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最后他（王道士）得到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他那种和善的心情我后来又得到满意的证明，四个月后我回到敦煌附近，他还慨允蒋师爷代我所请，送给我很多的中文同西藏文写本，以供泰西学术上之需。十六个月以后，所有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里很仔细的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上的遗物，平安的安置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我到那时才真正的如释重负。
1914年3月24日，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王道士欢迎老施主的重来，随即将上次款项开支账目出示。他用捐款修整了寺庙和客房，诉说官府将敦煌文书搬走的情形。斯坦因在给友人的书信里说：
王道士还照样快活、宽厚。他一点也不为在上次交易中表现的贪婪放肆害臊，现在只后悔1907年因胆小未让我拿走全部藏经洞文物。1908年伯希和来访之后，所余写本全被北京派的人拿走，所给的补偿费，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见一文，全部进了官僚的腰包。（引自陆庆夫、郭锋、王冀青：《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第189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敦煌文书搬运北京之前，王道士将部分视为有价值的卷子偷偷地另藏了起来。这次遂将六百余件卷子以五百两银的价给了斯坦因，似乎又是“公平的交易”！斯坦因说：“1907年我所带走的中国材料计有完整无缺的卷子三千卷左右，其中有许多都是很长的，此外的文件以及残篇约有六千”。他最后以一位学者的眼光认为：
东西南三方奇异的连锁在西州的交汇点即是敦煌。
这一个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还得费许多辛勤的钻研。
斯坦因三次在中国西北考察的成果，先后发表的有：《古代于阗》（1907）、《西域》（1921）、《亚洲腹地》（1928）；其历次考古概述见于《西域考古记》（1933），于1936年由向达译为中文。
◎第二位掠夺者伯希和
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paul），1878年5月28日生于巴黎，1945年10月26日卒于该地。毕业于法国政治学院和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曾从法国汉学家E.E.沙畹（1865-1918）学习。1899年成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后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院）
的资助生。1900年来北京。在北京期间曾参预使馆区镇压义和团的活动。此后至1902年共三次来中国搜集图书资料。1905年8月，伯希和受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中亚考察。1906年8月底到达中国新疆喀什，直到1908年5月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托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莫高窟进行广泛考察，并在一些地区进行盗掘，如在库车附近的杜勤杜尔和苏巴什挖掘了佛寺遗址，掠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罕见的古文字写本。1908年2月到5月，他在莫高窟攫取了敦煌文书精华部分数千卷及幡幢、绘画等物。这些文物和文献资料，现在仍以《伯希和考察队丛刊》和《伯希和考察队考古学丛刊》之名陆续出版。伯希和于1911年出任法兰西学院历史学与考古学教授，执教达三十余年。1921年被选为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院士。自1925年起负责主编欧洲重要汉学杂志《通报》。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1939年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1906年，伯希和二十八岁，任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这个考察队又称“伯希和考察队”，由三人组成，除伯希和而外是自然史和地理学家路易斯·瓦扬和测量兼摄影的查尔斯·努埃特。考察队从法国巴黎出发，经莫斯科、塔什干来到喀什。伯希和本来精通汉语，现在利用旅行期间学习突厥语。1907年10月他们到达了乌鲁木齐，在这里，伯希和认识了一位流放此地的清廷宗室成员兰某，并从兰某那里知道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兰某将两卷出自藏经洞的佛经写本给伯希和观看。伯希和汉学研究方面已有相当造诣，一见经卷即判断是唐人写本。虽然他已经知道斯坦因曾经去过敦煌，但还是决心前去，而且充满希望与信心。1908年2月，伯希和到了莫高窟，对石窟和窟内的题记做了详细调查，由诺艾脱照相记录，自己做观察记录。后来其观察记录整理为《敦煌石窟笔记》，涉及的洞窟数为402个，其中有汉文题记的洞窟为153个，有少数民族文字题记的洞窟为38个。其记录的时间早，所有题记较全，内容较丰富；因后来很多题记被毁损了，故此笔记具有重要的价值。
