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话本讲述了慧远入庐山后的种种坎坷遭遇，师事名僧道安，终成正果。其他的《唐太宗入冥记》讲述唐太宗梦入地狱之事，《叶净能诗》讲述道士叶净能因法术而为唐明皇赏识，与明皇同游月宫。这些话本的故事，有的依据了一些史实而进行敷衍夸张，有的则属于虚构。它们以通俗的语言，说话人的语气，讲述故事；其结构和表述方式是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话本的作者是民间的无名氏，他们写作时所设想的对象是普通民众。所以这些话本绝不同于当时文人们的传奇小说。
敦煌曲子词，敦煌说唱文学和话本，它们体现了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倾向，是最早的大众文学作品。文学大众化是指文学创作的接受对象是社会广大民众，作品的内容是民众能理解的和感兴趣的，作品的形式是通俗的和民众喜闻乐见的。这种文学的出现，必须是人民大众有了自觉的社会意识之后，所以一般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后期。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发展阶段。敦煌保存的曲子词、说唱文学和话本，预示着中国文学大众化开始了。然而由于文化线索的隐没，唐宋文献里没有关于它们的记载，以致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根本不知道宋代京都瓦市伎艺之前曾有过通俗文学。市民文学在宋代兴起时，人们对通俗文学渊源迷茫难辨。敦煌文学的发现才解开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些重大疑案。
五 大乐的颂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文化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以为“食、色，性也”（《孟子·告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现代生物学也证实了人的机体有三种需要，即饮、食、性，它们是维持个体生命和种族生命延续的必要条件，因而这些需要都是正常的、合理的。它们使人的生命充满活力，带来欢乐，产生生物的精神的力量。它们是人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关于安全、归属、荣誉、权力、审美、信仰等的需要，而许多高级需要里实际上潜藏着对基本需要的满足。在人的基本欲望里，情欲的满足带来最大的欢乐，而且最能体现原始的生命意义和个体生命的本质力量。在此意义上，人的性欲就是生命的冲动，情爱就是生命的姿态。中国儒家虽然承认人的“大欲”的存在，却做了种种防范和压抑，将它纳入“克己复礼”的轨道，使之服从封建社会伦理规范，实际上否定个人“大欲”存在的合理性。自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然而它在某些时代、某些地域和某些阶层里并非十分强固的，例如汉代房中书的出现，魏晋士人的放诞，唐代朝廷不讳言私情；这都表现了对儒家礼法的轻蔑。这段时期，人们的思想是较为自由的。自北宋中期新的儒家学派——理学兴起之后，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新的统治思想，延续了封建制度，桎梏了人们的思想。虽然如此，但是明代中期以来房中书、春宫画和艳情小说都极为盛行。荷兰学者高罗佩在研究中国性文化后认为：
（明代）江南的色情文学和套色春宫版画，因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再也不曾展现过如此完整而袒露无遗的性生活画卷。况且，这幅画卷的背景乃是代表着传统中国文化处于顶峰状态的环境。（〔荷〕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第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高罗佩从西方的文化观念出发，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而且将房中书和春宫画等视为中国古代文明顶峰状态的产物。这在我们现代中国人都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却又是历史事实。中国自清代数次禁毁“淫词小说”之后，加强了封建思想的统治，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中国人所继承的传统是来自清代的，于是许多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被遗忘或舍弃了。这正如清代政权建立，汉族人民被迫长期剃发留辫而误认为是一种传统，当辛亥革命之后又强迫剪去辫子时，人们竟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一样又难于接受了。文化传统的变异给人们造成的心理误区，有时竟是异常稳固而又异常的荒谬。
