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家有不少人想使自己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突破，并做了各种尝试。但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现实、接近真正文学的作品，还是美国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硬汉”派侦探小说。这些侦探所以被叫作“硬汉”是因为他们侦查破案更多借助于拳头和手枪。这些作品里充满了凶杀、殴打的场面，无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刻画上，与传统的侦探作品都有很大不同。这一派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对美国打击很深，工人失业，生活贫困，加以政府实施禁酒法措施失当，官吏贪污腐化，更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现象在美国最优秀的侦探、犯罪小说中都有所反映；作者力图把侦探小说提高到严肃文学的水平，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最有名的两位作家是达谢尔·哈梅特和雷蒙德·昌德勒。这两人在思想上都比较激进（哈梅特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日子里，曾因受一美共组织的牵连，被判六年徒刑），对官吏、警察的腐败，黑社会盗匪头子的祸害，他非常愤恨。他们的创作态度比较严肃，在作品里为读者勾画出了当时美国社会面貌的某些真实图景。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不再是为情节需要而安排的X、Y数字，侦探本人也不是万能的英雄，他们有自己的弱点，也常常落入非常尴尬的处境。哈梅特小说中的侦探本身就是英雄+盗匪的角色，昌德勒笔下的私人侦探菲利浦·马洛尽管人品非常正直，也是不断动用手枪出生入死的亡命徒。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笔下，警察常常不再是法律的维护者，侦探也不再专门维护富人的利益。警察常与黑帮互相勾结，而黑帮为非作歹更常常有权势很高的腐败政客作为后台。作品中其他的人物也往往各有自己的性格，一般都刻画得有血有肉，能够给人以真实感。在语言风格方面，哈梅特和昌德勒也把侦探小说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善于使用生动的对话，通过对话描写人物、推动故事发展。他们的作品很少冗长的叙述，文字洗练，情节进展有如银幕上一串快速推动的镜头。他们的文字风格颇有些接近同时代的美国文学家海明威和福克纳。哈梅特的《血腥的收获》(1929）、《玻璃钥匙》（1931），昌德勒的《小妹妹》(1949）、《永远再见了》（1949）等，不只是最优秀的侦探小说，而且是颇为出色的文学作品。可惜的是他们作品中的这一优秀传统后来并未得到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某些红极一时的侦探小说家，只沿袭了这类作品中的凶杀、殴打手法，而且夸大到接近虐待狂的凶残地步。为了吸引读者，又加上了某些黄色场面，而对于暴露社会黑暗的核心反被抛弃了。英国的杰姆斯·亥德利·柴斯和美国的米凯·斯皮兰可以说是这类宣扬暴力的侦探小说家的代表。
在英国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作家也力图把犯罪、侦探小说提高到文学水平。法国的乔治·西麦农和用德语写作的瑞士作家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是这类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两个作家都是既写严肃文学作品，也写侦探小说，西麦农更以侦探小说家知名。西麦农原籍比利时，30年代就从事创作。他写的以麦格雷探长为破案主角的侦探小说已出版了七十余部，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这个善于等待时机、运用无限耐心进行侦查的麦格雷探长，口里含着烟斗，奔波在巴黎市街、法国小镇和乡村小火车站之间。通过侦查破案的故事，西麦农呈现给读者一幅幅法国的风土画。在他的作品里，人物、背景、或晴或雨的天气，同整个故事融合成一体。他的作品尽管也写了谋杀和破案，但主要表现的却是人类犯罪的问题和罪犯的心理活动，在西方侦探小说中可说是独树一帜。
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是瑞士籍当代著名作家。除了戏剧小说外，他也写犯罪小说，最有名的是两个中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抛锚》和长篇《诺言》。杜仑马特利用侦探、犯罪小说的形式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本质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和道德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故事情节既紧张，内容又比较深刻，为当代侦探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间谍小说是惊险文学中的一个分支，在结构和手法上和侦探小说紧密相连。事实上是，一个重大谋杀或盗窃案件如果不仅是出于个人的目的，而被赋予一个更为重大的动机，牵涉到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情绪，再加上势力庞大的国际斗争作为背景，当然会比纯粹的谋杀案更能吸引读者。早在福尔摩斯探案中，就出现了间谍的题材，但真正的间谍小说，问世却比较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英国情报官的欧斯金·柴尔德斯，在1903年写了《沙之谜》，可以说是第一部间谍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间谍小说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也大都持有极右的政治观点。在这类作品中，是非界线非常鲜明，坏蛋照例是外国人。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约翰·布坎和笔名萨卜的亥尔曼·西利尔·玛克奈尔是两个有代表性的间谍小说作家。布坎写的间谍小说更像是惊险故事，其代表作《三十九步》就是一部紧张的追捕故事。萨卜写了一套《猛犬特伦蒙德》故事，描写特伦蒙德如何与旨在颠覆英国的外国间谍斗法，情节紧张。但他的作品只是一味迎合读者追求刺激的心理，艺术水平实在不高。以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和艾里克·安布勒为代表的另一派英国间谍小说保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他们摒弃了浪漫的爱国主义，并不把间谍活动看作是什么维护国家利益的了不起的英雄事业。在他们笔下，间谍又恢复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毛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英国情报部门中工作，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了几个《艾兴顿》故事，不以情节取胜，而着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毛姆对间谍活动的冷静、超然态度为后来的安布勒·勒卡雷等作家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具有“左”倾立场的安布勒在《第米特里奥斯的面具》中，怀着很大的同情心描写一个希腊共产党员的活动；在《一个间谍的墓志铭》中写一个人物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皈依了共产主义。