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汉口分店在交通路，临街的三开间三层楼，底层的前头是店面，后头是栈房；二层办公和会客；三层是职工宿舍。为上海总店部分内迁，雪舟先生早就租定了同样的一幢三层楼。三层就让我们家住了。二层接待南京分店撤下来的人、上海总店抽调来的人，不多几个。底层堆着从上海内迁的物资。雪村先生、洗人先生离开上海之前，费了许多周折，才向政府弄到两艘机帆船，安排好了，把内迁的物资分两批走运河运到镇江，再经长江运汉口。前一批到了，是纸型和纸张。后一批运的主要是向别家印刷厂租来的机器，却杳无音信。派人去镇江打听，回说船过白莲港，被日军劫去了。雪村先生和洗人先生忙着派人去重庆和桂林设点，撤销沦陷地区的分店，编辑部的事提不上议事日程。我父亲先约起《中学生》的稿子来，准备明年一月中旬复刊。趁约稿还没有到，一个人把《初中国文教本》第三、第四两册改妥了，准备发排。没想这些工夫全都白费。我们一家是到汉口团聚了，开明编辑部部分内迁的事却只能以后再议。奉调到汉口的几位同事被就地遣散，自谋出路。我父亲不肯特殊，拖着一家老小，也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租来的机器被劫，似乎不能成为理由。楼适夷先生白手起家，在汉口办了个大路书店；云彬先生后到，帮他编起了大受读者欢迎的《少年先锋》月刊。可是开明呢？真个是大有大的难处。为了在重庆建立办事处，开拓西南各省的营业，洗人先生入川去了。十二月十四，我父亲送他上了轮船。过了六天，雪村先生乘火车去广州，准备经香港赶回上海，去处理几笔重要债务。我父亲送他过江，上了武昌去广州的列车。在渡轮上对着一江浊浪，父亲想起八十天前，三个人把酒持螯，意兴飞扬来到汉口，如今却这么个收场，只有忍泪苦笑。
回到交通路住所，父亲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祖母年纪大了，看来只能走水路乘船。从地图上看，往南可以去长沙，往西可以去重庆。母亲赞成去重庆，说船票不好买，多方托人想想办法，分两批走也可以。正议论间，没想到决定性的一票却来自重庆。父亲有个表外甥叫刘仰之，在商务的重庆分店当经理。他已经见着洗人先生了，听说他娘舅一家困在汉口，就写了封快信来邀。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只是船票了，其实除了姑夫和雪舟先生，也无人可托。可巧母亲走在路上，对面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的人好像是父亲的中学同学陆佩萱，好像听说过他在民生公司工作。母亲去民生公司一问，果然是他，在民族轮上当买办，见了同乡还很热和。母亲就老实讲明了要求。他说可以，今晚就在民族轮上见面，明天一早就开船。又说民族轮马力小，上不了三峡，只好在宜昌换船，到时候他会安排的。
天下真是好人多。母亲回来一说，大家手忙脚乱收拾行李，准备上船。父亲跟雪舟先生说了，雪舟先生如释重负，他说他会给宜昌的同行打电报，去旅馆给我们预订房间。父亲又给姑夫打电话。姑夫说要饯行也来不及了，他定要和姑母到码头上送行。父亲请他对玉书先生讲一声。不记得那天吃了晚饭没有，雪舟先生先派人把行李送上码头，他亲自送我们上了船。姑夫姑母和玉书先生也来了，送来不少让我们在路上吃的东西，还有四瓶绍兴。大家看我们住的是船头上的餐厅，都说比官舱还舒服多了。等送客的人全走了，父亲母亲才到买办室面谢陆佩萱先生。餐厅里乘了三家人，老小十七个。夜里摊开铺盖，沙发上，餐桌上，地板上，全睡满了人。早晨卷起铺盖，餐厅恢复原状，房舱的乘客们常来串门闲聊；电报室收到了重要新闻广播，也在这里口头宣布。船上供应一日三餐，房舱客人各自回舱用饭，我们却不用动窝。第三天晚饭后，突然传来南京陷落的消息，餐厅里立时煞静。大家肃立，竟想不出用什么形式，来表示如此巨大的屈辱和悲痛。
