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里说过，那场伤寒耽误了我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躺在床上并不怎么懊恼，因为发病之前，我已考上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我想如果考进中大，无非在数理化中选一门，将来到底干哪一行，到时候还得拣肥挑瘦；倒不如药专，就此定了终身，也符合父亲对我的希望：生产出一些供别人使用的东西来的原则。父亲同意我的想法，在我退烧后代我写信给药专，说明缘由请求保留学籍一年。药专居然回信认可。后来家搬到乐山来了，偶尔想到过了暑假还得回重庆去报到，心上又不大乐意。没想到在三月初旬，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搬到乐山来了，校址选定了江云庵，在嘉乐门外岷江边上。父亲和我只当散步去看看，这座破旧的庵堂还在修理。遇到一位老师曹自晏先生，大家就坐在木料堆上谈了起来。原来在计划中，这样的国立专科学校有二十一所：其中的十五所附设于有条件兼顾的大学中，在去年秋季已经开学；剩下制革、造纸、蚕桑、染织、水产、农产制造等六所无所归属，合办成这所技艺专科学校。父亲和我听说是学习生产技术的，都说错不了。过些天技专招生，我报名考上了农产制造科，四月十日开学。“农产制造”用如今的话说，应该是“农产品加工”。我赶在开学之前，跟满子、至美、至诚，约了在武大的三位旧同学，去游了一趟峨眉。
我们家到了乐山，生活确实安定多了。留在上海的开明各位先生，尤其是五年前喝过我和满子的订婚酒的，来信就常常带上一笔，催我父亲母亲把我们俩的婚事办了吧。在上海，他们一定也这样劝满子的父亲母亲。夏先生在新年里写信给我父亲说，朋友们都是好意，就这么办吧，选定一天，嘉沪两地同时请吃喜酒。婚礼从简，留待我们家东归，照原议借苏州怡园重新办过。父亲回信说，他们夫妇俩都同意丏翁的变通办法，虽说从简，多少还得做些准备，日子容稍后再定吧。直到五月九日，父亲才去信问，定在六月四日中午可好。夏先生回信同意。没想到过些日子，中午常发警报，于是决定改在三日晚上，来不及通知上海，也只好算了。
那三四个月里，父亲母亲为了准备我和满子的婚事，忙了一桩又一桩，那个兴奋劲儿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先是请木工买木料整修房子，天井的后半本来铺着水泥盖着瓦，让木工加上了地板、天花板和板壁，隔成两个小房间，都装上了门窗，一律不上漆，看起来精巧而雅致。右边一间占三分之一，作为二老的卧室，放下一张双人床，就没有什么可回旋的余地了；左边一间占三分之二，放我父亲的书桌座椅，还能放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方桌，工作会客都在这儿了。二老把原来住的那一大间让给满子和我做新房。新房倒不用装修，只雇人挑水仔细洗刷了一遍。置办了一套新家具。书桌的桌面是独幅的楠木，也没花多少钱，都说小心点儿用，将来带回乡去，让江浙人开开眼界。喜筵设在“皇华台”，是前清接待巡抚之类高官的驿馆，盖在嘉乐门左侧的城墙上，后轩对着从正北方滚滚而来的岷江。那时由红十字会管着，可以租用，装有电灯，可能因为拖欠电费，给掐了。父亲跑了红十字会又跑了发电厂，才开了后轩的门，雇人打扫干净了，接上了电。跟一家江苏人开的馆子定了六桌菜，买了一坛眉山造的仿绍。六月三日下午，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家欢，一张满子和我的结婚照。
那天晚上有多热闹，请看《嘉沪通信》第十一号，我父亲于六月六日写给我岳父的信吧。六月四日上海的热闹情形，我们在乐山是十六夜接到了我岳父七日的来信才知道的。父亲于十九日在复信中说：“诸亲友高兴如此，深可感激。翁竟大醉，足见喜逾于常。”最小偏怜女，不在身边将近两年，酒席上亲友相劝，怎能不多喝几杯。据王统照先生的信上说，岳父竟醉卧四五小时始醒，未免喝得过了些。上海到了一百多位客人呢，小一半还是酒友；父亲如果在场，一定也抵挡不住，非喝得个烂醉如泥不可。岳父感赋七绝四首，是勖勉满子和我的。父亲谊不容辞，依韵和了四首。满子找了一方宣纸，让父亲依照同样的格式，抄上他的和作，去裱褙铺叫师傅并排裱成一轴横幅，张于壁间作为新婚纪念。这八首绝句，如今一同编在《叶圣陶集》第八卷里。
同时付裱的，是贺昌群先生送给满子的一幅小立轴：“别母情怀，伴郎滋味”，大概是某支小词中的现成句子。昌群先生的学术意识，跟马翁越扯越远，总得找个人说说呀，于是常来看我父亲，谈着谈着，又常被警报打断。我们家一向听天由命，不跑警报。较场坝处在岷江与大渡河交汇处的尖角上，城墙贴着江边，无处躲避。几个由陆路出城的城门都在三四里之外，还得爬坡，不是我祖母和母亲所能胜任的。可是敌机越发疯狂，重庆连日挨炸，各个县城也轮着来。昌群先生说硬挺也不是办法，帮我们家跟他的房东商量，把三间柴房铺上地板，装上门窗，让我们也搬到张公桥雪地头去住。父亲母亲去看了，地点不错，屋前有小溪，屋后山壁上还有岩洞，就预付了一年的房租，好让房东雇工购料，尽快动起工来。
