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第三帝国兴亡史》与1979年出版的《西行漫记》两书的翻译，还都是得到批准，不担什么风险，他翻译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了。《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寓言，也有人称之为“政治幻想文学”（与“科学幻想文学”相对）。这部书写于1948年，书中描述的是作者对法西斯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测——人性遭到泯灭，自由被剥夺，思想受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堕落已达到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程度。奥威尔死于1950年，中国革命刚刚取得全面胜利，《一九八四》一书的描述可以说与我国毫不搭界。但书中某些情节却又与“文革”中的一些荒唐情景极其相似。乐山决定把它译介到中国来是颇经一番踌躇的。我当时也热衷于科幻作品，极力怂恿他完成这项伟大工程。《一九八四》最初分期刊登在内部报刊《编译参考》上，我也译了几篇其他西方科幻小说先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
奥威尔的这部矛头指向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品至今恐怕仍令某些神经脆弱的人心悸。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实例是，直到1997年它还又遭了一次厄运。某一出版社本已经同董乐山签订合同，由他主编《奥威尔文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奥威尔不同题材短文、评论若干篇，下卷包含他的两部小说：《一九八四》及《动物农场》。这里不妨顺便啰唆两句关于《动物农场》这本书。这是奥威尔在1945年写的另一部政治寓言。故事很简单：某一农场的动物，因不堪主人虐待，奋而造反。猪在动物中最聪明，成了“革命”的领导者，但在“革命”成功后猪窃取了胜利果实，替代早年的农场主继续奴役压迫其他动物，自己则过着骄奢腐化的生活。经过血腥清洗，动物中的反对派都被清除，猪儿稳坐泰山。《动物农场》是乐山叫我译出的（据他说几年前曾有一个译本，但译文不够理想）。不想在《文集》出版时，下卷却被砍掉。后来乐山又为他的《一九八四》重找了一个婆家，我译的《动物农场》却仍待字闺中。
乐山同我耍笔杆子都已数十年，但有很多事谁也说不清楚。有的书一时能出，另一时又不能出，一个地方能出另一个地方则不能出，甚至同一出版社已同译者签订合同，转眼便又撕毁。译者的心血就在这样反反复复中，付诸东流。奥威尔的作品只是一例，另一部由我担任主编、董乐山大力协助，并亲自译了一部二十余万字作品包括于其中的《外国当代惊险小说》也几乎遭受到“扼杀”的噩运。第一卷本已打好校样，只因出版社来了位新领导，对惊险小说持有不同看法，便立即退稿。这部三卷集的《小说选》最后是由另一位观点转向开明的大人物最后发了话，才死里逃生，否则编者与译者倾注的心血就都白费了。
我调离二外后，虽然不再同他一起坐办公室，但仍然相互串联，过从甚密。乐山读书非常勤奋，用他自己的话说，得到一本好书就“手不释卷，废寝忘食”。我敢说在当代美国文化、文学这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像他涉猎得那么多。我记得当年我去皇亭子他的宿舍串门，常常看到他从当代外国报刊上摘录新名词、制作卡片。正是在他日积月累的几千张卡片的基础上，日后他编辑出版了《（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与刘炳章先生合著，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近些年这本书是否有哪个出版社再版过，但我在这里要向喜读当代原文报刊或从事英语翻译的读者推荐，这本五百余页的小词典至今仍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工具书。早在50年代初，我国的知名语言家（也是翻译家）吕叔湘先生就大力提倡翻译工作都需要有多种多样的知识，应该是一个杂学家。但是任何人也不能读那么多书，博闻强记的人也时刻离不开工具书和词典。《（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内含的词条大多不是一般语言词典和百科全书所包括的。如果今天能有人积累更多的这类知识性词语，继续丰富这本《小词典》，那对学英语和用英语的人真是功德无量了。