十二月三十午后，民族轮安抵宜昌。雪舟先生接洽好的那位同行，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母亲跟父亲分了工，由她跟着来人，去旅馆安顿一家老小。预定的客房只一小间，光堆行李就占去了一半。看挤在柜台前过夜的旅客有上百人，我们也该满足了。父亲跟着陆佩萱先生去民生宜昌分公司见经理，回旅馆说经理李肇基先生当面答应：民主轮一星期后进川，给我们七张票，三日上午去取。上岸时就听说，滞留在宜昌候船的人已达三万，还在与日俱增。又听说民主轮这番入川，可供公司分配的客票仅十八张，我们如此幸运，反而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该怎么谢谢这位萍水之交的李经理呢？父亲只好“秀才人情”，做了首七绝：“蜀道之难今昔异，今难轮少票难求。备闻诸客艰辛语，一诺恩尤感李侯。”去街上找到一家纸笔店，他选了一张上好的诗笺，就在店堂里借他们的笔墨印泥，把这首诗抄上，盖上随身带的小印。又买了副信纸信封，写了封感谢信，到约定的日子，派我去民生公司送给李经理。李经理看了，郑重其事地搁在一边，说多谢我父亲，又说那天有事不能到码头来相送了，祝我们家一路平安。随手开了个便条，叫我去售票处买票。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下午上的民主轮，六日清晨开船。民主轮比民族轮大多了。我们家乘的是八张上下铺的三等舱，共十六个铺位。整洁安全、服务周到、拒收小费，一向是民生公司客轮的特色，抗战之初还保持了年把。三峡景色风物，待八年后乘木船出川时，再一路细细写吧。父亲在宜昌写了三首纪事小诗。在三峡中，又写了三首小诗：前两首写景，第二句是“三峡岂容文字传”，岂不把他自己写的也抹得干干净净；后一首虽则是豪言壮语，“全家来看蜀中山”，想不看也不成啊。六首小诗都编入了第八卷，读者诸君如果有兴趣，可以翻出来看看。在两条轮船上各结识了一位苏州同乡，《叶圣陶集》第二十四卷《渝沪通信》第三号，父亲在给雪村先生的信中提到他们的姓氏，我如今给作个注。姓蒋的是南京撤下来的小官僚，自我介绍没说哪个机关，只说去重庆看看再说；夫人是医生，到了重庆打算自己挂牌；带着位年轻朋友，才从南京监牢里放出来的。三人在民族轮的餐厅里跟我们家一同住了四天。在民主轮上，又遇见了四五位治淮工程处的技术人员，数姓潘的年纪最大，常常端着酒杯，向我父亲诉说他们在炮火中如何撤离工地，忍不住涕泪纵横，上级让他们到了重庆再做安排。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么？他们将往何处去呢？成了我永久的悬念。
民主轮九日午后拢重庆，靠弹子石码头。仰之表兄带着几位老师傅早等着了。他让老师傅雇好滑竿，先护送我们一家老小去他家里，留下我和他两个。等行李从底舱里起出来，我点清了一件也没少，表兄才唤来运输行的管事，又当面点清行李的件数，回头对我说：“他们会送去的，我们走。”我跟着他上了一段坡又上一段坡，实在喘不过气来。表兄笑着说：“停下来歇口气吧。这里的人叫我们‘下江人’、‘脚底人’。来到这里先要练往上爬的腿劲。”表兄住在重庆城里的最高处，那座四层洋楼有个奇怪的名字，叫“金十万儿”，想来当初是个姓金的大财主造的。财主不知何处去，表兄租的是顶上一层。好容易爬了三百级石阶才进得大门，还得更上三层楼。第二天清晨推窗下望，嘉陵江水清得看不见底似的，真个称得上“伤心碧”。长江上游来的水与之一比，就见得黄浊了；在汇合处更明显，嘉陵江像一把狭长的利刃，直刺进长江的中流。