1908年3月3日，伯希和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进入藏经洞。他后来在《敦煌石室访书记》里记述：
我第一次探访时，藏经洞已经锁闭，王道士外出去了。我到敦煌县城找到王道士，他答应陪同我去藏经洞。他回来得很迟，钥匙还留在敦煌，没有带来。我只能静静等待。王道士说，斯坦因临走时留下了一些资金，以便继续购买经卷。我听了非常欢喜：如果仿效斯坦因的办法，将容易获得宝藏了。1908年3月3日清晨，王道士用取回的钥匙，打开了藏经洞，我走向密闭千年的宝库。从藏经洞的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八年。我想，搜索之余存，其数量可能很少了。刚进入洞门，令我十分惊愕了。洞的三方堆积的卷子高达2.5米，比人还高。卷子三大堆，那些巨大的藏文写本用本版夹护堆在洞角。我私下盘算：若要看完全部卷子，这是很繁重的工作，而要了解卷子的内容、考查其价值的轻重，又不得不认真详阅每个卷子。因此，我在浏览之时，悄悄把卷子分为两类：一类为精品，是必须得到的，付出任何代价亦不惜；一类是凡品，可要可不要，如果有麻烦则舍弃。我展阅卷子的速度虽然是很快的，即使如此也用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关于与王道士商议购买之事，耗费的时间很多。洞中的卷子凡是没有经我过目而弃置的，我可以断定是没有的。这数百年前的古写本，能经历悠久岁月以等待我的发现，这都是王道士重新锁闭藏经洞的功劳了。我的欣喜之情，犹如无意之中忽然得到宝藏一样了。（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陆翔用文言翻译（见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第9页-10页，中华书局，1984年）。兹据已改译为现代汉语。）
由伯希和所挑选出的敦煌卷子确实为精品。1930年他在海牙的一次讲演里，后悔在两万卷子中漏掉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摩
尼教经卷。藏经洞中的写本、印刷品、图画、旗幡、织绣物等尚存15000至20000件左右。伯希和挑选了百分之三十，大部是汉文、藏文、梵文和回鹘文写本，有些是以和阗文、龟兹文和粟特文书写的，还有一些图画，从王道士那里购买了它们。
1908年5月26日伯希和离开敦煌前往北京时，又从王道士那里以二百两银购买到38幅大型绘画，1908年10月，伯希和到了北京，在离开中国之前曾建议中国学术界保存敦煌文书。中国政府遂命令敦煌县县长将文书运送北京。
1909年11月，伯希和回到巴黎，将此次搜集的物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写本、印刷品，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至今保存完好；另一部分为二百余幅图画、二千余尊木雕、丝绸和其他纺织品送往卢浮宫，图画后来为吉美博物馆收藏。当国立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于吉美博物馆中建立时，伯希和的全部中亚搜集品于1947年移藏吉美博物馆，在其中设立了三个展览室。
由于伯希和为了译解其自中亚带回的古文字写本而从事语言学研究，无暇对其搜集品进行分类著录。现在这任务由法兰西学院中亚和西亚研究中心主持下继续进行。（〔法〕劳合、福奇兀：《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杨汉璋译，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
伯希和是西方最早研究敦煌学而且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他首次对莫高窟进行编号，共编182个，其中一个号包括十余个洞窟。其编号现在仍为西方学者沿用。他首次为敦煌文书编目，曾在阅览敦煌卷子时将选出的中文卷子编为五百号目录。他最早研究敦煌文书，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论文有《摩尼教流
行中国考》《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汉文突厥文译写之一特点》《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吐火罗文》《汉译吐蕃名称》等等。西方学术界认为伯希和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中国学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他除欧洲语言而外，精通汉语、梵语、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西夏语和安南语等（参见《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第216页-219页。）。西方学者杜文达于1948年说：
