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一个月，书桌上堆着一大摞报刊，一大摞信件，等待父亲翻阅处理。老人家把来信浏览了一遍，按缓急轻重理出个先后，好排着次序回复。有好几封是求写字的，暂且放在一旁。又把报刊翻了一遍，如有必须看的文章，也挑出来放在一旁，等有了空闲再慢慢儿读。每回旅行回来，这两三天的工夫是非花不可的，要不，就跟离家之前接不上茬了。可是两三天下来，老人家感到视力又大不如前了。才看了一会儿，报刊上的字就模糊成一片了，眼球还觉得发胀。写信的时候，左眼自动闭拢；笔尖是否落到了纸上，只能靠右手三个指头的触觉来分辨；使劲睁大了双目一同看，纸上的字出现了叠影。父亲年轻的时候，哪儿想到过眼睛会跟自己闹别扭呢？抗战中到了乐山，晚上用油盏照明，看书才戴上了老花镜；后来大抵每十年换一副，增加五十度。这副四百度的还是“文革”前买的，该换一副新的了。我找遍了东城西城的眼镜铺，说四百度以上的老花镜没有现成的，得验目配光，镜片得按验得的度数现磨。这等于说，我父亲视力衰退的程度已超越了常轨。
父亲到这时候才想起，近年来眼睛的确用得过了头：大部头的翻译小说，又看了好几部。几家熟识的出版社，又把征求意见本送给他看。尤其是人文社鲁编室的，所谓工农兵编写的鲁迅单行本注释，注得颇繁，小五号字排得密密麻麻，父亲接连看了五六册（老人家做了声明，各篇的所谓“题解”不看。又，这套单行本未见出版）。求写字的越来越多，大多不相识；父亲有求必应，反正那时作了诗词无处发表，因而没想到顾惜自己的眼睛。那首纪念佩弦先生的《兰陵王》，就不知写了多少遍，写一遍就是工楷二百四十九字，不带上下款。有一位缠之不休的年轻人，对联、条幅、册页，楷书、篆字，随意点戏。有一回寄来一叠稍有点儿发黄的旧纸，木版水印的红格子，格子比如今常用的稿纸稍小些；又开列了若干古文的篇名，要我父亲挨次用小楷誊录在格子纸上。父亲看了他的信说，天下哪有这样使唤人的，对我们大发脾气；结果还是抄满了两页，给他寄了去；说不定在信上作了讨饶的暗示，说字写得不好，无奈已经视茫茫了。
往者不可谏，眼下最要紧的是向医生请教，弄明白眼睛出了什么毛病，视力还能不能恢复。首都医院眼科的中西医合作颇为别致，诊断用进口仪器，说我父亲眼压增高，患的是青光眼；左眼视网膜微血管出血；先减压止血，待瘀血全部吸收，再验了光去眼镜铺配一副合适的眼镜。处方开中药，治效不外于降压止血明目，有白药、三七，草决明、石决明，石斛夜光丸、杞菊地黄丸等。医生叮嘱说，目前得让眼睛休息；什么都不看是办不到的，尽可能少看。父亲心里着急，忍不住问：戴上验目配光的眼镜，看书总不会有叠影了吧？写字总可以看清楚笔尖落在何处了吧？不作绝对的肯定，似乎是医生的行规，回答说总会有所改善吧。而结果也确乎如此。新配的老花镜是戴上了，无奈左眼成像模糊歪斜，仍旧不肯跟右眼合作，只得索性把它闭上，看些什么写些什么，只能让右眼偏劳；而且戴上了老花镜，仍旧得加上放大镜。
不看不写是办不到的。在“抓纲治国”的号召下，各行各业都争分夺秒，要把在“浩劫”中丢失的十年追回来。父亲哪儿肯无所作为呢？八月下旬，《人民教育》准备在十月复刊，要我父亲作稿。老人家想起十四年前在福建说过，“教是为了不要教”，意思没表达清楚，于是写了首五古《自力二十二韵》，说教学工作其实跟教幼儿学步一个样。古体诗不能让谁都看得懂，父亲似乎不大满意。年底前，武汉师院中文系创办《中学语文》，来信要我父亲题词。老人家却写了一篇句句着实的大实话寄去：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
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我想，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
我的想法是否得当，请广大语文老师指正。
这一段不足两百字的说明文，要言不烦，清澈委婉。读者诸君不妨从《叶圣陶集》第八卷中，把《自力二十二韵》找出来比一比，意思基本上相同，为凑成五个字一句，用了些冷僻的字，好些句子的组织也离口语远了些；佶屈聱牙的，字数还多出了二十来个，真有点儿不上算。记得一九五九年八月，我父亲发表过一首五古，《语文教学二十韵》，提纲挈领，阐述了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目的和方法。可惜他当时没想到再写一篇简短的说明文，广泛征求语文教师的认同。
