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到北大去找施和徐。施是教育系的一位女同学，她同我及另一位从台湾来北大求学的学生经常会面——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三人学习小组。每次在施的宿舍聚会，或者议论解放战争发展形势，或者交换个人思想情况。施的年岁稍长，思想成熟，偶然还会介绍我们阅读解放区出版的文件和小册子。有一次，她无心又似有意地问我：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到一片新天地里锻炼自己。可惜我当时对书本——或许也对女友过分眷恋，未能领承她的好意，叫她对我失望。这次我找她，说明来意，她的回答也叫我感到失望。干革命不一定去解放区，她说。我完全理解她：她怎么能介绍我带着一个她不知底细的女性，到那神圣的土地去呢？我又去找徐。徐是我的同班同学，曾介绍我参加了一个进步的文艺社团，还约我为一份学生刊物撰稿。有一段时间，我迁入他的宿舍，同住一个寝室，夜间促膝谈心。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我曾把一份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的进步学生黑名单转给他，托他递交给地下组织。这份名单是我同D的一个共同朋友——一个为生计所迫投进国民党警察学校的青年人偷偷抄来的。徐也认识D，我们曾一起郊游过，因为徐那次摘了不少酸枣，所以D取笑他，叫他“酸枣”。徐很乐意帮我们的忙，只是因为这时国民党正在全市进行大逮捕，联络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必须等待。徐嘱咐我，暂时叫D隐蔽一下。
从北大出来，我走到当时位于西安门南面不远的私立华北学院，在华北学院读书的J是与我和D关系最密切的一位“战友”，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通往解放区的一条路子。J的地下党员身份早已不向我俩保密。就在这一年春天，我的进步思想的启蒙者、一位多年在白区工作的老同志，就是经我介绍，由J安排投奔到冀中解放区去的（1945年6月——7月，我以译员身份，在云南开远随美军援华一支特遣部队受军事训练，准备空投敌后作战。已潜身国民党海军多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关国华（当时化名）也被派来研究美军新式武器。是他开导了我，叫我逐渐认识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从此我的思想发生变化，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1946年我复员北上，经过南京，住在关的海军宿舍，关向我透露了他的身份。我回北京后，一直与他有联系。1947年秋（或1948年春），关需去解放区，一时与党联系中断，是经我介绍，J在北京为他安排出走行程的。）。我是J在华北学院宿舍的常客。但是这次我去找他却过于鲁莽——差一点自投罗网，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抓住。J的两三个同屋看见我走进屋子，个个面露惊惶神色。一个平日我较熟悉的同学低声说：“你怎么还往这里跑？没听说昨天夜里这里出事了吗？他们带走了三四十个人。J因为拒捕还挨了打。你赶快走吧！”我立刻转身出去。快走到校门的时候，发现有两三个身穿便衣的人在附近徘徊，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我非常镇静地径直走进校门内一侧的一处公厕，在里面待了两分钟，定了定神。然后一边系着裤子上的风纪扣，一边从容不迫地从那两个人旁踱出大门。他们只是侧目看了我一眼，未加阻拦。就这样我平安地逃出了鬼门关。
去解放区一时没有希望，在医院避风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这一天我约D来到景山公园僻静处商讨出路问题。D提出她可以绕道先回冀东老家，然后设法出山海关，到解放区大连去找一位女友（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在警察学校受训的青年人的姐姐）。我认为这样走道路险阻。当时国共两军仍在铁路沿线对峙，封锁极严。我决不放心叫她一个单身女性冒这种风险。想来想去，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到南方江浙一带避避风头。抗战后期，我去浙江大学上了三年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战后浙大复员回杭州，我的同学有不少已经毕业，在江浙一带工作，我同他们中个别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只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就能寻到一个避风港。但是D不认识这些人，事出仓促，我也无法事先打招呼，我必须同D一起走。万一到了那边联系不到熟人，我就同D暂时过一段飘零生活吧！从大局看，东方已经显露曙光，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日近黄昏，D必须赶回医院，免人生疑。我俩在短短会晤后又须分手。敌人正虎视眈眈地立在身旁。我同D每一次分开都可能是长期阔别。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心同她一起出走的原因。