公元七世纪至十世纪的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开放的时期。“虽然在唐朝儒家获得了组织上的增强，其教义并未
获广泛接受从而对中国百姓的生活产生影响。同时代的艺术和文学证明，男女授受不亲并没有被严格遵守。看来家庭主妇常常参加节庆和其他丈夫的朋友和熟人也出席的盛会。严肃的文学和诙谐的文学的作者对讨论性问题看来都是没有什么顾忌”（引自高罗佩：《秘戏图考》第7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我们从正史和野史里可见到关于唐代统治阶层中两性关系的较为自由的情况，甚至在皇室内有武则天、杨玉环姊妹、上官婉儿、韦后等的放纵态度。我们从古代房中书《洞玄子》《素女经》《房中秘术》《玉房秘诀》的流行和引用，名医孙思邈的《房中补益》系统讨论房中术，印度北部佛教密宗文献的翻译介绍，可见社会上对于房术的重视。我们从诗人白居易、元稹和李商隐的艳诗里可以见到关于性的含蓄的大胆的描绘；从唐人传奇故事里可见到士人的浪漫爱情生活与他们对礼法的轻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唐人的开放意识和古代社会的高度文明，人们的性心理是正常的。然而很能体现唐人性观念的重要传奇文学作品《游仙窟》都流散于海外，在中国失传。
◎《游仙窟》——唐代性文化的缩影
《游仙窟》的作者张，字文成，深州陆泽人，调露元年（679）登进士第，文学才华称誉一时。人们认为张像精良的青铜钱一样，在钱堆里总是将它挑选出来，因此他被誉为“青钱万选之才”。他的《朝野佥载》属野史，为研究唐史的学者所重视。他著的《游仙窟》不见于中国文献著录，大约在中唐时流传到日本，对日本叙事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晚清时学者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见到此作，以后有抄本传回中国。这篇传奇小说约一万字，文笔生动优美，诙谐有趣，是唐人传奇中的优秀之作。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奉使河源（青海西宁），经金城（甘肃兰州）西南的积石山，行至险峻的山间遇到神仙居住的地方。唐代文人作品中所写遇到的仙女，大都是指妓女。小说作者在仙窟里遇到美艳的姑嫂二人。嫂称五嫂；女子名十娘，姓崔。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描述这位书生留宿时与姑嫂以诗咏调情，其中许多即兴咏物诗寓有性爱的暗示，例如十娘咏琵琶：“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渠（代词，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书生咏双陆博局：“眼是星初转，眉如月欲消。先须捺后脚，然后勒前腰。”十娘咏刀鞘：“数捺皮应缓，频磨快转多；渠今拔出后，空鞘欲如何？”书生咏笔砚：“摧毛任便美，爱色转须磨，所以研难竟，良由水太多。”当晚书生与十娘同宿：“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插手红裈，交脚翠被。两唇对口，一臂枕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吃一快意，一勒一伤心。鼻里痠庳，心中结缭。少时眼花可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次日书生和十娘、五嫂分别了，再见无因。这篇小说表现了唐人自由的性意识，他们希望在一个美丽幽静的环境里自由地实现性爱的欢悦。此篇小说在中国的禁黜到失传，正象征着一种健康的性观念的失落。
我们在敦煌文书里还可见到唐代性文化的一个侧面，其中尚有比《游仙窟》更具重要意义的作品。
◎敦煌文书中透露的性信息
河西是中西交通的孔道，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汉民族与西北民族杂处，中原王朝的统治相对地薄弱，因而这里人们的思想自由，观念新颖，文化开放。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里可见到舞姿飞动的半裸的飞仙仙女，身着轻纱的雍容女菩萨，低领袒胸的美丽的女供养人。她们显然代表着印度的艺术精神与审美观念，而为中国世俗所接受的。我们在敦煌文书里还可发现一些体现当地人们关于两性观念的文献。
唐代开元以来，妇女已有集社集会，如崔令钦《教坊记》里记叙教坊女艺人，她们结为“香火兄弟”，多者十五人，少者近十人，形成一个小团伙。她们之间称“兄弟”，而称女艺人的丈夫为“新娘子”或“嫂子”，将男女称谓对换。凡是新婚的，香火“兄弟”学习突厥人风俗，与“新婿”同居一次，她们说：“我们‘兄弟’相爱，希望尝一下他（她）的新妇（夫）。”这是很奇特的社团。敦煌文书里有关于妇人结社的社条，如后周显德六年（959）女人社社条（S.0527）：
