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人类发展过程形成的种群关系，是国家概念的基石。民族性则是以民族为基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及精神特质，包括种群的生活方式、民族语言、审美心理和生命体验等。莫泽尔将18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思潮概括为“民族精神”，是对民族性的最早解析。在19世纪不断兴起的世界反殖民主义浪潮中，民族性往往被“民族主义”一词所指代，这表明民族性的不确定内涵。民族性具有两个特质：一是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延伸，民族内的成员无一例外具有本民族的文化血液，成为民族文化延续的载体；二是民族文化的相对稳定，作为群体属性的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的变迁中逐步积淀生成的，相对于不断变化的时代，具有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内在结构机制，形成“排他的”和“向后”的内在张力，以约束传统因素的流失和变异。然而，“民族性”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更新的范畴，它以内敛稳重的姿态选择时代发展过程中符合自身生存需要的营养因素，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推动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因而又具有了某些现代性品质，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与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互促动。在20世纪中国发展历程中，正是民族性的多重维度构成了文学视阈的绚丽图景。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内在品质包括三个向度：一是文化的向度，以传统文化为根本凝聚而成的民族精神；二是政治的向度，以历史为脉络发展生成的民族主义；三是审美的向度，以语言为载体创建的民族文学。解析民族性的多重维度，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品质的必由之路，也是感受文学审美多元形态的重要方法。
一、民族精神：文化层面的民族性
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将其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有其内在的民族文化作支撑，当民族文化不断生长繁荣，形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哲学和宗教时，则标志着民族精神的生成。民族精神是“反映本民族利益和基本价值趋势或目标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是上升到思想体系的民族共同心理，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005页。。黑格尔将“民族精神”置于绝对精神体系中，认为民族的宗教、政体、伦理、风俗等都是民族文化的标记，作为民族性的主体对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持续而强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炎黄五帝的传说，到有记载的殷商历史，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到长江流域的迁徙流离，分分合合，风风雨雨，经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最终走到了“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交锋开创了华夏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西汉建立后，汉武帝为稳定江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战国时期孔子“礼乐治国”的梦想终成现实。孔子主张礼义至上，教化为先，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孟子提倡“仁政”，重视“和为贵”，他们共同完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建构。儒家学说找到了“法治”与“礼治”的逻辑关联，其伦理价值因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而从繁杂的思想纷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历代统治者尊奉的“国教”。在后来动荡的岁月中，老子的“无为”哲学与庄子的“逍遥”理念给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带来心灵的抚慰，摆脱“形而下”的痛苦与追求“形而上”的自由找到了契合点，中华文化逐步完成了哲学意义上的融合建构。儒家文化“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和“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精神，与禅道文化“乐观旷达”、“能屈能伸”的出世思想相互交融，构成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在政治历史和文学传统中都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重亲情伦理的家园意识和抵御异族侵略的爱国情感催生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传统，感时忧国的士人情怀在魏晋文学和唐宋诗词中留下了无数的人生悲歌，同时，对精神自由的渴盼也产生了另一类隐逸田园、放达人生的文学篇章，彰显了中华文化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
从五四文学建设之初，到世纪末文学的多元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血液，稍加梳理，便可找出新文学与传统民族性的精神联系。追求道义，弘扬正气，表达对国家民族苦难的忧患意识，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入世思想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留下的深刻烙印。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建设的数代作家，几乎都有着重建民族文化的梦想，他们以文学实践弘扬了儒家传统中连绵不绝的民族精神：参与现实变革，关注生命感受，在群体的历史大潮中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从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行为选择到实践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都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强大的内驱力。晚清梁启超等人倡导文化启蒙，认为“欲新一国之民，必新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把文学的作用提高到改造民族精神的高度，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文艺功能的传统认知。五四文学的先驱者鲁迅，从他投身文学活动的初期就确立了“文艺救国”的价值取向，他的主张既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参照，更多源于“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资源。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和鲁迅有着相似的文化经验，西方科学文化的启蒙，使他们解除了思想的枷锁，有机会呼吸现代文明的新鲜空气，因而从心理上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和肯定，处处以科学民主思想为参照，审视和改造民族文化传统的弊端和陋习。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长期熏陶，使他们身体中渗透了民族精神的血液，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首先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建设工作，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对西方文学的借鉴，都是立足于传统的东方文明的价值立场，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文学方式和文学观念都产生了潜在的制约，在他们叛逆反抗的文学诉求中总是表现出对儒学规范的认同。叛逆，是他们对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现代性的追逐；守成，则是他们对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性的趋同。郁达夫虽然迷恋过西方浪漫派文学，但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激情的宣泄往往包含着道德的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更多地被“反封建”的呐喊所淹没，表明作家不自觉地延续着儒家思想中文学的“济世”传统。胡适在经历激进与创新的文学革命之后，转而提倡“整理国故”，将研究传统文化提到与建设新文学同等的意义，虽然有着现代实证主义的哲学动因，但也明显可以看到传统“国学”对他文学活动的深刻影响。老舍和沈从文的创作可以视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民族精神的两种取向：前者追求建构中的批判，后者追求批判中的建构。老舍在他的多部小说中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风情，展现了传统国民性的内在品质，同时也清晰地表达了对民族传统的现代批评立场；沈从文则借湘西的民间文化，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边城”世界，传达了对古老的儒家伦理传统的赞许和向往之情。他们都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性问题表现出深刻的思考，文学实践正是他们找寻民族精神、创造民族文化的寻梦历程。
