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华馆建成后，这里的理发厅洋味十足，成为成都的时髦一景。门口有十字形自动门，左右两边各站一个唇红齿白、身穿雪白镀金扣子西仔服、头戴法式帽的门童，见顾客来便恭敬地微弯着腰，置身其间，人们有错入十里洋场之感。顾客几乎全是当时“三军”（国民党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的中高级军官和各种达官贵人，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据说，刘文辉照例要技师用锋快的土剃头刀给他剃光头，不许用刮起来哗哗作响的东洋刀。王陵基去理发就麻烦了，他照例身带卫兵，在春熙路北口一边站一个，重庆银行、锦华馆口各站一个，店门口左右各站一个。此外，卫兵还在为他理发的理发师身旁左右各站一个，戒备森严，不但弄得理发师精神紧张，全店上下也为之毛骨悚然。顾主看见店堂内外都安上岗哨，如临大敌，以为出了什么事情，都不敢靠近。
王泽华、王鹤在《民国时期的老成都》记载说，那时成都的报纸上有了
赞成女子剪发的文章。终于有女生剪掉长发，露出雪白的后颈，于是新女性的形象在成都出现了，那是有别于传统淑女的别一样韵致，是和干练、果断之类的词联在一起的。有些胆大的，还敢上理发店。偶然在花会或春熙路上见到烫发的女子，不免令路人大惊小怪。时有竹枝词云：
委地青丝七尺长，天然美丽焕容光。
如何剪断蓬飞乱，烫起鬈鬈色黯黄。
竹枝词里充满了对新潮事物的讽刺，但烫发的女人，依然是有增无减。为何？这就是文明的诱引。
郑光路先生特意指出，锦华馆建成后，立即成为兵匪烟娼会聚之所，被哥老会控制。每天在这里洽谈枪支、鸦片的人如蝇逐臭，不少乡下少女被骗到这里的茶铺写下卖身文书，从科甲巷送出拉到妓院，坠入火坑。春熙路建成后，商业场就逐渐冷落，商业场、昌福馆、锦华馆和春熙饭店，已由原来的地方势力逐渐转入蒋邦控制，继续干出诬人为盗、逼良为娼、骗赌贩烟、抓拿骗吃的罪恶活动，竞选参议员、贩卖壮丁，抓捕进步人士、操纵金融等黑暗勾当也在这里进行。直到1949年后，这些垃圾才得以清除。
记得巴金曾在《家》《春》《秋》中，对锦华馆一带的繁荣景象，有过生动描绘。不仅如此，成都最早的电影院也诞于此。1921年，成都出现了本土第
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封闭式电影院——新明电影院，从此电影才有了日场。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在《我记忆中的大哥》里，深情回忆了他们的大哥李尧枚，特别谈到了新明电影院：“我还记得，有回白天跟他一道去青年会新民电影院看电影，片名《马介甫》，是据聊斋上故事改编的。我们坐的是楼上正厅包厢第一排，我刚拔过牙，把头枕在他大腿上横躺在椅上，从栏杆空隙看出去，慢慢睡着了，流出一摊口水湿了他的衣衫。他也没怪我。他从上海回来也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生胶底的皮鞋，后来还替我跟堂弟一样做了一套西装，去吃一家亲戚的喜酒。这使我感到他做长兄的仁爱的另一面。”
但是准确地说，在1921年之前，成都已经上演过电影。清光绪三十年（1904）为慈禧祝寿出版的《成都日报》，在当年农历十一月初三出版的报纸广告栏内，有一则电影放映广告，全文如下：“美国活动电戏：本月初三日开演，售女客票、男客票，初四愿观者速来买票，每位五角，仆童减半，住所新街后巷子25号门道。华昌公司白。”这说明早在1904年的成都就有公开放映的电影了。
在成都的电影放映史上，季叔平、杨吉甫先生的功劳是不能被抹杀的。
季叔平是邛崃人，清末举人出身，1908年曾官费留法，获得过法学博士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季叔平后来在北京、天津等地倡办过开明戏院、新民电影院等。1922年回川，做过川军总司令刘成勋的高等顾问，办过外语学校，任过自流井盐务局长，还在重庆与吴特生一起创建过“环球大戏院”。
杨吉甫出生于四川万州白羊乡，教育家，著名民主进步人士。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受鲁迅、李大钊先生影响，追求光明，先后与乡友刘树德（林铁）、刘静修、何其芳等创办《夜光》《红砂碛》等刊物，并在北平《晨报》《京报》、巴金主编的《水星》及成都《社会日报》《工商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抗日战争期间曾主编《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长城》及成都《社会日报》副刊。1946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监禁，坚贞