她在公园外面上了一辆人力车回医院，我则沿着景山东街缓步向家中走去。这时候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从我身边风驰电掣地驶过去。在匆匆一瞥中，我认出来立在车厢中的十几个青年男女中有我认识的孙氏姐妹。她俩也是辅大的学生，家在北京。看来反动派在搜捕完住校学生以后，正把魔掌伸向校外。我同D商定好计划，必须立刻行动，不能再拖延了。
两天以后，从天津码头驶往上海的招商局致远号轮船上（这是一艘货轮，但也搭乘了一部分旅客和溃散南逃的国民党士兵）出现了一对年轻男女乘客。女客烫了头发，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华丽旗袍，男的身着长衫，提着两件简单行李。在杂沓的人群中并没有人对这两个人十分注意，因为当时京津一带比较富有的人正纷纷南下，躲避战火。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后，这两个逃亡者终于踏上了上海外滩。
从天津码头登轮到次年5月上海解放，头顶上阴霾廓清，我和D重返家园，还有不少可以述说的故事，例如在上海阁楼中蛰伏，在奉化县中两个月执教生活（想一想，“共匪学生”竟然潜伏到蒋介石的老家教课，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的好友替D在他那里谋得一份教席。一个好心人对我示警，叫我离开奉化。我丢弃行装潜往上海与D会合……这些故事如果一一写下来又要浪费许多宝贵篇幅。那就留待另一次再写一篇《出亡记》下篇吧！但是在结束本文前，我还想增记一件小事。1996年我再次去江南漫游，曾专程从杭州去奉化寻旧。我如丁令威化鹤回辽东，只不过奉化不仅人物已非，就连往日城郭也非复旧观了。倒是奉化市第一中学（前身即我曾执教过的县中）的校长听我说明来意后，接待我极为热情。临别前，他送给我一本学校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册。抵家后翻阅了一下，竟在《历任教职员工名录》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半世纪以前的足迹并未完全被沙尘掩埋，令我感叹不已。
（2003年春）
下篇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记述北平反动当局如何逮捕进步学生。我同D为暂避风头，登上一条驶往上海的货轮。现在我续写《出亡记》（下篇），回忆在浙江、上海时近一年的流亡岁月。时光荏苒，距离当年逃亡已经过了六十余年。文中个别细节或有不够确切处，但我写的确是半个多世纪前两个爱国青年亲身经历的纪实。我希望通过我和D两个人的遭遇，呈现给读者一个走向消亡的旧中国的社会剪影。
最终我和女友D是在天津海河码头登上一条驶往上海的轮船。当时，内战炮火已经延烧了将近三年，决定东北战局前途的辽沈战役即将打响。其他很多他方也都硝烟弥漫，南北交通阻隔。要想从平津一带南下，只有极少数有钱有势的人乘得上飞机，平头老百姓只能走海路，要么就得冒生命危险穿过犬牙交错的战区。我和D决定逃避到上海，事出仓促，根本不清楚该在何地乘船，误以为须到海河河口塘沽。及至到了塘沽，才知道那里只偶然停泊货轮，旅客是根本上不了船的。我们不得不找一个旅店过夜。塘沽当时破烂落后，没有档次稍微高一些的旅馆，我和D随便住进一家小旅舍，一夜惊魂，没有合眼。虽然我们住的是单间，半夜里却有一只大手三番五次捅破窗户纸伸进室里。如果不是我警觉，每次都大喝一声，我们随身带的一点儿家当早就不属于自己所有了。第二天我们又回到天津。打听了一下，天津也没有定期轮船航班。由于战局吃紧，有钱的人争先恐后南下，偶然有一条客轮驶往南方，船票早被达官贵人买去，普通老百姓只有出高价，寻门路。正当我们在码头上徘徊，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碰见了救星。一个我在北京就认识的跑单帮的人（我从他手里买过旧英文打字机）从对面走过来。这人姓曲，每个月都要跑两三次上海，倒腾洋货。听说我们要去上海，这位姓曲的朋友答应替我们想办法。他认识一艘货轮上给船员包办伙食的大班，这艘船次日就要起航去上海，而且姓曲的自己也要坐这艘船南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和D当晚就上了招商局的货轮致远号。毋庸讳言，我们掏出了很厚一沓法币由姓曲的朋友转到那位大班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招商局买了好几艘美国海军服役期满的舰艇，经营长江内航和沿海航线。