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永兴分校的英语老师除费培杰外，还有三位教公共英语的教师。学生按程度分成三个班，三位教师各准备一个学期三分之一教材，同一教材，轮换为各班上课。这样也好，教师节省了备课时间，学生也可以吸收每个教师的长处，比一个教师一学期（或一学年）从头到尾教一个班更可取。我们外文系学生在上费老师的专业课之外，也必须上公共英语课。一位说话带浓重南京口音的矮胖老师我对他印象不深，至今连姓名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的教材中有一篇选文名字是《新哀洛伊斯》。这篇文章我知道，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卢梭，但内容同语言都没有什么特色。这位南京口音的老师讲起课来摇头晃脑、声调铿锵，充满感情，非常好笑。另两位，一位是个学者型中年人，名宋雪峰。新中国成立后他可能在张家口军事外语学校授课，我在50年代曾在某个刊物上读到过他翻译的几首英文诗。另一位是永兴唯一的女老师，冯斐女士。浙大迁返杭州后我听说她因为思想“左倾”曾被国民党逮捕，后来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把她保释出来的。宋、冯两位老师当时都是单身，有时我去看其中一位，常发现另一位也在座。我之所以同这两位老师比较亲近，是因为从他俩授课、选材中感受到他俩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冯斐为学生选定的教材中有济慈、雪莱的诗。我那时正做着文学梦，迷醉于写新诗。但是我的品位不高。何其芳当时已经去延安投身革命，但我还是抱着他早年写的《画梦录》不放。我喜欢的另一位诗人是个大学教授翻译家赵瑞蕻。抗战期间，赵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先后在云南南菁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和四川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我偶尔在后方报刊上读到他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总是抄下来赏读。宋雪峰好像同赵有一定关系。我从宋口中听到不少有关诗歌翻译同写作的谈论。但我却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幼稚习作拿出来向他们求教。在永兴读书的第二年春季，某一佳日，遵义来了一位外语系老师看望我们读英语的学生。这人不是遵义外文系主任（主任是佘坤珊），但却与学生关系非常密切。他不只在教学上循循善诱，而且在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言传身教，引导年轻人认清国内形势，树立正确人生观。这位老师就是引导我走进德国文学之门的张君川。外文系同学1943年在遵义成立“戏剧班”，研讨西洋戏剧理论，实践戏剧活动，张君川老师亲自指导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张君川老师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各种反动措施非常不满。1945年冬，西南联大惨案发生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浙大同学在遵义举行的追悼会。1946年四五月，浙大回迁杭州，因校舍需要整修，开学推迟，夏秋两季，他在上海《侨商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文章，抨击国民党独裁、腐败，招致当局忌恨，多次图谋暗害。幸赖校长竺可桢庇护，才未遭毒手。此事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都有明白记载。但这些事已是后话，此处暂不多谈。我还是继续说说在永兴同张君川老师的接触吧。他知道我学过德语，也胡乱涂写过一些诗文，来永兴后，曾单独同我谈过几次话。我在永兴没有德国文学书可读，手头只有一本上海盗印本的《奥托德语口语及语法》，书后附有几首小诗，我在闲暇时把其中一两首翻译成中文。张君川老师看过后为我指出几处误译的地方。他答应我，等我转到遵义本校后，他要单独辅导我读歌德、海涅、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的诗篇。张君川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吴宓是先后班同学，也是好友。吴宓后来去美国入哈佛大学进修，张君川却一直留在国内。