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在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之下，前临小川；有三寺，曰上寺、中寺、下寺。上中两寺皆道观，下寺乃僧刹也。寺之左近，有石室数百，唐人谓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各洞中皆有壁画，上截为佛像，下截为造像人画像，并记某人之姓氏籍里。惟一洞藏书满中，乃西夏时兵革所藏，壁外加以像饰，故不能知其为藏书之所。逮光绪庚子，扫治石洞，凿壁而书见，由是稍稍流落人间。丁未冬，法人伯君希和，游历迪化（乌鲁木齐），谒长将军。将军曾藏石室书一卷，伯君审知为唐写本，亟诣其处，购得十余箱，然仅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所有四部（经、史、子、集）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则均囊括而去矣。大半寄回法国，尚余数束未携归。昨往观，将所见及已寄回之目书，略记于左。
罗氏详记了四十余种书目并做了一些说明。继而他又写成《莫高窟石室秘录》刊于《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一、十二期，做了更详细的介绍，文中简略地考述了伯希和所劫的重要的敦煌文书。由此，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才为全国学术界所知。此年9月王仁俊印行了《敦煌石室真迹录》六集，11月蒋斧和罗振玉刊行了《敦煌石室遗书》十一种。罗振玉是清朝遗老，效忠清室，而且在伪满任重要职务，但他为中国敦煌学所做的巨大贡献是我们不应忘记的。（罗振玉，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原籍浙江绍兴府上虞县永丰乡。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阴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抚顺。罗振玉出身上虞县学，中国甲午战争后在上海合办农学社和《农学报》，又设东文学社翻译和介绍日本与欧美农学著作。1906年起相继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廷遗民自居，长期侨居日本。1919年由日本返国，参与清室复辟活动。“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任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罗振玉少即癖好金石铭刻，青年时代适逢甲骨文、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的发现，与西方及日本汉学家交往，因而学术见闻较广，掌握资料极多，为近代金石学之集大成者。）
◎王道士的狡辩
自1909年8月，清政府学部电示甘肃都督毛实君封存藏经洞后，王圆箓道士因做贼心虚，为求开脱罪责，赶在藏经洞劫余文书解送京师之前，向清廷慈禧太后呈送了一份《荐疏》：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伏俯叩恳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寺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煌，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坏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851）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卷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三十三、四（1907-1908）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伯希和），又有英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斯坦因）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复蒙天恩，赐银一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致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谨禀。（引自姜亮夫：《莫高窟年表》第6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王道士神奇化了藏经洞的发现过程，隐瞒了敦煌文书被盗卖的真实，巧妙地推卸了文书流散的责任，还索要清廷赏赐给寺庙的银两。这集中表现了其贪婪和狡诈的卑劣本性。这笔款项已为地方官府所吞没，王道士分文也未见到，然而却免予追究其盗卖的罪责了。
◎劫后余生的敦煌文献
1910年10月甘肃敦煌县奉清政府学部命令将莫高窟藏经洞劫余的敦煌文书护解到省城，再运送到北京。斯坦因于1914年重到敦煌时，王道士向他痛苦地诉说当时运送卷子的情形。斯坦因记述：
我回到那里，王道士欢迎我有如老施主一般，据他说是我捐给庙中的一大笔钱，因为运送卷子到各衙门，完全在路上就此花完了。整个所藏的写本草草包捆，用大车装运。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时候，被人偷去的就有不少。一整捆的唐代佛经卷子，在1914年即曾有人拿来向我兜售过。我到甘肃去的途中以及在新疆沿途便收到不少从石室散出的卷子。所以运到北京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令人生疑问的。（《西域考古记》第149页。）
敦煌文书在解运的过程中，王道士预先藏起了一部分，沿途被盗，到省城又为官员窃取，所以日本大谷考察队、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和俄国奥登堡考察团，均在该地民间共购得万余件
卷子。劫余的敦煌文书运到北京，又为有权势的官员盗窃了许多，真正交京师图书馆收藏的仅有八千卷佛经了。这劫余的敦煌佛经，由特聘佛学考证专家李翊灼的清理，选出尚无传本的珍贵佛经一百六十余种，编为《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一卷。
中国学者“以德报怨”的态度确实一再令伯希和感动。他谈到在北京举办所劫敦煌文书展览时的感受说：
我到了北京在旅行箱里还存有敦煌秘籍数种，中国学者们前来要求参观的络绎不绝。中国学界诸君都有端方总督的风范，以德报怨，在公开所设的盛大筵会时都邀请我于上座。一位学者举起酒尊致辞说：“这许多早佚的古本文书，隐没而又再现，凡是学界的朋友都感到深深的欣慰。”他们要求我回到法国后，选择精重的写本，依照原式的大小拍成照片，寄还中国。我听说中国已组织了一个会，筹集了巨额资金，以准备供影印的费用了。此事，我必当真心实意地去做，以满足中国人士之意。（据罗振玉《流沙访古记》所引伯希和语重译，原文见《敦煌遗书论文集》第13页。）
他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回到巴黎后陆续将所拍的照片寄给罗振玉。1913年罗氏刊行《鸣沙石室佚书》初编十九种，续编四种；于1917年又印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收经卷三十种。
它们都是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影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