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六月初，我在立达通过了毕业考试。这不能算数，还得等到七月初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会考，会考及格才能领取中学毕业文凭，获得报考大学的资格。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传染上了猩红热。记得那一天是端午节，上午我从上海回到苏州家里，吃过中午饭就发高烧，脸涨得通红。父亲说看症候可能不轻，马上送我去医院。医生看了我的舌苔，断定是猩红热，给我注射了用马血制的猩红热血清，把我留下了，说非隔离不可。第二天早上，父亲给满子打了个电报，傍晚满子就到医院来看我了，脸上戴了个大口罩，对我说她和母亲分了工，上午母亲来看护我，下午她来看护我。其实医院的护士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不过那是另一回事。第三天上，满子接到她父亲的快信，说她的二哥龙文和在白马湖的大嫂也都染上了猩红热，一家人心烦意乱，不可终日。母亲当晚对满子说：“你快回上海吧。两位老人家有你在身旁，好多个人商量。”第二天上午，来医院的是满子。她把她父亲的信也给我看了。说看我脸色已恢复正常，她可以放心了，下午她就赶回上海，我父亲定要送她上火车。我说父亲要送，就让他送吧，我只担心白马湖弄不到血清。大概是猩红热的流行年吧，至诚后来也染上了，兄弟俩就住一间病房，他的病情轻，到六月底一同出院。医生交代不许到处乱跑，因为全身还要脱一层皮，带着病原的皮屑在空气中飘浮，谁吸入了就可能得病。总之会考我是赶不上了，看来只好暂且休养以待来年。
接着就来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又无理挑衅，北平又告急。国民党当局依然“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老百姓唱着歌耳提面命：“向前走，别后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决不能接受。锦绣河山，一寸也不能失守。”七月底边，北平、天津相继失守，还不见中央当局有什么实际行动。父亲酒也不喝了，只是等听广播，等看报纸，听着了看着了又只是摇头。有一天他填了首《鹧鸪天》：
不定阴晴落叶飞，小红花自媚疏篱。颇惊宿鸟依枝久，亦讶行云出岫迟。吟止酒，写新词，寻消问息费然疑。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父亲这首词的头一句，说的是那些政府官员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今天硬一点儿，明天软一点儿，好像飘忽不定的落叶，这个我懂。第二句说的是绕在疏篱上的茑萝开得正盛，他也没心思欣赏，以及词的后半段，我也都懂。只是第三、第四两句的“宿鸟”和“行云”，我猜不透指的什么。读者诸君可能也猜不透。我卖个关子：请各位自己去检阅《叶圣陶集》第六卷中的《抗战周年随笔》吧。在这篇随笔中，我父亲谈到他在过去的一年中作的、足以表现他的心情的两首诗和三首词。
比起日本军国主义来，猩红热算不得一回事。“九一八”，日本陆军在东北得了手；“一·二八”，海军陆战队就进攻上海；这一回“七七”事变，陆军又在平津得了手，看来上海是逃不过一场战祸了。满子的大嫂和二哥已先后痊愈，她只怕京沪线一断就见不着我了，跟她父亲母亲说，想再到苏州住几天。两位老人家理会女儿的心情，虽然不太愿意，然而竟同意了。那些天火车已经很挤，车票是托开明的跑街去买的。夏先生傍晚回家，从口袋里摸出车票，郑重其事地交到满子手里，对满子说：“票是买到了，我看是会打起来的。”满子对她父亲的这一句话，以及当时的神态，都印象极深；第二天到了青石弄，先对我说了一遍，又跟我父亲母亲复述了一遍。她说这一回至多住一个星期，得赶回上海逃难。父亲问她：“箱子整理好了？房子有眉目了？”满子说：“刘叔琴师母来说可以分两间给我们家，在法租界霞飞坊。箱子嚜，父亲说身外之物，由它去。”