随着新时期到来，“文革”期间种种倒行逆施的措施，经过拨乱反正，逐渐转归正常，文化出版事业也开始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时代。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发挥自己“一技之长”，长期被禁锢的能量得以发挥了。从70年代末开始乐山像一座郁积已久的火山，终于迸发出炎热的岩浆，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来。我在这里不想、也无法表述他在一生最后二十年的活动和著述。他连续出版的一本又一本的译作足以说明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在译介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上的巨大贡献。我只想说几句我对这位老友的个人看去。我觉得在乐山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翻译家逐渐转向一位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批判家。他在众多报纸杂志上写的杂文和评论文章不下数百篇，仅结集出版的就有四五册。这些文章一部分是属于历史回忆性的，更多是对中外文化和社会时事的批判性杂文。这些文章不只文笔犀利——正像乐山的性格——而且总是能击中要害，对他攻击的对象丝毫不留情面。自80年代初起，我同乐山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见面的机会不像“悠闲岁月”中那么多了。乐山前后三次赴美考察、研究、讲学。留在国内的时候，除本职工作外，还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并先后主编过几种中文和英文的刊物，工作繁忙，可想而知。虽然如此，我在翻译或其他事情上偶有所求，他总是欣然伸出援助之手。近十余年，我们有过几次合作。一是上文提到的我编选《外国当代惊险小说》，乐山不仅帮我出谋划策，提供篇目，而且亲自译了英国作家勒卡雷的二十万字长篇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为这一选集增色。另一次合作是乐山、我和另一位好友梅绍武（由他带头）共同翻译出版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是一位英国大学教授的学术性著作，引经据典，引注比比皆是。乐山担任有关《资本论》的一部分，难度更大。这本书出版后还获得了一个图书奖，我们的劳动并未白费。1991年我同乐山合译了希腊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当时也有争议，乐山为此写了专论，评述此书观点，刊于《读书》杂志上。不久前听说，南京译林出版社已从国外购买了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发行的版权。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偏见的愚昧总会越来越少。乐山如果地下有知，知道此书能冲破禁锢，再版发行，一定也会感到宽慰的。
乐山生于1924年，1999年1月16日弃离人世，享年七十四岁。从人的平均寿命看，七十四岁也可称为高龄。但当我们看到他的才华，他的卓识，他蕴藏的能量，我们就会觉得他走得实在太早了。如果再想一想这样一个一代学子，大半生岁月蹉跎，只是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根据乐山写的《我的第一本书》，他把1979年12月出版的《西行漫记》看作是他个人的“劳动成果”）才有时机发挥出光和热来，我们就不只要为他逝世感到哀痛，而且也要为我们对人才的埋没与浪费从内心感到悲愤！
（1999年2月）
故人交谊四十年——忆梅绍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踏进梅府大门，是在把国家折腾了十年的“文革”发轫的前一年。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虽然日趋严峻，一般升斗小民却并未意识到即将降临头上的一场大祸，因之也没有完全失去结识新交、拜望世家名流的心境。但我去拜访梅绍武倒并不因为他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后裔，而是对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心怀景仰。绍武当时就已有大部头翻译作品问世。他同夫人屠珍女士，时有翻译文章在《世界文学》——“文革”前唯一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上发表。这次引见我去认识绍武的也正是《世界文学》的一位编辑张佩芬女士（德国文学研究者，她的爱人就是现在已经鼎鼎大名的福克纳专家李文俊，两人当时同我已有交往）。
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西侧的一条陋巷里，梅府则在我住家正东、护国寺街的东口。这是一处深邃的四合院，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居所（前若干年已成为纪念梅先生的纪念馆）。从我家到梅府，首先要经过护国寺街西头路南一幢巍峨的建筑，那是梅兰芳生前为弘扬京剧，捐助巨资建起的“人民剧场”。走过“人民剧场”，穿过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只要再走两三百步路就到了梅家。可惜这天去得不巧，正值绍武外出，未能得见他的风采。接待我同张佩芬女士的是他的夫人，落落大方且又健谈的屠珍女士。虽然是第一次登门，我并未感到拘束，参观了绍武的书房，也见到这对伉俪的三个可爱的小子女。从这天起，我同绍武一家就建立起长逾四十年的交谊。