他曾借助作品中一个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战争和间谍冷战的看法：“那些有力量打破（国际势力）均衡的人，那些操纵大量资财和货币价值的人创造了战争；为了个人私欲，他们创造了孕育着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年代里，英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又出现了以依恩·弗莱明为代表的一批继承布坎-萨卜传统的作家。弗莱明创作了十一部间谍小说，代号“007”的间谍詹姆斯·邦德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超人式的英雄，是《猛犬特伦蒙德》在50年代的翻版。由于邦德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新的刺激，给战后的清教徒气氛带来了对肉体欢乐、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讴歌，所以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自1962年起，弗莱明的小说被陆续改编为电影，影响更大，连市场上许多商品都印上了邦德的代号。
另一方面，继承毛姆——安布勒传统的也有英国现代知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后来专写间谍小说的约翰·勒卡雷。格林自称他的惊险小说是“消遣作品”，他对间谍斗争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惊险故事的形式常常蕴含着一个严肃的核心。《沉静的美国人》（1955）揭露了一个在越南从事特务工作的美国间谍的伪善面目。成为1978年畅销书的《人的因素》一书通过最后成为叛徒的一个英国间谍的故事，揭露了肮脏的国际间谍活动和英国情报机构的阴险和丑恶（“这些人一边狼吞虎咽烟熏鳟鱼一边谋划如何杀自己的同僚！”）。勒卡雷1963年发表了《冷落后复出的间谍》一举成名。他根据50年代震动英国的几桩苏联间谍案件揭露了间谍战的残酷无情，间谍纯粹沦为这种冷战的工具。勒卡雷后来写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1974）和《香港谍影》（原名《一个可尊敬的小学生》，1978）也获得了很大成功。
除了上述一些作家外，六七十年代有名的间谍小说作家还有英国的兰·戴顿，弗雷德里·福赛斯，美国的阿里斯特·麦克林和1951年加入美国籍的女作家海伦·麦克英纳斯等。麦克英纳斯的《恐怖的前奏》和麦克林的《再见吧，加利福尼亚》都被列为美国1978年的畅销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盛行的“推理小说”，实际上也就是侦探小说。当时，一部分作家认为向来的侦探小说只追求惊险、猎奇，贬低了文学价值，所以提出了应重视作品艺术性问题。小说家木木高太郎提出改用“推理小说”这个名称，但一时未被接受。直到日本实行文字改革，减少常用汉字，“侦”字被取消后，推理小说这个名称才流行起来。
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1923年日本创刊第一本侦探小说杂志《新青年》，是第一、第二时期的分界线。在这以前日本一些通俗文学家大量译述了西方侦探作品，少数作家也尝试写了一些侦探故事性质的作品。自从《新青年》创刊，江户川乱步（真名是开井太郎，笔名的日本读音即艾德加·爱伦·坡的谐音）发表了《两分钱铜币》，日本侦探小说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正像西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一样，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这一阶段也有“侦探时代”的名称。当时日本侦探小说主要有两个流派：一是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本格派（即正统派），代表作家有江户川乱步、角田喜久雄等；一是以科学幻想、变态心理、阴森恐怖和荒诞离奇为特点的变格派，以横沟正史、木木高太郎等作家为代表。这时，日本各流派对侦探小说的内容、定义争论很多，但推理小说奠基人江户川乱步所下的定义还是有权威性的。他认为：侦探小说应该是运用推理逐次拨开疑云迷雾，去疑解惑，描写侦破案件的过程，并以情节引人入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理小说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战后年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推理小说也开始密切地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为“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的松本清张、水上勉等人，力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60年代崛起的森村诚一既尊重本格派的传统，又重视社会派的特点，把推理小说向前推进了一步。生岛治郎等作家则接受了美国达谢尔·哈梅特的影响，作品富于真实感，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总起来说，日本战后推理小说固然不乏描写黄色和暴力的渣滓，但是一些优秀的作品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政治上的丑闻、高级官僚和大企业家的腐败、社会上的暴力组织等等丑恶现象。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这些作品也不断创新、提高，使推理小说日渐成为日本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形式之一。
惊险小说不仅具有长久的传统，而且日益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虽然主要是为了消遣娱乐，但在消遣娱乐中，却锻炼了读者的思考能力，提供了许多方面的知识，对生活于不同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中的人民相互了解起了沟通作用。这种文学形式也完全可以运用于表现严肃的主题，探索和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今天虽仍有不少人对这种文学怀有偏见，但事实证明，它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美国现今已有一些大学设置了侦探小说写作课程；英国广播公司在1978年连续广播犯罪小说讲座，并把讲稿汇集成书；日本文坛不仅早已成立了推理小说作家协会，而且设置了鼓励佳作的文学奖金。1978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国际侦探小说作家大会”，参加者有东西方作家三百余人。这一切都标志着这一文学品种的生命力。
编选《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的意图，是想介绍一批比较优秀的这类作品，供我国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创作者阅读、借鉴。在这套选集里，编者无意也不可能完整地反映这类作品的历史演变和各个流派的面貌。但在选定篇目时，还是尽量考虑到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技巧和手法，而文学性则是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由于编选者知识的局限和资料的缺乏，这套选集与既定的目标显然是有很大距离的。至于英美两国的作品在篇目中占压倒优势，则是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犯罪、侦探、间谍小说不仅发源于这两个国家，而且它的市场至今仍几乎为这两个国家的作者所垄断。
（1979年）
“译”然后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