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了解他们本人特别是年事已高的德博教授并不在乎什么奖励。我当然知道我们的国家也重视在国外传播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我当然理解我国尚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拿不出许多钱来奖励人家。可是，给一些确实为传播中华文化辛劳一生、贡献巨大的汉学家或曰中国学家以精神奖励，以荣誉称号，又为什么办不到呢？
突然想到我们每年都评的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以及鲁迅文学奖中的彩虹奖，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立一项特别奖，逐步把外国汉学家的著译也纳入评奖范围，从而促进中国文化文学在世界的传播呢？如果有这一天，言归正题，我将自告奋勇，义不容辞，并且“举贤不避亲”，为我朋友顾彬的6卷《鲁迅文集》和10卷《中国文学史》请奖。
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文学翻译断想》中，我曾提出过“文学翻译家应该同时是学者和作家”这个命题，并认为我们杰出的前辈大都达到了这一要求，自己呢几十年来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当今研究和通晓中国学的外国学人中，以个人接触范围而言，顾彬似乎是唯一一位兼为学者和作家的文学翻译家，不仅如此而且成就卓著，正因此我与他惺惺相惜，成了朋友，正因此我对他特别敬重。
金花和银花
看名字就知道是两个中国人，而且多半还是对姐妹。她俩也住涅卡河滨大道58号，在我楼下的底层，与我是真正意义的邻居。因为尽管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对楼里的另外两家住户我简直毫无印象，毫无了解，就连两姐妹的父母也几乎全无交往，唯有她俩和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让我在异国他乡体会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刚搬进楼里，只在出门回家、上楼下楼时看见她们，因为都是中国人吧，便自然地经常相互友好地点点头，笑一笑。她俩大的一个看样子十四五岁，多半是个中学生，小的一个才十岁光景，多半在上小学，都还是小孩子，因此根本想不到我会与她们有什么往来。
一天午后，正伏案工作，突然听见轻轻儿轻轻儿的敲门声。
平素来客都是先在楼门外按电铃，我摘下房内的听筒与客人通话，然后揿电钮开大门请客人上楼，自己则站在打开的房门口迎候。今天这不速之客是谁呢？我感到奇怪。
开门看见是楼下的小女孩。她从自己家直接来到了我的门前，脚步轻轻儿地来到了我的门前。很难为情地站在那儿，怯生生地站在那儿；她知道，这样不请自来是不礼貌的。
为了消除她的尴尬，没有问她有什么事，因为知道她也没有什么事。她多半是生活在异国感到寂寞，还可能对我这个同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人感到好奇，感到亲近，于是就像在家乡一样自自然然地串门儿来了。我呢，对她的来访由衷地感到高兴，不只因为我同样寂寞，还由于在家里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儿。
“进来进来。”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随便招呼她进房间，任由她好奇地走走看看，自己仍坐回到了写字台前。随后一边翻着书，一边与她闲聊，知道了她姓刘名银花，她姐姐叫金花，妈妈在我房东赫斯先生的饭店里干活儿，爸爸在另外一家饭店里做厨师。
“你的家在中国吗？”小姑娘操着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问我。
“是的，在四川。”我回答。
“四川离青田远吗？”
“很远。是啊，很远很远……”
银花的简单问话勾起了我的乡愁。她走了好久，我仍久久不能平静。
过了没几天，银花又来了。这次她竟带着礼物——一瓶辣椒酱。鲜红鲜红的，一看就是国外中国饭店用的那种。我想她准是从爸爸妈妈口里听说四川人爱吃辣椒，就从家里拿了来送给我。真是不忍心谢绝小姑娘的一片心意啊！只是告诉她，我从家里带有足够的油辣子海椒来，这次送我的收下了，以后可千万不要再送。