“文革”前及“文革”初期，我去梅家的次数不多。在一场横扫大地的暴风雨爆发后，梅家乔迁到宣武门内另一处老房，不再是我的近邻。我在暴风雨间歇偶尔去坐坐，只是为了互报平安而已。倒是1969年冬我下放“五七干校”以后，每次休假回家，只要绍武也在北京，我总要去他那里借几本外文书。
在干校劳动锻炼还能读外文书？这或许要稍做些解释。我下放的干校就在离天津不远的茶淀，离北京不过半天路程（有一次我还骑自行车到天津去赶火车回京）。我们那里管理不太严格，一年总能休三四次长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干校被分派到远离大本营的木工厂干活。按照工厂的安排，作息非常闲散，且又独居一间宿舍，可以“为所欲为”。时间一长，我又犯了老毛病，二三十年养成的爱看外文书的“恶习”，叫我想找点洋书。绍武那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不仅借书方便，手头还经常摆着几本正在编目的新书。此外，梅兰芳先生曾到境外访问，也带回不少英文书。这就使绍武家成了当时国内罕见的一座图书宝库，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精神食粮。借书、还书以致后来发展到译书、评书，这是联系着绍武和我的一条坚韧纽带。
改革开放以后，文艺政策放宽，我们几个搞文学翻译的人不仅重操旧业，而且还大胆引进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甚至引起争论的侦破小说。除了分别研译各自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合作，共同出版一部集子或者合译一本书。举其大者，我同绍武等人都参加了老翻译家冯亦代同王佐良两位先生各自编选的一本《美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冯亦代和我都编过《西方惊险小说集》。绍武伉俪也编过《加拿大小说集》等等。这些书使我国一度停滞的译介西方文学事业重又繁荣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梅绍武、苏绍亨、董乐山和我合译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是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教授撰写的一本近五十万字的学术著作，对马克思一生发表的文学评论和美学观点做了系统性的阐述和分析，在西方评价很高。翻译这本书是一件艰巨工程，几乎每页书都有几处需要查对马克思原著，每页书都需要编写若干条注解。初稿译好后，全书的校对、修改以及撰写序言都是绍武一人承担，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除与他人合作外绍武个人辛勤不辍，在译介外国文学上做出巨大贡献，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许多国外知名作家，像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小说家纳博科夫等，都是经他介绍才为国人熟知的。绍武这方面的众多成果，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联系我同绍武的另一条纽带，是我俩对西方古典音乐兴趣都很浓厚。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学校虽已复课，但我因旧债尚未了结，一时仍然没有上讲台的资格，只能在系资料室打杂。工作清闲，时间充裕，班可上可不上。这样也好，我不但有足够的时间看书、会友、逛大街，还把尘封已久的密纹唱片翻出来，重新回到阔别将近十年的音乐世界里。从这时起，我去绍武家更频繁了。此前几年他有幸到英国去做了一次短期访问，带回来一些新唱片，另外还有一台开盘录音机，在国内难得见到。我在山西插队的儿子不久也从太原为我背回来一台国产录音机。我去绍武家主要是欣赏音乐，听唱片和转录磁带。我听绍武的，也偶然带去一些自己从别处找到的。记得有次我从老钢琴家老志诚那里录了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还曾急匆匆地到绍武处献宝。
常去他家的客人自然还有别的音乐爱好者，一位小提琴家姚念庚曾指点过我的小女儿拉琴。另一位在电台工作的严沆泰，不只英文好而且会弹钢琴。他后来去了英国，同我至今仍有联系。我同绍武都不会乐器，但绍武音乐知识丰富，脑子里尽是大作曲家、名演奏家的逸闻趣事，吸引了不少听众。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同儿子谈起这位痴迷音乐的“梅伯伯”，儿子居然还记得听他讲过的几则趣事：波兰小提琴家胡伯曼平日练琴总习惯盘膝坐着。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有一回登台演出，因为过于投入、感情激动，竟把琴弓摔到了舞台下面。
绍武家积藏的音乐资料和那里浓郁的音乐气氛，在当时枯燥的日子里宛如沙漠中的一泉清水，润湿着很多人的心田。当然了，这已是“文革”后期的事。人人摇动小红书，高喊“造反有理”的日子逐渐远去，人们可以稍微呼吸一些自由空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