从哲学层面看，禅道文化对新文学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五四初期的文学先行者许地山，怀着对宗教精神的执著和对生命哲学的感悟，在早期小说中表达了对佛教教义和基督教文明的认知体验，《命命鸟》中敏明对命运的坦然承受与《缀网劳蛛》中尚洁知而不惑、对命运不公“不辩白”的人生态度，正是源于佛教精神的坚忍和基督教信仰的博爱宽容。在民族新文化的重建思考中，许地山首先从传统的宗教中发掘精神建构的资源，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建设的独特认识。郭沫若热情奔放的诗歌风格，既有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也有古代文化的深厚积淀，苏轼的旷达、李白的豪放，尤其是王阳明“知行合一”、“与物同体”的哲学思想与审美理念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作人是一个骨子里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否定儒家旧礼教，倡导“人道主义”文学，推动新文学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他热爱民族传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使他浸染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他将儒释道融合互补的文化精神作了现代阐释，他的散文处处表现出平和简朴的风格。沈从文对儒释道融合而成的民族文化也十分珍爱，在创作中充分表现了平静优美的创作文风，儒家文化与禅道哲学的精髓均在其文学活动中彰显无遗。80年代的寻根文学，钟阿城在《棋王》中描写了知青王一生的生命体验，他疏离政治革命的洪流，借下棋忘却人生的忧苦，不仅找到了精神寄托，也取得了棋艺的巨大成功。作者借王一生将儒家的入世思想和禅道哲学的精神自由作了哲学层面的阐释。
民族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陈腐落后的糟粕，残留下许多垃圾，需要清醒者和富有创建精神的人们予以清除。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呈现出内敛与保守的特性，而统治者有选择地保留与集权制度相关的传统因素，造成儒家文化被进一步割裂和篡改，禅道哲学理念也被肢解和扭曲，由此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近代以来民族精神的极度压抑和民族文化的愚昧保守，与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弱点是分不开的。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反照下，民族文化的缺点暴露无遗，儒家礼教过度强化“伦理纲常”，忽视、压抑了人的天性，造成民族精神的中庸怯懦和循规蹈矩，禅道文化不仅加深了中华民族对苦难的承受力，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愚昧保守苟安麻木的民族劣根性。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从根本上讲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清算，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通俗的明了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期。，致力于清理陈旧的民族文化糟粕，宣布与封建文化的决裂，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再创造。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鲁迅很早就投身文学活动，翻译域外小说，写出《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文章，热情地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力图借异域的声音来激醒国民沉睡的灵魂。在文学革命的大潮中，他满腔热情“听从将令”，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页。创作了多篇白话小说，描写国民性，对儒家礼教和老庄无为思想的负面因素进行深刻清算，华老栓的愚昧，祥林嫂的麻木，阿Q的自欺欺人，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遗留的糟粕，也是“国民劣根性”的具体表现。鲁迅所开创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暴露了传统文化在发展中被割裂和扭曲的严重恶果，符合中国文学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吁求，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20年代文学研究会作家主张“为人生”的写作，创造社作家对精神解放的渴望，乡土文学作家对民间苦难生活的描写，都立足于人道主义立场，倡导思想的启蒙，呼唤人性的解放，对民族文化的弊端和民族性的弱点表现出鲜明的理性反思。30年代老舍、巴金、曹禺的文学创作承袭了五四文学传统，把文化反思和民族性批判的主题表达得更为鲜明，在《二马》《离婚》《猫城记》《牛天赐传》等作品中，老舍始终如一地站在建设民族新文化的角度反思传统文明的优与劣、得与失，批评和否定了民族文化中的诸多缺点，如平庸保守、不思进取、自私狭隘、明哲保身等，以文学创作的独特形式表达了对几千年民族传统的深刻认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作品控诉了儒家礼教对民族精神造成的戕害，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
正是立足于文化层面对民族性进行全面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在创作主题上才彰显了博大深厚的历史内涵，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才得以在文学创作中继续延续和生长，构成中华文学民族性的独特魅力。
二、民族主义：政治层面的民族性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有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推进。民族主义的倡导与弘扬，有助于唤醒潜在的民族情感，促进国民的进取精神，民族主义因此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不仅是民族主义催生的优秀民族性特质，也是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研究中国的民族性问题，首先离不开对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从晚清的政治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都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殖民侵略所催生的民族主义思潮有直接关联；从更深的层次思考，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民族纷争和民族冲突的严酷环境中艰难发展，早已积淀了深厚的民族主义文化基因，在经历19世纪后期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撞击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爆发，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民族抗战的宣传，皆与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这种通过组织和宣传而发起的，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便是政治学通常所指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晚清的甲午战争后，单正平在他的研究专著《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一书中，较为清晰地描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过程，认为鸦片战争并未形成民族主义思潮，洋务运动只是小部分改良派的政治行为，甲午战争失败让部分知识分子有了睁眼看世界的启蒙意识，由此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开始大规模宣传“维新思想”，维新运动正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上升到政治层面而为民族主义。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63页。在漫长的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政局历经动荡，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不仅促成一大批文学青年与政治革命的相互交融，表现民族苦难和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也构成文学创作最鲜明的主题，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思潮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一根爱国主义“红线”。
（一）五四文学中的“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