他精通几国语言，研究西方戏剧，抗战后期，导演了好几出德国、俄罗斯名剧在遵义上演。1944年秋，我到遵义上二年级课，张老师果然辅导我阅读了不少德国诗歌。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另一位清华校友，就是那位古稀之年费时十八载翻译了但丁传世之作《神曲》的田德望老师。田自从在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教德文，但专长却是意大利语言和文学。我到遵义后，当了一名工读生，为田先生教授的德语教材刻钢板，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德语知识。
回顾我在永兴浙大分校度过的一年，虽然跻身高等学府，却实在没有用功读书，大部分时间是在懒散和放荡中过去的。事后回忆，一是由于我离家后生活虽然苦了些，却感到无拘无束，成绩略优于他人，没有与同侪竞争的压力，便以无书可读为借口，索性什么书也不读了。更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做文学梦，这时依然未从梦中醒来。在北平读书期间，曾经写过几篇幻想式的故事。走出“象牙塔”以后，虽然经历了社会不少磨炼，更目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平民老百姓的苦难，我却没有能力把所见所闻诉诸笔墨。我的思想那时非常浮浅，许多事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不能推究其根源。我受的生活教育刚刚开始，或者说还处于启蒙阶段。直到很久以后，时间和阅历才叫我明白了一些事理。现实中的不少惨烈事例扑面而来，我冥顽的头脑逐渐苏醒。我在下面记述一件我亲眼看到的事，初次经历叫我惊诧惶恐，百思不解。几年后，我的脑袋已开了窍，又看到某一高明人把同一件事形象化地呈现出来，令我叹服。原来我和张六平几个同学租住的小旅舍，门面房是一家小广东开的餐馆，前面已经说过，后院住房分上下两层。浙大学生住上层单间。楼下是两大间统舱，旅舍用来接待赶场的商贩和农民，有时也整间包赁出去。我有两次看到国民党某个部队到乡下抓来壮丁，住在楼下。几名下级军官像赶羊似的把一群农民赶进楼下统舱。这些年轻农民面黄肌瘦，衣不蔽体，有人脚下连一双草鞋也没有，就打赤脚蹚着泥水。更令人惊诧的是，他们都被一条长绳缚在一起，就是吃饭、睡觉绳子也不解开。开饭了！院子里地上摆上一篓糙米饭，一钵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壮丁争先恐后地抢吃，有人有一只破碗，有人连碗也没有，只能用手抓起往嘴里填。这些人能到前线上去打仗吗？我不禁问。到了部队里，绳子解开，他们不逃跑吗？他们要训练多久才开往前线？这些问题我当然不能解答。同抗战期间很多年轻人一样，摆在眼前的许许多多矛盾都为一个最大的矛盾——民族矛盾掩盖住，认为一切灾难都是日本人入侵带来的。只要抗战胜利，问题就都解决了。前面我说的某位高明人把我在永兴看到的事形象化，那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四川方言剧《抓壮丁》。到大后方以后，有时我也把看到的事记载下来，但我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我更喜欢写早在北平读书时就不断编造的浪漫爱情故事。我当然也写个人的痛苦和欢乐，怀念和追求。川贵一带的胜景叫我对大自然之美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或许会隐遁到某一幽僻的山谷中做一个自然之子。但时不时又思念大都市的音乐厅、咖啡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这些混乱无序的思想叫我写了不少毫无思想内容的诗文。在一个闭塞的小地方，一个人常常会找到几个和自己气味相投的友伴。我在永兴也同三五个“文学青年”常常凑在一起。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一位女青年成了我的文友。她是天津人，可以算作我的小同乡，在浙大读园艺系，开始时我们只是通信。她很大胆，不久就约我会面，因为有些想法似乎只有面对面倾诉才能说得清。为了制造更多的见面机会，她提出要跟我学英语，问我有什么英文书可以借给她阅读。我从沦陷区出来虽然带了几本书，但大多是工具书和字典。英文读物只有一本——德国施笃姆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茵梦湖》，这是我很喜欢读的一本小说。日近黄昏，一个孤寂的老人散步归来，独自坐在书房里沉思。当月光从窗外照到挂在墙壁上一个少女的肖像时，老人开始回忆他早已逝去的一段恋情。