候。如果不许我清清静静地玩我的纯洁无辜的艺术家游戏，那么我只能献身于我一生中曾为之服务了那么多年的那种更严肃的艺术了。没有了魔术，这个世界便会是不堪忍受的。
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准则，屏息一分钟，然后把自己从现实的幻觉中解救出来。于是我和蔼地请求看守们稍候片刻，因为我必须登上我画中的小火车去察看察看。他们像惯常那样笑了，认为我已神经错乱。
这时我变小了，走进了我自己的画中，我登上那列小火车，和它一起钻进了黑色的小隧道中，片刻间还可以看到从那圆洞里冒出白色的烟雾，但是一转眼就不见了，而那整幅画连同我本人也都无影无踪了。
看守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