银花听了点点头，并没什么不快的表现。这小姑娘看样子刚来德国不久，胖胖圆圆的脸庞配着刘海短发，穿着一件长大的鲜红运动外套，整个儿一个稚气未脱的、憨厚可爱的中国小丫头。我真的很喜欢她，她大概也一样，所以不时地不请自来，来了也就随随便便地待一会儿，谁也没有一点客套。
又过了一些时候，一天我拉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客人不是银花，而是她的姐姐。
大概发现了妹妹经常偷偷往我楼上跑的秘密，金花耐不住好奇也来造访，或者讲也想看个究竟来了。
金花到德国已有一些年，进屋后大大咧咧的，表现就像与她同龄的现代德国青年。她虽也穿得像中国年轻姑娘一样的鲜艳，但红色的风衣经常是很随便地敞开着，露出来里边红T恤胸前的几个“春”字，下边则是肥腿的黑裤子，头发散披在两边的肩上，整个儿看上去真很青春很时髦。金花显然是有些德国化了，这也很自然。她已上了好几年中学。有一天，我看见她和一群男女同学坐在市中心俾斯麦广场的塑像基座上，旁若无人，吊儿郎当，有一两个还抽着烟卷儿。那模样，不认识的人绝对想不到她是个中国小县城来的中国女孩，而且父母亲都是劳动者。
金花第一次来跟我聊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我只知道，我不喜欢她，但也并不怎么讨厌，对她抱着一个爱来不来的无所谓态度。她呢，来得明显的比妹妹少，然而有一次，却给我异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她来我房里磨蹭了好一会儿，像是有什么事的样子。我既不便问她，又不好请她走，心里已经有点不耐烦，这时她才突然问我：
“你看我的嘴唇怎么样？够厚吗？能得到快感吗？”说时微微仰起头，冲我嘟着她那两片青春健康的红唇。
我一下子给震惊得蒙了，面对这个在国内从不曾碰到过，不，甚至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提问，从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女的口里！
为了不使金花和我自己难堪，我想必很快便镇定了下来，然而已记不起当时是如何回答她，敷衍她的。只是事过之后，我才意识到金花同她妹妹一样，对我怀着极大的信任，对一个同为中国人的长者、老师的信任。而这信任，也增加了我对金花的好感。
可不是吗，她不便向自己缺少文化和见识的父母提出这个敏感问题，但是又非常想知道自己听来或读来的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她由此引起的疑虑乃至苦恼也需要解决，于是便来登门求教我了。她自然没有想到，她给当时的我，出了一道无法解答的难题！
与金花银花这一对生活在德国的姐妹接触多了，我对她俩的家庭环境也关心起来。一次上街归来碰上银花，她拉我去她家便去了。她爸爸妈妈成天忙着在饭店打工，连节假日和星期天也难得休息，家里自然如我预料的整洁讲究不了。但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在姐妹俩房里看见的画报杂志。
从四处扔着的杂志中，我随手捡起一本来翻阅。记得刊名是一个德国女孩常用的名字，摄影图片十分丰富，性质应该是专为少女们办的知识性和休闲性期刊。真没想到在这样一本怎么也不能算是黄色的刊物中，竟有一个近乎固定的栏目，专门让读者来谈自己的“第一次”，而且从作者小照旁边简介文字可以得知，她们的年龄多半十四五岁，也就是说和金花差不多！
这下我算明白了，金花小小年纪怎么提得出上面那个一般中国女孩羞于启齿的问题。生存环境使然啊！这偶然落到我手里的杂志，只是姐妹俩生存环境的一个极小组成部分而已。淳朴的银花年龄小，到德国不久，所会的德语还不足以读懂它的某些内容和受其影响；但读懂和受影响，只是时间而已。
转眼到了1983年的除夕，中国留学人员照例举行一系列的庆祝和联欢，有一天晚上金花也跟着我去在新城学生宿舍参加活动。聚餐之后大家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其间有人提议让金花也来一个。要是在国内，这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绝对不是什么难题，哪知却真把金花给难倒啦。她忸怩了好久好久，才终于唱了一支歌，一支她艰难地从儿时的记忆里挖出来的歌：“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面对着这个看上去聪敏又洋气的大姑娘，听着她那幼稚而且跑了调的歌唱，我真是很难为情，好像我不仅仅是带她跟着去玩儿的邻居，而是她的老师，她的父母。