不久到了暑假。四川省教育厅举办暑期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请武大指派五位教员去当讲师。武大就开了个名单去，有我父亲在内，别说征求本人同意了，连个招呼也没打。四川省教育厅来信聘请，我父亲即写信婉谢。没想到过了二十天，说省教育厅派来的小汽车已抵乐山，请五位讲师明天一早动身。亏得有两位说：如此仓促，准备不及，非推迟一天不可。于是父亲马上准备讲说提纲，母亲马上给父亲整理行李。八月十日早上，五位讲师挤在小汽车里颠簸了五个小时才到成都。吃过午饭才知道，我父亲的课排在一个星期以后，十八日才开讲。从这天下午到十八日晚，尤其中间游灌县青神的两天半日记，颇有点儿可读性，今日的风物与我父亲当时所见已略有不同，成都变化之大更不必说。读者诸君可以看《嘉沪通信》第十七号，也可以看《叶圣陶集》第十九卷上的《西行日记》。
而最最重要非看不可的，是《西行日记》的八月十九和二十两天，约三千字。十九日清早六点半到八点半，我父亲讲了第一课《阅读指导》。为什么这样早？就为的避开警报。九时到祠堂街开明等朋友，又一同访朋友。还没到朋友家，警报果然来了，先“预行”，后“空袭”。两人出新西门，行阡陌间，所见所闻与前几次相同，唯时间特长，不得已到友人的同乡家蹭了顿午饭。一时许，警报“解除”，与朋友相别如常，并邀雪舟先生浴于公园中。待返开明，始闻人言今日所炸系乐山，立时大惊恐，心绪麻乱；犹赴商务成都分店之招宴，希望能探听到确凿的消息。最确凿的消息来自航空公司，乃渝蓉客机返航时所见：乐山已炸去四分之三，尚在燃烧中。较场坝哪能逃得脱这一劫？父亲回宿舍跟同事们商量，要求教育厅次日派汽车送大家回乐山。
父亲在成都听到大惊恐消息的时候，我在乐山已经查看过还在冒烟的较场坝了。那天十一点过发的警报，我们一家人除了父亲全都在，还来了一位武大的毕业生吴安贞，母亲留她一起吃中饭。饭后不久听得飞机声，我就登上前面仓库顶上的亭子里去看，只觉得声音特大，好像从岷江对岸的丘陵后面传过来的，其实敌机已经到了屋顶上空。忽然“轰”的一声，只一声，炸弹全部扔了下来。我觉得周身被空气击得很痛，立刻蹿下楼梯，躺在书箱底下，以为炸弹扔过就没事了。忽听得母亲在后边喊：“火！火！”前面的老刘师傅、王幼卿先生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往后逃，嘴里喊着“快出后门”。父亲的书桌飞了出来，护壁板成了碎片，玻璃天窗一片火光。这时候才发现，新铺的地板比后门的下沿高出了一尺多。两扇后门不但厚实，还包着铁皮，任几个人怎么拉也拉它不动。老刘去灶上找了把柴刀来，使劲砍地板。柴刀是一向不开刃的，哪儿砍得动一分一毫。幼卿先生吓得跪在地上直发抖，眼泪都流出来了。幸亏我还没有慌，一下子想出了两个办法来。我看到大门的木枢跟它插进的石窝之间，大约有三寸多距离，要大家一齐用力，把左边那扇大门抬高，使木枢的下端脱离石窝，再把门向左边推；果然在左右两扇门之间，出现了一斜条可以挤出一个人去的缝隙。一眨眼间，幼卿先生等四位钻了出去，不见了影踪。我探出头去一看，后边的老城墙映着火光，只靠在城墙上的一座小草屋起了火，看来也快熄了，回身来叫至美、至诚扶着母亲和病着的满子先钻出去，跟着老刘师傅往安澜门的方向走。还留下三个人，我祖母的背驼得厉害，于是让吴安贞先出去，在外面拉，我在里边使劲往外推，总算把祖母推出了这条狭窄的生死关口。
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了，我听见轰轰的火声，看见蹿进天窗来的火星。有点儿留恋似的各处看了一遍，拿些什么好呢？索性什么都不拿。看到父亲常用的澄泥砚躺在书桌底下，就捡了起来插进了口袋。走到前边商务的栈房去看看，那高而且厚的防火墙还真管用，书还没有着火。我明知毫无用处，还是把两扇门拉上了，也从后门的缝隙钻了出来，到安澜门会齐了一家人和老刘。母亲问我带着这一大家子上哪儿去好，我说只有去找贺先生贺师母。城里早已没法走了，只是一片望不见边际的大火。于是雇了条船过岷江，沿着江的左岸慢慢向上游走。可以望见对岸的熊熊的大火快烧到嘉乐门了。好容易到了半边街对岸，我们又雇船回到岷江右岸。老刘对我说：“我就不跟你们走了，得赶快去成都报个信。”说完就挤进了往北去的人流。贺先生夫妇俩已经从山坡上迎下来了，大家都泪流满面。父亲是第二天傍晚才与一家人团聚的。他在二十日的日记上记着，那天教育厅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小汽车，八点二十分离成都，五小时后在夹江，与徒步北去的难民先头队伍相遇，真个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离乐山五里，在人丛中见武大的事务员董君，“问之，则言较场坝完全烧光，余家人口不知下落。呜呼，余心碎矣！”到乐山，进嘉乐门，车不能再进。“忽吴安贞走来，高声言余全家人口均安，已在昌群所，彼正出城往视。余乃大慰，人口均安，身外物毁亦无足惜矣。”读者诸君，父亲的日记我暂时抄录到这里为止。因为记事，父亲所记和我之所记，大致没有出入，不必重复；而抒情的语句，很可能被我弄巧成拙，大异其趣，不如读我父亲的原文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