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早年出版的如《隔膜》《稻草人》等，封面上都印着“叶绍钧著”。“绍钧”是父亲的名，大概在出生时他老叔给取的，家里认真读过“子曰”的只有这位老人家。还有个字“秉臣”，可能十一岁上为报名应考童生，也是请他老叔给取的。旧社会里就有那些啰唆的规矩。孩子出世了起个名，当然是必要的。男的将近成年，准备跨入社会了，必得起个“字”，也叫作“号”。长辈仍旧直呼其名，朋友之间非相互称号不可，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更甭说对长辈了。而自己称名，则表示谦虚。号取多少个都成，可以自己取，可以请别人取，其实还包括众人硬给起的绰号，如“周扒皮”，如“孔乙己”。
有人说辛亥革命了，我父亲嫌“秉臣”太封建，自己改字“圣陶”。这是想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证据之一，辛亥前一年，我父亲开始作日记，日记本封面就写的“圣陶日记”；证据之二，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还颇有一些署名“秉臣”的。“圣陶”这个号是草桥中学的沈老先生给取的。那一天同学们起哄，都开了自己的姓名请沈先生取号。老先生古书念得又多又熟，很愿意露一手似的，当场给我父亲写了“圣陶”两个字，后头用小字注明“圣人钧陶万物”。“圣陶”这个号，当时就在同学中叫开了。父亲说，他到老也没找着这句话的出处，只知道“陶”就是烧制瓦罐的黏土，把黏土团旋成坯的那个转盘，叫作“钧”。“圣陶”两字，无非是用“圣人之道”来陶冶自己、教化后进的意思。如此说来，给我父亲起名的老叔当时年纪还轻，塾师还没当够，还希望侄儿长大后继承自己的事业。沈老先生没给我父亲上过课，单凭“绍钧”这个名，批上了不着边际的赞语“圣陶”。父亲后来把许多心血花在教育事业上，我看并非由于受到了自己的名和号的激励。
父亲是两房合一子，全家长辈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自幼受宠爱是必然的了；要是在如今，还不成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小皇帝？亏得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一年紧似一年，祖父又很看不起那些不自振作的纨绔子弟。例子就在眼前：当时我们家租住在潘姓祠堂的后花园里，那潘家不就是这样败落的吗？要不然，怎么会把祖宗手里建造起来的家祠，卖豆腐似的分租给小户人家呢？那后花园，想来跟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差不多少。我父亲也自小喜欢野花闲草，却从没写到过在那个荒园里度过的愉快自在的童年，我如今也没法凭空虚构。
如今兴的是望子成龙，儿女还没进幼儿园，做父母的就忙不迭教孩子识字认数。据父亲说，他进私塾前已认得三千来字，是我祖父亲手写了方块字，一个一个教他念的。我有点儿为祖母抱不平，怎么把她的功劳全给抹杀了呢？记得我牙牙学语的时候，祖母，还有太外祖母，常把我抱在膝盖上，按节拍摇着我，教我跟着念民歌和童谣。歌谣可不是单个的方块字，是字组成的词，是词连成的句子，活泼有趣、声调悠扬的句子，没有教训，念着不感到压力，我学了一支又一支，少说也有上百支。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完整地背诵出十几支来。其实父亲也不曾忘记他幼时从母亲和外祖母那儿，最早受到的语言教育和文学启蒙。在他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就有好几支经他加工的苏州童谣；有一回向中学生做广播演讲，还引用过一支《咿呀咿呀踏水车》，因为太长，记录上把后半截换成了删节号。我想有些报刊常命题征询知名人士：“对您一生最有影响的是哪一本书？”从没见过答案是“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父亲屡次谈自己的文学历程，都忘了提到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是可奇怪的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祖父把我父亲送进同巷的陆姓家塾附读。当时我父亲才六岁，只记得塾师姓黄，先教念《三字经》《千字文》。课堂是花园中的一座大厅，挂着块“报春草堂”四个字的匾。园里有亭有轩，种了几十棵梅树，还有李树杏树，想来跟《红楼梦》中贾府的家塾也差不多少。可惜才念了一年，陆家的各房闹分家，硬把一座大好宅院，分片卖了，家塾只好关门大吉。有一房迁到了萧家巷。父亲的日记中记着，他在中学时代常去萧家巷找陆家四兄弟闲聊；待他们一一成了家，也各奔东西，不知哪儿去了。一九五九年过苏州，父亲特地打听过，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悬桥巷曾经有过这么一座清丽的花园了。
离开了报春草堂，父亲被送进了张元翀老师自设的书塾。有一件事非提前记下一笔不可：顾颉刚先生和我父亲在那儿开始成为同学，成为亲密交往八十年的老朋友。悬桥巷东西向，南边靠河；潘家祠堂对面有座小桥，过了桥右首边就是顾先生的家。一九七五年我和妹妹弟弟陪父亲去过，仍旧叫作顾家花园。其实在顾先生出生以前，花园已经废了，租给了一家制线香的作坊。父亲说他下了学，跟随顾先生来这儿看水牛。香作里有头大水牛，老戴着眼罩，拉着石磙转圈子，把木屑香料碾成粉末。两人都不敢走近，至多跺着小脚向它吆喝两声，或者拿根长竹竿在它屁股上点这么几下。大水牛并不理会，仍旧不紧不慢踱它的方步。七十多年过去了，香作早已不存在，老房子倒留着一些。看门的把我们领进顾先生旧时的书房，找了把椅子让父亲消停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