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敦煌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之初，西方考察家以现代的考古学方法和现代的学术观点在中国西北考察。他们意外地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沉睡了将近九百年的中国古代写本文书。他们并非仅仅视之为文物，而是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西方现代史学家善于从历史的陈迹里寻找到某种活跃的生命。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
历史决非叙述所构成，而是常由文献或由那些成为文献的叙述所构成。这样一来，假如现代史是直接从生活中产生的，那么那种叫作非现代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直接产生的；因为事实是明明白白，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去考察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的生活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意〕本纳德多·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亚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考察家寻访的目标，力图在这一大片神奇广阔的土地上找到西方和东方的文化联系。他们发现了横贯亚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敦煌文书的发现，使他们认定世界的东南西三方的连锁在敦煌形成了个交汇点。斯坦因于1907年第二次在中亚考察的巨大发现——敦煌文书，经他的讲演、展览、著述、影印出版等的宣传介绍，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震动和极浓厚的兴趣，研究敦煌文书遂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学术新潮流之一。他在1932年完成《西域考古记》时，回顾二十余年来学者们关于敦煌文书的研究而深有感慨地说：“这一个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还得费许多年的辛勤钻研。我在此处所能说的只是欧洲同日本的学者已经工作过的一两件有趣味的发现。”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敦煌作为文化交汇点的特殊意义，斯坦因介绍说：
西藏文卷子文书在性质和范围方面同中文材料大致不相上下，大部分也是佛经。但是渊博的牛津大学托玛斯教授（Profess or F·W·TnomaS）研究之后，曾指出这些藏文遗献中也可以得到第八世纪中叶到第九世纪中叶，此地以及西面的塔里木盆地统治于西藏人时候，关于当地历史以及其他的有趣味的资料。西藏式佛教之得植基于中亚即起于斯时，
后来蒙古人起而信奉，声势之浩大，至今还能控制亚洲的一大部分地方。
用印度婆罗谜字体写成的许多写本，已由中亚语言学大师故霍恩尔教授（Profes Sor Hoernle）的努力，完全做成目录，证明写本包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写本大部分属于佛经，医药方面也有一些。梵文写本中有一篇大贝叶本，就材料上证明，毫无疑义是来自印度的，应算现有最古的印度写本之一。其中有一种中亚古代语言，以前还不知道，现已定名为和阗语或塞伽语（KhotaneSe or Saka），大约贝叶本同卷子总有好几十种，其中最长的一卷在七十呎以上。另一种古代语的写本是龟兹语，一名吐火罗语（Kuchean or Toknari）。古来塔里木盆地北部以及吐鲁番一带大约都操此种语言。在亚洲所操的各种语言中要以这一种最为近于印欧语族中的意大利语同斯拉夫语（Iealie and Slavonic），所以特别有趣味。
就地理学上的意义而言，其足以表示古昔敦煌佛教传布交流错综的情形者，或者没有比千佛洞发现的古代康居，即今撒马尔干同布哈刺地方通行的伊兰语书籍更好的了。窣利字出于Aramaic文，在有一些含有突厥文书籍中并还采用了同样变体的闪族（Semitie）语言。其中有一卷很好的卷子，上面是用突厥字写的摩尼教祈祷圣诗。（〔英〕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51页-152页，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
这仅从民族语言的奇异遗物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研究的简略介
绍，就敦煌文书的整个文化意义而言是极其丰富的。我们现在将《敦煌劫余录》问世以前，世界汉学家关于敦煌文书研究的论著摘要简介于下：
《根据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十件中亚文碑刻的考释》〔法〕沙畹 巴黎1902年
《敦煌石室发现物》〔日〕内藤湖南《朝日新闻》1909年11月12日
《大唐西域记异同考索引》〔日〕羽田亨 东京国书刊行会1911年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法〕沙畹 伯希和《亚洲学报》1911年
《新出大波斯残经考》〔日〕羽田亨 1912年
《奥莱尔·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考释》〔法〕沙畹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13年
《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法〕伯希和《通报》1914年
《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日〕羽田亨《东洋学报》第5卷 1916年
《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法〕伯希和《亚洲学报》1916年
《回鹘女子卖绝文书》〔日〕羽田亨《东洋学报》第6卷1917年
《九姓回鹘考》〔日〕羽田亨《东洋学报》第9卷1918年
《敦煌石窟》（六卷本）〔法〕伯希和 巴黎 1919年
《塞林底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详尽报告》〔英〕斯坦因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21年
《1923-1924年的中国考察》〔美〕华尔纳《福格博物馆评论》第2卷 1925年
《敦煌遗书》第一集 羽田亨 伯希和 东亚研究会刊行1926年
《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英〕斯坦因 牛津大学出版 1928年
《伯希和敦煌写本目录》〔日〕那波利贞 法国国家图书馆 1931年
《西域文明史概说》〔日〕羽田亨 东京弘文堂 1931年
《塞语中若干西域地名》〔法〕伯希和《通报》1931年
这些要目可见世界敦煌学研究的一般倾向，而且可以说明敦煌文书的研究已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之一。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种新的挑战和压力：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哪里？
二 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的五大发现
自十九世纪之末迄二十世纪之初的三十年间，如中国学者王国维说：“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字伯隅，号静安，浙江海宁人。光绪三年（1877）生。以诸生留学日本。早年研究哲学、词学和戏曲，后力攻经学和史学。主讲清华大学研究院。1927年自沉北京昆明湖以卒，年仅五十一岁。其著作手定稿为《观堂集林》，遗书汇为《王国维遗书》。）他所列举的中国五项重要发现是：
一、殷墟甲骨文字。公元1888年开始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刻有殷商文字的龟甲片；1898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定名为商代卜骨收藏1500片，罗振玉至1928年收藏30000片，欧洲考察家收购得5000片，日本购得15000片，共约十万片。现在总数在150000片以上。甲骨文在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目前最早有系统的文字，而且是较为成熟的文字。研究甲骨文字者结合考古学、民俗学的材料，努力恢复商代社会的历史面貌。
