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父亲一九四六年的日记再往下看，感到突然一变，最明显的是每日的字数少了，有些日子竟不足二十个字。仍旧是忙，忙于编辑工作的时间多。编辑工作大多是腻烦的，仔细说没有个完，跟从未接触过的人还说不大清楚，如我在前头说过的父亲如何编《十三经索引》。日记是给自己备查的，只挂一笔就得，如“《苏联见闻录》发稿”，查茅盾写的这部游记发排的日子，这七个字足够了。那时的朋友一般唤他“茅公”，父亲在日记上仍用青年时代呼唤惯了的“雁冰”。只有一处，也许怕被人看到，用了“鸿君”。沈先生名“德鸿”，已很少人知道了。那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沈师母来通知说他上午已动身去香港了，免得朋友们为他担心，闹得沸反盈天。振铎先生就闹过这么一回：他一夜没回家，朋友们到处寻觅，他倒自己回来了。原来去杭州子恺先生家，两人对着西湖吃了一夜酒。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有人通知我父亲，叫他避一避。父亲说还轮不着自己，可也不能辜负了这暗中的呵护和关照，自己定下个规矩：白天照常到店工作，晚上住到我姑母家里算是躲避。日子过得恓恓惶惶的，算个什么呢？
回想前年九月上旬，重庆八种杂志拒绝送审，成都言论界立即响应，发表宣言：《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图书期刊审查处就此门庭冷落，把牌子悄悄摘了下来。现在看来，我父亲他们，也包括我，真个高兴得太早了：他不摘牌子，你能把他怎么样？摘了下来，审稿批文都省却了，他只需下个停刊令就完事。去年，《周报》出到四十期，《民主》出到五十期，不都是这样停的刊吗？我父亲听说，都写了抗议文章，质问当局“这是为什么”，呼喊“记住这个恨”，分别刊在这两种周刊的停刊号上。这样停了一种又一种，吃亏的除了读者还有作者，他们总会碰到有恨无处写的一天。这一年二月底，国民党当局下逐客令，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团，于五日之前撤走。十五日，蒋介石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十九日，国民党先头部队已进占延安。二十日，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南京事件”。廿五日，《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被勒令停刊，罪名是刊载了“不利之军事消息及颠覆政府之言行”。前者可能指暗中揭穿了攻下延安时一无所获，原来是座空城；后者肯定指如实刊出了“南京事件”的新闻：替国民党装点门面的国民参政会正在里边开幕，学生的游行队伍却在大街上高呼口号：“抢救教育危机！”“反对内战毁灭中国！”于是军警实施所谓的“维持秩序临时办法”，殴伤学生达数十人。
几个月来，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此伏彼起，游行队伍中高唱着：“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南京事件”的第二天，彬然先生拿着《文汇报》对我父亲说，六月号《中学生》才排得，还来得及插进一篇，对“南京事件”表个态。意思是他去调动版面，文章让我父亲赶快写。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上记着：“余执笔竟日，勉成千字一篇。此事直宜痛骂，言之甚不痛快。”那就骂吧，骂他个痛快，拼着步《周报》和《民主》的后尘……这可不成，胡绳的传话是有见地的，还有雁冰的箴言：不必赤膊上阵。……痛快是图不成了，何况话已经说完，毫无新意。却造成了一个最低纪录，这一天并无其他干扰，只应差似的，完成了这样一篇无甚精彩的千字文。
外头的约稿是越来越少了，倒也好，腾出时间来，《国文月刊》上的《现代文选评》，可以评得更深些；《中学生》上的《范文选读》，也可以讲得更有点儿启发性。在语文教育方面，我父亲还有件事念念不忘。在胜利前的一年里，受到陆志韦先生一篇文章的启发，他跟佩弦先生和叔湘先生谈得很投机，都认为文言最好和白话分开来教学。他们说，中学生开始学文言，就一个个字看，也许都认得，把许多字连起来看，可不知道说些什么；对文言的语汇和文法，他们大多是生的，跟读别一种民族的语言几乎没有差别。语汇和文法得在教学中一点一滴积累，不间断地研究它们是怎么用的，跟白话作对照，作比较，积累多了才可以达到通晓的地步。文言的教学方法应该跟白话有所不同，因而教材以分开为好，混在一起难免在教学中相互干扰。