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既然到了重庆，范老太公和雪山先生要他商量开明复员的事，他就不能推个一干二净。需要复员的各地同事陆续向重庆集中，都是好些年不见的老朋友，也只好说改日在归途中细谈吧。重头当然还在编辑部，《中学生》《开明少年》，他是不肯放手的，依旧每期都写稿。在成都，各期所用的稿件，他要篇篇读过，最后编目，寄重庆发排。如今倒好，连各期的校样，他也不肯放过了。
因抗拒审查，《中学生》揽下了好些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参加编撰以杂志社联谊会名义出版的十家杂志《联合增刊》。这十家是《中华论坛》《中学生》《文汇》《民主世界》《民宪半月刊》《再生》《东方杂志》《国讯》《新中华》《宪政月刊》，“增刊”每期轮流由三家任编辑，请张志让先生为常任编辑。在第二期上我父亲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我们家到重庆时，《联合增刊》第三期方集稿，《中学生》正轮到当编辑。我父亲把他写的《十月十三日随笔》编了进去。《双十协定》在这一天公布，我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了自然高兴，担心的是国民党延宕食言，使协定又成为一纸空文。这篇随笔说的都是实话，从大家都有的常识开头，说开会讨论什么事务，写成了决议，不能归档了事，紧跟着的是实干，依据决议实实在在的干；还得随时检察，写在决议上的是否一一做到了。他说：《国共商谈初步协议的会谈纪要》，“该可以成为实干的张本，所记的各项将从此进展，而不是就此终结。……根据这些原则，确定办法，按期办妥，是今后要紧的事，要随时检察，国共两党检察，全体人民也要检察。……因为那些事务都是关涉全体人民的……”
“增刊”第三期后边那两期，本来商定以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称它为“旧政协”）为中心，因蒋介石挑起内战的迹象越发显露，“政协”未必能如期召开，要赶出一期表态。我父亲听说，马上动笔写了一篇《也说呼吁》，斩钉截铁说：“打内战，就人民的立场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第二天十一月一日下午，杂志社联谊会临时召开会议，决议共同发表呼吁制止内战，推邓初民、张志让和我父亲起草。又由我父亲执笔，花了半天，写了一千二百字，邓张二位先生看了都无意见，这就是发表在“增刊”第四期上的，重庆二十七种杂志联合呼吁《不要内战》。
十一月九日，杂志社联谊会开会决议，致书美国人民，请其敦促政府撤回在华美军，以避免参与我国内战；又推我父亲起草，还有一位陈翰伯先生，并由他译成英文，分发给外国记者。父亲在第二天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作《致美国人民书》。下笔不快，各杂志态度不一，有几家对于此点力主郑重。故措辞极需斟酌，至下午四时方完篇，不过一千四百言耳。”晚上八时，陈先生来找我父亲，他当面把稿子读了一遍，说不必再动了，就带走了稿子，说征求各杂志社同意，也由他年轻人去跑腿吧。尽管我父亲字斟句酌了，麻烦还是绕不过去。《东方杂志》不同意发，《国讯》社黄老先生也有点犹豫，以为与国策有关。其实在国内外的报纸上，敦促美军退出中国的言论已经不少，连美国国内也如此。主张发的也说，不签名的虽然是少数，为维护联合起见，还是商量商量再说吧。我父亲也不像二十年前编《公理日报》时那样少不更事了，动身东归前八天，《联合增刊》第六期来约稿，他在真个百忙之中，还给写了一篇《赠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诸君》。
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因抗敌的任务已成过去，删去了会名中“抗敌”两个字，简称仍旧是“文协”。周恩来到了重庆，十月十六晚在曾家岩办事处设宴。我父亲也去了，在日记上记着：“闻周之名已久，见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气，颇不凡俗。”此外只记下了“同座有老舍、靳以、胡风、何其芳、徐冰、王若飞诸位。饮啖甚适，笑谈无忌。十时散，驱车而归。”笑谈了些什么，大概是有意不记的，从“同座”两个字看，可以知道参加的不止所记的一桌人。
十九日下午举行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五百多人，我父亲在日记上发感慨说：“去年此日，余在成都参加纪念会，到者不满二十人，带半秘密性质。今年乃有此盛会，亦民主势力渐张之影响也。”他在会上发了言，说的也许就是这层意思。许寿裳老先生为主席，冯玉祥、郭沫若、胡风、周恩来都发了言，赵丹、徐迟、老舍朗诵了鲁迅的作品。会后周恩来和大家留了影，就是在印刷品上经常见的，那帧九个人并排站的照片。第三天晚上，文协开茶酒晚会。父亲在日记上记着：“到会四十人光景，余识其小半。老舍主席，余报告成都情形；郭沫若致辞，周恩来谈延安文协近况。”四个节目，把晚会分成两截。我猜是老舍先生将去美国讲学，想把他在文协担负的工作交给我父亲代理，借此先做个铺垫。父亲当时并不知道。重点在后半截，或许正题是请周恩来讲文协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因而得插进郭老的致辞。我是望文生义，猜的不一定对。又隔了一个星期，廿八中午，郭沫若和潘梓年做东，在郭宅宴请我父亲和傅彬然、吴研因和孙伯才，还有周恩来、张友渔、冯乃超。在席上，吴老谈了菲律宾独立后的情形，“恩来答人之问，谈近日形势”。下一回见到周恩来就在上海了。
复员东归，说这也难那也难，全都是实话。单身人总比较好办一些，求亲托友，陆续走了。像开明书店这样的档次，飞机票也不是绝对弄不到，颇有些书稿和纸型，就是化整为零，托乘飞机而行李不多的朋友带到上海去的。范老太公急于登程，因雪村先生一再催他回上海，商量渝沪两地开明合并的事。他花了高价，冒称招商局某船上会计的父亲，于十月中旬乘这条轮船先走了。彬然先生和惠民兄乘了木船，于十一月下旬下的船。至诚的“远游”计划，看来是暂时搁浅了。我们一家又成了七个人，决定随开明的复员大队东归。父亲回上海后写了篇《我坐了木船》，书生气十足，颇有点傲气，数说他成功的喜悦。复员大队由卢芷芬兄带队，副手是章士敭兄。他们俩都是开明的分店经理，伯祥先生的女婿。我和至诚帮不了他们多少忙，没受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历练。一路跟船老板打交道，我们看来是非常恼火的，他们耐着性子磨，事无大小，都能一一对付过去，还不伤感情。
《中学生》和《开明少年》都在刊物上公布，明年的一月号改在上海出版。已经向读者许诺了，就应该兑现。一月号的稿子已经在十一月底寄出了；二月号的也有了大半，动身前寄上海；剩下的打算在船上编齐，到汉口就航寄。还有《国文月刊》，佩弦先生来信说已谈妥，明年交开明编辑出版。我父亲立即向许多教国文的朋友写信约稿，请他们稿成后立即投邮，寄上海开明郭绍虞先生。《英文月刊》是五月创刊的，已经移到上海编印了。四种杂志，只有这一种用不着我父亲操心。上了船，“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这小舟一叶！”总可以挺起胸，松一口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