不屈，经各方营救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万县市副市长、川东行署委员、四川省文化局局长等职，勤于职守，自奉节俭，一生光明磊落。
季叔平、杨吉甫深受文明思想影响，筹资引进西方的电影放映机和影片，租用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室开办新明电影院（此即后来的大华电影院），成都市民开始在“光电戏”中，目睹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这里最初放映的影片是《卓别林》式的无声电影。20世界30年代以后开始放映有声片，但多为美国原版，未用华语翻译配音。为了使观众明白剧情，电影院雇请了翻译人员先把主要故事情节用中文字幕映于银幕，向观众介绍。美国影片惊险而诙谐，这也让成都市民大呼过瘾。
电影院由于在青年会馆里，票价特低，有时还不要钱。据舒新城《蜀游心影》所载：当时“电影座票每位铜元六百文（合大洋一角六分），包厢则要大洋五角；除包厢外，男女不能杂坐，有军人在售票处和演出时监察”。早在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颁布的《影戏场条例》中即规定了“男女必须分座”，此规定竟延续至民国时期。其实，在这样的规定之前，旧时成都的电影院几乎均是“男人的世界”。
一个是风化原因。女人无法忍受美国电影中那些火爆的男女搂抱镜头。据说上映美国的《出水芙蓉》时，因为出现了女人身着泳装的镜头，女观众立即双手遮脸，有的失声惊呼。据说，喜欢新奇的成都人为了看一场《出水芙蓉》，人山人海地把电影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已经顾不得“非礼勿视”的古训了。实在买不到票的，就翻墙而入，其中竟然有妇女和小脚老太！为了一个不赚钱的事情而疯狂，成都人破天荒地分享着文明带来的喜悦。
另外，电影院里紧紧相邻的座位，已经改变了千年以来的等级门第观念，只要买了电影票，大家就可以平起平坐。这样的文明进步，却给了市井无赖以可乘之机，女观众频繁遭到性骚扰和恶作剧，即使官家小姐也难以避免。据景朝阳先生《旧电影院轶闻》一文回忆（《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68页），有的妇女散场时起身离座，
才发现自己的长辫子被后排的登徒子牢牢捆在椅背上！因为骚扰太多，所以成都女性多进戏院看戏，很少进电影院。
电影院无疑是充满刺激的调情场所。黑暗、隐蔽且伴有陌生人的呼吸。离经叛道却又无处可去的年轻人，躲在电影院里摸摸搞搞，稀里糊涂地完成自己的情欲之戏；成年人在电影院里卿卿我我，躲避光天化日寻找新的激情。黑暗中，女性的身体圆润饱满，闪动诱人的轮廓，伸手一摸几乎是情不自禁……
那时，出现在电影院里的服务性项目“活动夜壶”，观众尿急，一面支付可以买一个锅盔的钱，接过“活动夜壶”救急，一面目不转睛盯住银幕，哗哗的激流声充盈电影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响。警察局闻风而动，立即制止了这种“有碍观瞻”的服务。
但从总体上说，这种比较原始简陋的电影放映方式，却在成都促狭的空间中‘营造出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电影院对小孩子来说也许永远都是一个神秘的美好的所在，电影院的声影光色催生青春期的荷尔蒙。成长之后，时常回忆起来的，还是那黑暗角落与昏暗光影中，久未散去的余温。
崇庆的革命青年刘志高，1937年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爱读进步书刊，与进步同学往来密切，多次参加抗日宣传。在成都春熙路青年会电影院里，他指挥大众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其怒狮一般的身影，似乎依然回荡在都市的夜空……
1949年后，成都市曲艺团、成都市木偶皮影剧院的旧址也曾在此。1957年在苏联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金牌的曲艺表演艺术家李月秋，曾在此上演《小放风筝》《断桥》以及木偶剧《孙悟空三调芭蕉扇》《人间好》，皮影剧《水帘洞》《闹天宫》等，余音绕梁，似乎回荡在青年会高拱的廊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