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
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语让先登，立条件于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
一、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之者，仰众社益自耽拽便送，赠倒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拣厚薄轻重，亦无罚责。
一、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一斗，灯油一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无席上喧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门罚醴酒一筵，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决杖三棒后，罚醴酒局席一筵，的无免者。
这可见敦煌地区民间妇女结社的自由。她们表面上是友好互助，在吉凶庆吊时和正月祈福聚会，而实际上是结为知己朋友，可能如“香火兄弟”一样保持秘密交往，所以发誓“如鱼如水，不得道说是非”。河西妇女的社会交往也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她们与佛教僧侣的交往。武威郡夫人与某和尚书（S.0526）：
弟子夫人别有少事上告尊慈，幸望法德，伏垂听念：前者东去之时，弟子情多，慈母意极恩深，尽力接待，竭心侍足，如期邀劝不可留，听便。是前行违背□土，已后诸官人口说和尚去时，于阿郎极有喝说，不□也。阿郎寻自知闻，转甚烦恼。只和尚当在此之日，小来如兄如弟，似水似鱼，口牙谦慕，不闻弱事。今者为甚不和，喝说恶名？左右人闻名□不善，倍多罪塞。欲得和尚再要回来，要知腹事，弟子如来渴仰法慈，请归上府，即为满愿矣。又像肃州，安州世界不安，斗乱作恶，若和尚东去者，不同别僧行脚师僧，为是州主尊师，或遭逢急难之时，便说阿郎不是。有此难事，阿郎猥私，其弟子颇甚烦恼。伏希和尚，要假回还，在此止住，恒将惠药，每启智光，以除五毒之病源，用照六尘之暗蔽，即可教化与修矣。闰五月日，弟子武威郡夫人阴氏敬上。
阴氏是敦煌望族。此位武威郡夫人当住在敦煌，因书信中谈到“州主尊师”东去肃州和安州。她请求和尚假意回来住在府上，告知“腹事”，以释前怨。此事关涉到与其丈夫之间的种种关系，其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S.1360）卷尾绘有一幅裸体男子图像，他头戴双翅帽，是一位官员。像前有西域文字三行，后有一行。这些颇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尚待深入的研究。
敦煌曲子词描绘妇女体态之美的作品，词意艳丽，如《凤归云》（S.1441）：
幸因今日，得睹娇娥。眉如初月，目引横波。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朱唇碎玉，云髻婆娑。东邻有女，相料实难过，罗衣掩袂，行步逶迤。逢人问语娇无力，态娇多。锦衣公子见，垂马立鞭，肠断知么？
这是一位男子心目中的风流妇女。她眉目有情，轻罗掩胸，朱唇云髻，体态娇媚。《南歌子》（P.1337）：
翠柳眉间绿，桃花脸上红。薄罗衫子掩酥胸。一段风流难比，像白莲出水中。词用比喻，将风流的妇女形象表现得很鲜明。这与上词所写的妇女形象基本相同，她们都喜描眉涂唇，都喜着低领袒胸的薄罗衫子，都健康而有风情，反映了唐人的审美观念。
我们在敦煌曲子词里还见到关于风情问答的两首《南歌子》（P.3836）：
斜隐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人？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
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蝉鬓朱帘乱，金钗旧股分。红妆垂泪哭郎君。妾是青山松柏，无心恋别人。
后来的元曲和明清时调小曲都有风情问答体，以丈夫或母亲对女子的怀疑而责问，女子巧妙地回答，瞒过了偷情的行为。这种题材来自民间，反映了民间妇女的大胆与机智，她们胜利了。
以上几首词颇能表达河西人们关于两性的态度。他们追求爱情的自由幸福时是毫无中国传统礼法观念约束的。
◎唐代性文化的典范——《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中国第一篇性文学作品应是可能出自六朝人之手的《飞燕外传》。它叙述汉成帝宫人赵飞燕与其妹昭仪的宫闱秘事，其中有较具体的性描写。此后在唐代的性文学作品应是张的《游仙窟》和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两篇作品都在中国失传，它们都是千余年之后在清代末年才为中国人所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