致远号专跑天津——上海线，偶然也远驶东北葫芦岛。虽然是一条货轮，也不能不搭载少量旅客。有钱有势的头号人物不敢得罪，国民党部队溃散的士兵强行登船，阻拦不住，船上的职工自然也私搭几名乘客赚些外快。我和D离开北京，为了逃避国民党特务缉捕，都化了装，穿着也尽量装成富家子弟。D烫了头发，穿着花旗袍，脚穿长筒丝袜。我穿了件质地讲究的绸子长袍，而且特别买了一双锃亮的黑皮鞋。但是虽然如此，还是很难逃过明眼人的眼睛。怎么打扮，我俩也不像为逃避“共产”躲到南方去的少爷和小姐。致远号启动后不久，同曲先生熟识的轮船二副就托他向我们提出请求，能不能帮忙把这次强行登船的百十余名国民党逃兵登记造表，再分成若干小组。轮船去上海要走两三天，每天都要供应他们定量饮食，分组易于管理，而且可以防止他们打架斗殴甚至盗窃船上物品。我相信曲先生不会向船上的人透露我们的大学生身份，但是我和D都会读书识字，这是无法隐瞒的。我倒也乐意做这件事。借着登记姓名，我可以同这些国民党士兵闲聊几句话，做一些调查。哪里的人？在家乡做什么？怎样被“抓壮丁”？上没上过战场？回家以后打算做什么？等等。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个人的叙述。这个人是个国民党老兵。他是四川某个地方的人，为了赚取一笔不小的安家费，他冒名顶替一名富家子弟当的兵。两次同解放军交锋，两次举手投降，安安逸逸地当了俘虏。每次都从共产党这边拿到一笔遣散返乡费。跟他们谈话，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问他回家以后做什么？他回答说：“当兵哟，只要有仗打就有钱赚。”我暗自思忖，解放战争越打下去，国民党士兵被俘获的数目也越多，想必其中有不少是这种生财有道的“兵油子”。
致远号的船长姓曹，是一个文雅、英俊、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我蹲在甲板上同国民党士兵谈话，登记他们姓名的时候，他走了过来。开始，他站在一旁听了一会儿我们谈话，后来就跟我唠起嗑来。“谢谢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船上的人手实在不够。这些人吃起饭来像打架似的。”我客气了两句，表示我很愿意干这件事。跟这些大兵说话倒也很有意思。“听你同他们讲话，你也会说四川话？”他问我。我告诉他我说的不是地道四川话，我过去在贵州待过，这两省方言很像。同船上的人讲话，我很小心，尽量掩饰自己的身份。但有时候还是不知不觉暴露了一些真情。我告诉他，这次去上海是找原来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谋个差事。“是的，华北的形势很不稳，”姓曹的船长说，“有一点办法的人都往南走，但是依我看，南京、上海将来如何，也不乐观。”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弟弟也在这条船上。他已经拿到去美国读书的签证，到上海以后，很快就要出国了。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我自然表示高兴。没有想到的是，船长介绍我和D认识的，不只是他弟弟一个，他弟弟的未婚妻，一位漂亮的小姐也跟他弟弟一起去上海。她也要出国，可是根据美国法律，只有配偶才能拿到入境签证，所以他们决定要在轮船上举办婚礼。主持婚礼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说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是他们临时找的（不太可能吧！）还是预先约请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为了叫婚礼办得更像样一点，还需要一位女傧相。他们看中了D，D能不能帮这个忙？我同D虽然没有立刻就同意，但也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再说，我们在船上的地位已经提高；我们带的两件简单行囊已经从船员集体宿舍里两张简易床上被搬到一个小单间里，另外一张大红请帖，虽然是临时写的，也已放在茶几上。看样子，我们被派定的角色，不管愿意与否，只能演下去了。幸好再有一天半时间，轮船就要靠岸，这出戏也就落幕。船长、二副、新婚夫妇和船上所有职工，我们就都将挥手告别了。以后再想见面恐怕也不可能了。遗憾的是，D的化装很不成功，除了身上的行头外，多一件漂亮衣服也没有。再加上她从不擦胭脂抹粉，什么化妆品也没有，只能将就着借用新娘的凑合一下。婚礼在第二天下午举行，非常简单，倒是晚餐的菜肴很丰富，不少海鲜是我在北平家里从来没有吃过的。第三天午后，致远号平安到达上海，在黄浦江东岸一个货运码头靠岸。我跟船长说好，同D在船上多住了一宿。趁时间还早，我乘轮渡过江去找已在上海工作的几个校友，我要听听他们的建议，下一步我和D该如何安排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