我不能忘记金花银花，不仅是因为姐妹俩曾进入我在异国的寂寞生活，而且她们还引起了我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思考。通过她俩，我第一次直面西方的性开放问题，受到了它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感到了它的难以回避，也无法回避，不可回避。
既曰第一次，就意味着还不止一次。
送别老陈
苍松翠柏环绕之中，远离尘嚣，一个幽静雅洁的小天地。墓和碑都不大，但却各式各样，精雕细刻，充分显示出德国人既讲求实际，又重视美观的个性。
我常像浏览博物馆一样，去这儿那儿的公墓中走走，看看，读读那些承载着历史的碑文。要是偶尔碰到一个熟悉的甚或仰慕的名字，心中更会悠悠然升起无尽的沧桑之感。
使我第一次走进德国人的安息之地的，是我的一位同胞，一个我至今只知道叫老陈的上海人。
1983年秋天去海德堡大学做研究工作，刚到不久便与先在那儿的中国留学人员联系上了。在与我来往密切的一群人里，有一位格外肯帮忙的老陈。他替我烧过不止一次土豆咖喱鸡，那味道别讲他的上海老乡，就叫我这个会吃的四川人也没得说的。他经常开着车帮人搬家和买东西，总是招之即来，耐心而又热情。有一天，为解决一位进修人员学习德语的需要，他硬是吭哧吭哧地帮着从跳蚤市场抬回来一架大个儿电视机，结果却只有声音不见图像。
一开始，我心里挺纳闷，进修学习如此紧张，这位老陈怎么竟有时间精力来当我们上百号人的后勤部长？
原来，老陈尽管平易近人，古铜色的脸上也戴着副大玳瑁眼镜，却并非是和我一样的访问学者。他尽管身板笔挺，又有意识用茶色镜片遮掩了眼角的皱纹，却分明是个饱经风霜的“海外华人”。
早在大战刚结束的40年代，老陈就到了海德堡，在美国驻军中销售香港做的西服。那年头儿，德国人还在废墟堆里讨生活；出于怜悯，这位中国阔佬确实“收养”过几个德国女子。可是，德国慢慢富起来了，他的美军生意渐渐做不下去，女朋友自然也找到了更中意的本国丈夫或男朋友，老陈于是落得孑然一身，无所事事。
显然就因为从前待人家不错吧，他最后一位女朋友的母亲现在反过来又收养了他，看样子待他也挺友善。
80年代初，古老的海德堡突然来了些快快活活的、不再怕与他交往的中国人，而且还有许多到哪儿都吵吵闹闹的上海老乡，老陈心里好不高兴。于是，一有机会就来和他们聊天，就开着车带他们“白相”。他说，和“学生仔”们在一起，蛮开心的。
渐渐地，从我们的言谈中，老陈了解了国内的情况，知道自己不再是不受欢迎的人，动了回去看看的念头。是啊，联邦德国虽富，海德堡虽美，可属于他老陈的，仅仅只有一辆过时的轿车，和一笔越来越少的秘不告人的积蓄；而在生他养他的上海，却有他的家，有他的妻子和一个早已成年的女儿啊！
在枯黄的落叶铺盖着涅卡河两岸，游子们开始竖起风衣领子来的时候，老陈已在精打细算地购置带回家给妻子女儿的礼品：他和一个“学生仔”约好了，一起到上海过春节。
那些日子，我见老陈走在海德堡热闹的大街上身板更加笔挺，大有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之概。
1984元旦前后，听说老陈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以他那样的身板，肺炎有什么了不起？说实话，对于老陈的病倒，我们和他本人一样，谁都没当回事。
转眼到了春节。在留学人员的联欢会上，大伙儿迪斯科跳得正欢，突然慌慌张张进来一位上海同志，悄声告诉我：老陈死了！我们几个年纪大点平常又接触较多的人赶紧凑拢来，商量该怎么办。可是我们能办的实在不多，老陈未来得及留下遗嘱！
阴沉沉的冬天的早晨，我们走进海德堡城边上的一座公墓。追悼会简短而肃穆。参加者除我们留学人员外，还有不少德国人，还有从北欧专程赶来的老陈的华侨朋友。这也表明，死者确实像致悼词的德国男士所说，是位善良、诚实、乐于助人的中国人。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鱼贯进入一条宽敞明亮的走廊。在一面卸掉了护板的大玻璃墙后，雪白的灵床上安卧着老陈的遗体，饱经风霜的古铜色的脸上没再戴眼镜，也没了任何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