二、汉简。即汉代书写有汉代文字的木片。1908年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及甘肃发掘而得汉晋木简千余片，此后陆续有发现。它是中国近代最早发现的汉简，为研究汉代中国与西域的历史、地理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敦煌文书。
四、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清代内阁衙门典籍厅所存档案资料，有清代历朝硃批敕文、批折、奏章、殿试卷子等等。1909年宣统皇帝登位，决定焚毁这些档案。罗振玉得到消息，请军机大臣张之洞保护，终使重达十五万斤的档案移归学部，后移交历史博物馆收藏。这是研究清代社会和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五、古代中亚民族遗文。1889年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突厥学家拉德罗夫（B.B.PaДЛoB）在蒙古考察，访得《突厥阙特勤
碑》《芯伽可汗碑》《回鹘九姓可汗碑》。前两碑皆有突厥文和中文，后者为粟特文字。清末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探险队又在新疆获得大量的梵文、佉卢文（佉卢文系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公元前后数世纪通行于古代印度西北部及阿富汗一带。由于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公元前后几十年内佉卢文曾一度为西域一些地方通行文字，在于阗、鄯善（楼兰）流行更久，在公元三世纪后半叶成为该地政府文书及民间契约的常用文字。）、回鹘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木简和写本。这些珍贵的世界古文字文献为研究中亚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王国维认为：
惟此五者分量最多，又为近三十年中特有之发现，故比而述之。然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待少年之努力也。（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5年。）
这五项发现之中，敦煌文书的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复杂，数量最大，涉及的学科最广泛，文化意义也最丰富。它是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敦煌学研究的先驱罗振玉
1909年敦煌文书精品在北京展出和罗振玉撰文介绍之后，凡是中国学者无不为古代写本之发现与被劫掠而感到震惊和叹惋。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中国学者所深知的。他
们出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救护而呼号奔走，尽力保存劫余的卷子：他们以德报怨，设法要回劫去卷子的照片；他们迅即将所见到的卷子印行传播。这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信念。中国学者为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文明而自豪，坚持认为只要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即保持着中华民族精神；那么中华民族便可列于世界文化之林，也就终有昌盛之日。
在救护与刊行敦煌文书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第一位敦煌学家罗振玉。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学者，以维护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对敦煌文书的搜集、整理和刊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其编辑和刊行的即有：
《敦煌石室遗书》影印1909年
《鸣沙石室遗书》东方学会影印1913年
《西陲石刻录》云窗丛刻1914年
《鸣沙石室遗书续编》影印1917年
《呜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1917年
《敦煌石室遗书三种》影印1924年
《敦煌零拾》排印1924年
《松贞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1939年
这些敦煌文书精品的刊行，使中国广大地区的学者能见到新发现的国宝。其中不仅有珍贵的古佛经卷子，还有中国儒家典籍、唐代地方图经、稀有宗教文献、佚散的秘籍、变文、曲子词、账籍等等，展示了异常丰富的内容。罗振玉编辑和刊行的这些敦煌文书，有助于敦煌学在中国的兴起，而且至今它们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罗振玉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敦煌文书的学者。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学风，长于考据。1913年他编印的《鸣沙石室遗书》所附的跋语，实即中国最早的关于敦煌文书的考释，例如《贞元十道录跋》《沙州都督府图经跋》《南阳张延绶别传跋》《唐人选唐诗跋》《修文殿御览跋》等，是对这些新资料的历史渊源所做的探索。1914年他完成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这两篇论著利用了敦煌文书中关于沙州归义军张氏和曹氏的新资料，参证了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勾勒出归义军政权的主要史实，体现了高度的学术水平，成为敦煌学的典范论著。虽然其中存在某些疏漏之处，后来经过向达、王重民、姜亮夫、孙修身、贺世哲等的补正，终于使我们现在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唐末至宋初百余年间敦煌存在的汉族政权的历史状况。罗振玉在政治上是保皇主义者，效忠于清王室，他之刊行和研究敦煌文书是以传统文化观念出发而对待新发现之学问的。端方曾认为敦煌文书是“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意为这是关系到中国考据学的发展问题，只有面对新发现的学问，考据学才有前途，才具有新的生命活力。因此，研究敦煌文书也就是中国考据学者的神圣使命了。罗振玉自觉地肩负了这神圣使命。
◎敦煌学研究的大家王国维
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研究敦煌文书的。他有深厚的考据学修养，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尤其很重视新发现的学问，因此在中国早期敦煌文书研究中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表现出一种新的学术倾向。他研究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时，总是将文物与文献记载互相参证，将西北和中亚民族的文书与中国史籍对比，将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对照。这样形成了一种异于传统考据学的新方法，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开拓的意义。其《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具体研究了唐代授田文书，发现了官方史籍关于授田数目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唐写本大云经跋》纠正了《大云经》为唐代武则天伪造之说，考证它乃是后凉时僧人竺法念等所译；这样关于武则天称帝的政治背景可以做出新的认识。《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从莫高窟题记“故大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元供养”考释出，此乃于阗王李氏圣天之女，她便是沙州归义军曹氏夫人；“圣天”是回鹘语的汉语音译；断定于阗李氏可能是回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