这个故事我已背得烂熟，这次随身带来，只是为了我正在读德语原文本，想用英译本进行对照。我把英文本借给她，每周学三两次，从此不愁谈话没有话题了。正当我们的关系日渐亲密，向情侣方向发展时，她接到了家中发来的禁令。原来郑（她的姓）的父亲是贵州省省政府一名高官，听说女儿在学校受一名流浪儿引诱，行将出轨，就发出禁令，要她立即同我断绝往来。我这位女友是个乖女儿，果然不再来找我学英文了。但她似乎还没有完全绝情，求我不要停止给她写信，她愿意继续做我的笔友。我同意了。我接着写信，写得杂乱无章，实际上是在进行文学创作。当然了，我也痛苦了一段，但我自我宽慰说，痛苦或许是诗人必经的淬炼吧。只不过郑却逐渐不再给我写信了。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星期日，我同几个同学到乡间远足。黄昏，倦游归来，我发现门后边有郑留给我的一封信。这一天中午，她家派来一辆小轿车，把她连同行李接走了。她在信中说，家中已为她办好转学重庆中央大学的一切手续。她离开永兴，并未回贵阳的家，而是直接去了重庆，因为行色匆匆，未及把我写给她的那些信和一两本书整理出来还我。她暂时带去重庆，以后会找机会再处理。这次一别，我同郑就再没有见过面。抗战胜利，我从部队复员回浙大，接到她从中大来信，除了告诉我别后她的生活情况外，还问我当年我在永兴写的信要不要她寄回。我回信说，当年的书信我都不要了，就由她自由处理吧。这以后，我俩断断续续又通过不少信，直到我回北平复学。时局同我的思想这时都有了很大变化，郑同她做官的父亲回到南京。父亲仍然做高官，她在大学读书，或者已经毕业，做什么工作。我们各走各的路，永远不会再会合在一起了。最终我接到她最后一封信和一张与一位男士合照的照片。告诉我她已经同照片里的人喜结良缘。我写信祝贺她。从此，我在贵州结识的那位小女孩的倩丽身影就从我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我并不珍惜年轻的时候写的那些幼稚的东西。张君川老师到永兴来看望外文系学生，在和我交谈时嘱咐过我一句话：要想写作，对人生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什么是对人生正确的认识，我当时并不明白。如果当时我就认识自己，认识我个人的处境和国家、社会的前途，也许我会做另外一些事而不去做白日梦了。
二、遵义（1944年9月——12月）
1944年秋季开学前，我离开永兴来到遵义。遵义地处内地南下北上通道，除省会贵阳外，是贵州省最大商埠。几年前浙江大学迁来落户，更增加了这里的繁荣。闹市区有一家播声电影院，另外还有一家湘江戏院，戏剧班就曾借这两家剧场的舞台公开演出话剧。这一年冬天，为慰劳南下抗敌国军，两处剧院也都作为活动场所。我到遵义后，没有搬进何家巷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在老城杨柳街巷内），而是听张君川老师安排，把简单行装搬到文庙街一幢居民楼里。文庙街是一条幽静老巷，离校本部只不过几步之遥。如果不去校本部，沿商业街东行就可以走到一个丁字路口。那是遵义南北通道上的闹市口。跨过马路，可以到街对面的电影院。大学的图书馆和一部分教室也簇集在近处的山坡上。如果从文庙街不去闹市转向西南，走过一座宽大石桥就进入荒僻的老城。我搬进去的文庙街小楼有上下两层。楼上一侧是外文系戏剧班活动的场地，那是一间近三十米的厅房，位于楼梯左手。戏剧班几乎每周都在这里集会，研读戏剧，排练中外剧作片段，或者听君川老师请来的外人做学术性报告。楼上右侧分隔成前后两间，住着外文系两位高年级生，薄学文和汪积功。这两人是我的学兄，也是戏剧班的发起人。我搬来以后，硬是在他们两人中间安置了一张行军床，从此便和两位学长成为室友。薄、汪都比我年纪大，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多有照顾，新中国成立后，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我的小女儿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于80年代初在外院毕业的。汪积功学兄，50年代曾蒙受不白之冤，半生颠顿坎坷，直到改革开放后，不仅重返人间，而且由于他同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姻亲关系（连战夫人方瑀是汪的外甥女），多次与连主席会面，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汪积功学兄现在荣任新安江市政协主席，为两岸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薄学文和汪积功两人在学校读书时，学习都极勤奋，而且都担当了不少社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