表兄在商务是练习生出身。我小时候只知道他的母亲住在安节局里。安节局专收容无依无靠的年老寡妇，也算地方上的公益事业。他进商务大概由我父亲做的保。表兄还没成器，母亲就过世了，他被调到重庆当分店经理是后来的事。表嫂是地主家出身，家在重庆土猪场，父母早已亡故，兄弟还小，结婚后头几年，娘家的事还由她大小姐说了算，三个男孩子，两个大的不在家，是巴蜀小学的住校生。表兄表嫂顿顿鸡鸭鱼肉接待，父亲母亲觉得受之有愧，长此下去算个什么呢？亏得洗人先生租定了西三街九号的一幢三层楼，做开明的驻重庆办事处。他当时是个光杆司令，底层做了栈房，他住二层的里间，外间做会客室；三层的两间空着，就转租给了我们家。说实在的，要这样他才好有人说个话，一日三餐可以由我们家料理，更不用提着把壶去对门茶馆买水了。表兄表嫂听说如此也不苦留，还唤了几个师傅帮我们搬家。过后不久就是阴历年了，他们又送来了许多风鸡、腊鸭、香肠、熏肉、花生糖、米花糖，是表嫂土猪场娘家特制的年货。
西三街生活初定，父亲特地抽出半天工夫，给困在孤岛的开明五位先生和吴天然阿姨各写了封信，编作《渝沪通信》第三号，于一月廿五一同寄出。当时航空信还通，可能在阴历年前到达上海。头一封是给夏先生的，父亲写得特别详细，连买得折枝红梅插于瓦瓶都提到了。这正是过年景象，父亲却没说一句贺年的话。是无意中忘了呢，还是有意避免触动夏先生的心境呢？父亲在信中对夏先生说：“在汉口无所可为……现居重庆，固亦一无可为，静待窘境之来临耳。”其实还并非如此严峻。重庆原有两三种报纸，从行文到编排，不怎么合下江人的胃口。十天以前《新民报》出刊重庆版，大受下江人欢迎，本地人也感觉新鲜；副刊《血潮》由女兵谢冰莹主编。她来约我父亲写稿的时候，父亲才到重庆还没坐定，只好抄了船上的行旅诗给她充数，答应阴历年前给她写个杂谈创作的连载。再说云彬先生，他这时候才到汉口，不久来信，要我父亲在《少年先锋》上挂名当个主编，还要每个月供给一篇卷头言，我父亲都允诺了。文化界的一部分人还在向汉口集中，我们家倒似乎走得太早了。
到重庆后第三天投邮的《渝沪通信》第一号中，我父亲说到已去参观过巴蜀小学。这所收费很高的贵族学校在通远门外，观音岩脚下，一个四川军阀出钱办的。他信不过本省人，特地去上海请来了校长。无巧不巧，这位校长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周勖成先生，他带来的两位朋友也跟我父亲相熟。五年多来，三个人惨淡经营，教室宿舍操场，都齐齐崭崭。学生一律住校。已办了一班初中，想在寒假后再添一班。新近挖成的防空洞，足以容纳全校四五百名学生员工。阴历新年周勖成先生登门拜年，说初中的两班国文请我父亲去教，六个半天，外加六七十本作文，还说至诚可以插班念小学，父亲就同意了。迁到重庆的大专院校已经有好几所。国立中央戏剧学校好像在城里，校长余上沅先生拉我父亲每周去教写作练习两小时，学生才十来个，父亲就答应了。在那儿父亲认识了曹禺先生，他是教务长。复旦在北碚，上水乘轮船得五个来钟头。校长陈子展亲自上门五次，说特别迁就，两周去一次，住两宿而归。我父亲没法再推辞，只好跟巴蜀商量减去一班的课。勉强去了五次，结果还是下决心辞掉了。只留下一首自我感觉良好的五律，《夜发北碚经小三峡》。
初上月微昏，孤舟发野村。
江流唯静响，滩沸忽繁喧。
浓黑峡垂影，深凹石露根。
何能忘世虑，休说问桃源。
父亲在抗战期间天天记日记，自以《西行日记》题日记本。是一九三七年离开杭州那天写起的，还是在汉口决定入川那天写起的，已无从查考；因为开头三册，一九三九年乐山遭日机轰炸时烧掉了。一九七六年整理王伯祥先生遗物，发现了我父亲在重庆和乐山，写给上海各位朋友的两批信，后来整理成《渝沪通信》和《嘉沪通信》；如今编在《叶圣陶集》第二十四卷中，正好补足《西行日记》开头的缺失。父亲写信和当时困守孤岛的朋友约定，双方都把信保存好，留待胜利后见面时再一同重温，相互印证那远隔千里重山复水的思念。可是真个能看到这两批旧信的，只剩下我父亲一个，老朋友凋零殆尽，无处再诉说当年的相思之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