在最广义上的中国研究的每一领域，他都是无与伦比的大师。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聪颖绝顶；他有极强的分析力，且精力永不衰竭，酷爱研究；他能洞察细微，具有综合利用小史料的能力，又有严密的逻辑，对真理执着追求。具备了这些特点，当他在中国学术极不同的领域内奔驰时，他都能立足于牢固坚实的中国典籍知识基础之上，使他的学术地位岿然不动。
这评价在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
◎日本的掠夺者
日本大谷光瑞生于1876年，为日本著名探险家，日本净土真宗本愿教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天皇的内弟。1900年到英国伦敦学习。当时西方学者到中亚考察的收获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899年于罗马召开了第十二次国际东方学者会议，1902
年在汉堡召开了第十三次会议。陆续发表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中亚考古的成果。大谷光瑞受到欧洲考察家西域探险的感染，从伦敦归国途中经过西域地区，同行者有本多惠隆、井山丹弘、渡边哲信、崛贤雄四人。1902年8月，他们离开伦敦，进入俄国彼得堡，9月初到达西突厥斯坦的铁路终点站安集延。在奥希，他们编为商队，越过帕米尔高原，9月21日到达喀什，光瑞等经过克什米尔，到印度各地调查寺院遗址。另一组由渡边和崛贤雄向和阗出发，于1903年到库车，调查了克兹尔千佛洞，搜集了部分壁画。
第二次考察是光瑞派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进行的。1908年6月，他们从日本出发到达北京。10月7日到中国新疆天山北麓的古城别生巴里，又从乌鲁木齐南下到吐鲁番，在该地考察遗址。1909年2月桔瑞超与野村荣分途考察，桔瑞超到楼兰发现了李柏文书。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派遣的西域长史李柏于公元328年到达海头——罗布淖尔湖畔。他从那里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即是李柏文书，其中有两封完整的，还有39件残片。
1910年光瑞在伦敦筹备第三次考察，于8月16日派遣桔瑞超和英国仆人霍布斯从伦敦出发。他们先到俄国彼得堡，再乘火车到鄂木斯克，在谢米帕拉丁斯克乘坐马车经准噶尔到达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稍为休整便到吐鲁番发掘调查。在阿斯塔那发现了一些吐鲁番文书，1911年2月4日由婼羌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渡越塔里木河，2月末到达天山南麓轮台。桔瑞超刚到库车，霍布斯患天花死去。他掩埋了霍布斯，向和阗行进。10月，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日本未得到桔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派吉川小一郎到敦煌去寻找。吉川为了探寻桔瑞超的消息，给婼羌的中国官吏写了信，此信恰为正往敦煌的桔瑞超看到了。1912年1月25日，桔瑞超和吉川在敦煌相会了。他们两人留下来收集僧人所藏的敦煌文书。后来他们两人到西安，吉川到哈密进行新的发掘调查。桔瑞超一人返回乌鲁木齐，北上西伯利亚，乘火车回国。吉川留在吐鲁番，于1914年1月携带大量的搜集物回国。
大谷探险队第三次调查中，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莫高窟访问了当时管理石窟寺院的王圆箓，并在其住所点数了从藏经洞拿出的数百件卷子，于1912年1月交涉后购买了。吉川小一郎在所著的《支那旅行记》（《新西域记》）里记录了搜集敦煌卷子的情形：
1911年9月15日，（西安）电报局长拿来了唐代经卷。赠他刺绣品一块、罐头四个、茶叶一筒。经过努力，得到了这些经卷。
9月17日，……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有三藏法师题名的唐经。
9月22日下午，（踏实堡）村民拿来了维吾尔文书断片，说是从桥子南塔得到的。我立即收买了。
10月5日，晚六时到达敦煌。
10月10日，向东南行约四十华里，来到了千佛洞。与道士商量，想要所藏唐经。后商谈长时，终于达到了目的，同意改日仔细调查。六时半回到住所。
10月14日，夜，从缠头的“阿弥陀洪”那里得到了唐经一卷。
10月16日，到（千佛）洞内，得到经文断片。
10月19日-22日，这几天粗略看完千佛洞。
10月23日，早上到洞窟详细考察，从诸像中选了两身最精美，又无什么损伤的像，与道士交涉后，购买收入行李。
10月25日，千佛洞的道士来了，给了他十一两白银，作前几天得到唐经的谢意。
11月9日，拍摄唐经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