在我的印象中，语文报刊一时间如雨后春笋，有复刊的，有创刊的，而后者大大超过了前者。有各省市出版社办的，有各大中学校办的，有以哪一家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名义办的，也有什么都不挂靠，自己想办就办的。出版语文报刊得有稿子，这倒还好办，还得找个语文界的前辈来捧个场，于是都想到了我父亲，写信，打电话，还有不远千里从外地赶来的。我父亲以视力极度衰退为由，说今非昔比，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就接过这样的一个约稿电话，代父亲作了婉谢。对方问：“叶老还能说话吗？”我回答说：“说是能说的，只是听不清楚，戴了助听器也不管用。”对方说：“我们登门问候，随便谈几句就行。”不等我辨出滋味来，电话就挂断了。对方还真个来了，两个人，见了面先称赞我父亲身体棒：年纪这样大了，想不到还这样健朗。寒暄过两句就言归正传，一个采访，一个记录。问了记了不到二十分钟，说：“叶老别累着了，今天就这样吧。请叶老注意休息，活上一百岁。”“活上一百岁”虽然没有凭证，总是一句好话。父亲每回听到，总是淡淡地回答：“且看吧。”
那两位到来之前，我就挺懊悔，不该在电话上透露了我父亲还能说话这一信息。心里懊悔还不敢说，怕老人家生气；明知不会冲着我来，可是把空气搞得挺紧张的，算个什么呢？事情可没有了，他们的采访稿第二天就寄到了，字写得龙飞凤舞，说是请叶老过目。我对父亲说：“别费眼力了，让我念吧。”没想到处处是疙瘩，越念越念不下去，最后只好说，“让我先理清楚了再念吧。”我按着提问，像写答卷似的重写了一遍；用粗铅笔把字抄得桂圆般大，让父亲看。父亲改定了，我才誊在稿纸上给他们寄去。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偶尔到哪个学校去谈语文教学，在哪个语文教学座谈会上发了言，总有记录稿要他过目。听我念了，父亲稍作改动的占半数，其余的都得像那篇采访稿似的得全盘推倒重来。碰到这样的次品，我总觉得父亲有点冤。老人家读书写字已经这样困难，为什么不依不饶地，硬要他蒙眬着双眼，透过双重镜片，读那些不想读的记录，改那些不愿改的稿子呢？
附带记一笔，一九七七年八月底，我陪父亲又做了一次自费旅行，避到承德去休闲了一个星期。同行的有叔湘先生夫妇俩和他们的女婿郦达夫兄，唐弢先生夫妇俩，还有谢刚主先生。组成旅行团的创意和联络是叔湘先生，总务工作自然落到达夫兄身上。住的是文津阁。原来藏在那里的《钦定四库全书》早已搬走，楼上剩下一排排大书架，空关着；楼下界隔成若干间，作为招待所。避暑山庄的水面，大小好像跟颐和园相仿；湖边的每一景点，据说都是按照江南的某处布置的，却并非翻版，依稀仿佛，像缩写本。引人注目的，倒是在山庄东北和北方的所谓八大庙。八大庙当时存七座，六座尚完整，都在连绵的山岭高处。早晨傍晚衬着明净的蓝天，映着斜射的阳光，这几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庙，真有点儿庄严肃穆。谁要是望见了，不走近去是决不甘心的。我们做了计划，每天游一座庙，花半天的力气，余下半天彻底休息。谁知汽车只能停在山脚下，抬头一看，石阶又高又多。上不上去呢？父亲算了算说，犯心脏病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看来不妨，慢点儿走就是。大家说唐弢先生去年前年接连两次因心绞痛住院，还是小心为上，在山脚下随意溜达吧。唐弢先生一口答应，就坐在汽车里打盹。父亲右手拄着拐棍，左臂由我扶着，一二三四，数满十步歇口气。好容易转到庙门口，站定了回头一看，唐弢先生拄着拐棍走到半山腰了。我对他大声喊：“慢慢走，我们等你。”他站住了，左手拈着个小药瓶向我们挥了挥，示意我们只管朝上走，他随身带着急救药呢。我们父子俩看他一步一个脚印似的走了上来，站定了喘了一小会儿气。大家都笑着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