这些想法，父亲回上海后还来得及跟我岳父详细谈过。语文教材改革的尝试，他老人家是不会泼冷水的，听完我父亲讲的，他又长叹一声说：“看来我是插不上手了！”用惋叹表达了认可，还留下了精神支持。忙完了他的丧事，我父亲跟周予同、郭绍虞、覃必陶三位先生，就试编起白话和文言分家的初中教材来，总名称是《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先编“甲种”六本，当年开始出版，是白话。选文要有新意，少选被誉为名家名篇的“老面孔”，要求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入耳，尽量接近口语。接着编“乙种”三本，是文言，予同先生退出，补入调孚先生，开始出版。选文都是短篇记叙文，逐字逐句揣摩，还另编了详尽的注释本。
经过了匆匆忙忙的一九四六年，父亲邀请佩弦和叔湘两位好朋友，一同编辑高中用的白话文言分家的读本：白话的叫《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共六册；文言的叫《开明文言读本》，也是六册（因为开明未曾出过这样的读本，省去了“新编”；白话的不叫“甲种”，文言的自然不能称“乙种”）。抗战后期，我父亲和朱先生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是以作者的身份指导教师如何教课的；如今三位编者是以教师的身份，直接对学生进行指导，自然要细致几多倍。当时朱先生在北平，吕先生在南京，从交流看法，制定体例，到一篇稿成，相互切磋，事无巨细，全靠书信往还。好像在我父亲离开上海之后，两部读本才陆续见书。那时候，朱先生已不幸病逝。吕先生到上海进了开明，一个人挑起了这副担子。读本是有了，可惜没法组织试用，文言和白话分家值不值得推广，没受到实践的检验。如今我们家里只留下一本《开明文言读本》的改编本，一九八〇年年底，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的《文言读本》。吕先生写的《导言》一字未动。这篇文字当时就受到我父亲的极大赞赏，说吕先生“善于创意，精审之至”，他自己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闻一多全集》交给开明出版，细细想来，有许多潜在的因素。开明的书也有被查禁的，为数不多，算不上赤膊上阵。出版这样一部全集，头一版肯定蚀本，开明还蚀得起。开明的校印质量是名声在外，错不了的，我父亲在给朱先生的信中甚至有点儿自负：“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可是跟我父亲接洽的并非朱先生，而是新交吴晗先生。朱先生知道我父亲从未跟闻一多先生见过面，而他自己跟我父亲，交情又太深了，接洽是必定成功的，会给人落下个私相授受的印象。吴先生就没有这个问题，只在小酒店里喝过几回酒，意气相投而已，不会让我父亲感到尴尬的。在那个“惨恻方殷”的时代，有什么比意气相投更可宝贵的呢？编辑室里的各位先生都说非接受不可，经理室里也同意了。父亲答复吴晗先生，全盘接受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的意见，包括把他的名字列在四位署名编者之末，他都代表开明接受了。在一九八〇年年底三联的再版本《重印后记》中，他说同意列名，“无非是愿意共同负责的意思”；其实还有个意思：一旦出了问题，与开明无涉，责任由他一个人担负。
闻一多先生为呼喊民主而被刺后四个月，清华的校长梅贻琦让七位教授组成整理他遗作的委员会，朱自清先生任主任委员。第二年年初，《闻一多全集》的目录商量定了，还请了几位先生帮忙，分工集稿整理。九月十二交稿，尚缺第一部分。十月廿五，我父亲给朱先生的信上说：“闻氏全集已付排，缮抄之稿，实多错误，当初以为《死水》《红烛》必无问题，孰知抄者所据为排印本，而排印本不唯多错字，且有错简之处，校对时始发觉，颇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据文字，引用处如有可疑，皆检原书查对。”“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原来是接着这儿说的。父亲在《重印后记》的末了还补了一句：“朱光暄同志当年负责校对这部全集，作了许多重要的校订。”为免得在校样上多做改动，使排字工友多受累，以后发排的稿子，我父亲尽可能先校订一过，还做了些技术性的工作。原稿中有不少甲文金文，我父亲一一放大临摹，让制版厂制成铅字一般大小的锌版，供排版使用。到装订前，写了印在封面上的书名：“闻一多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