那几天，只听得相门外才修得的苏嘉路日夜军车不断。苏州城里也开始逃难了，少数逃往上海租界，多数逃往僻远乡镇。就在“八一三”那天中午，我去观前看看情形，正好报馆里冲出一群人来，高喊“号外，号外”，沿路分发，原来上海已在拂晓开火，中国军队冲到了北四川路。我接过一张号外就往家里跑，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来到，一家老小兴奋得不知怎样才好，嫌号外上只有一条新闻，短短的才四五百字。下午五点来钟，五架日本小飞机来到葑门外运河对岸上空，像练习似的一架接一架俯冲投弹。第四架也许被步枪击中，坠毁了。吃过晚饭天才断黑，日本轰炸机报复来了，似乎只有两架，在城圈上低空掠过，声震屋瓦，扔下了几颗炸弹，留下了几个弹坑，从效果看是恫吓性的。苏州人本来胆小，当夜就掀起了逃难浪潮，听说把几座水城门都堵住了。可不，第二天各条河里，竟见不着一条船。
上海到苏州的火车是不通了，邮政却一直没有断，上海的报纸还天天看到，只比平时晚了半天，来往的信件也如此。报纸上天天有鼓舞人心的消息，我军不但坚守阵地，还时时出击，深入敌后，牺牲是空前的。父亲当时填了支《长亭怨慢》歌颂前线的将士艰苦卓绝，非同寻常；歌颂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用鲜血来保卫中华领土，维护正义的尊严。填完之后，他又在标题《颂抗战将士》后头添上了“言不尽怀”四个字，埋怨这阕九十七字的长调，没能让他痛快淋漓地把话说完。父亲又写信给上海福州路开明发行所，问候各位先生可好，住在苏州河北的，一一列上姓名，还加了一句，满子特别牵挂她的父亲母亲。先收到的是伯祥先生、调孚先生的信。他们首先报告梧州路齐辉堂已全部烧掉。直到八月十日，政府才通知各大出版业的经理去南京开会，说战争已不可避免，叫各家回去立刻搬迁。雪村先生连夜赶回上海，开明雇了两辆塌车，循环作业，抢运了一小部分过苏州河，剩下的达十分之八。美成马上拆机器，哪里来得及呢？炮声一响，梧州路一带就成了一片火海。所幸各家老小还都安好，夏先生、伯祥先生、均正先生等几家都住在霞飞坊。大家都很兴奋，每天在门市部楼上碰碰头。开明怎么办，还谈不出个眉目来，看来别家也如此。过了两天，夏先生也来信了，又说只要能抗战，自家的这点儿东西牺牲了算得个什么，竟连花瓶也没带一个出来，买了点花只好插在个破茶壶里。又对满子说，路是通的，别着急回家，省得两头都牵挂。说不定又是个“一·二八”，打了三个月就不打了。他申明不是又跟大家唱反调，实在受骗受怕了。
路是通的。九月初，救国会的吴大琨先生护送一批难民回苏州，三日夜晚，特地来看望我父亲，说是离上海时愈之先生再三嘱咐的。他先说愈之先生在上海编书编报写文章，已经忙得不亦乐乎，救国会的工作，他是个主心骨。父亲问他救国会如今在做些什么。他说什么都干，从教唱救亡歌曲起。他忙的是难民工作，把闸北逃进租界的难民收容起来，安排他们的吃住，分批护送他们回各自的家乡；有时也带队去慰问伤兵。他滔滔不绝地几乎讲了两个小时，都是他自己的亲见亲闻，对我们一家人来说，件件都是新鲜事。父亲当夜就把他讲的填成两首《卜算子》，一首《伤兵》，一首《难民》。第二天祖母问我苏州有没有救国会，她身边有十二块银圆，想捐给救国会去慰问伤兵。原来吴大琨先生是一口苏州话，祖母全听明白了。我没留意过这回事，说让我上街去找找看。祖母就从枕头底下取出用手巾包着的银圆交给了我。我在观前一带找了几条街，没找到救国会，走过公园里的市立图书馆门口，倒看见贴着张纸条，写着“慰问抗日将士募捐处”。推进门去，有个穿长衫的中年人坐在问讯处的桌子后边。我问：“募捐处在哪里？”他说：“这里就是。你捐多少？”一边打开抽屉，取出一本收条一个印章。我想，看来只好我尽我心了，把手巾包里的十二块银圆叠在了桌子上。我说：“收条的上款写‘叶老太太’。”他在收条和存根上都照我说的写上了，都还写明了“银圆壹拾贰枚”，在收条上盖了章，撕下来递给我。回家来，我把收条连手巾交给了祖母，让祖母好好收着。
父亲在“八一三”前写的那首《鹧鸪天》，结尾两句是“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这前一句固然没问题。可是后一句，抗战已经一个多月了，“赳赳桓桓，似潮奔赴”前线的将士一批又一批；上海的朋友们都担负起加倍的工作，更坚强地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自省这样空耽在青石弄里，对得起谁呢？他跟我母亲商量了好几天，决定走水路从运河到杭州，把一家老小暂时安顿在绍兴，铮子内姑母的好朋友施姑太太家里，顺便把满子送回白马湖，好让父亲一个人先去上海归队。这时候，父亲更深地感到离开了朋友，他什么也做不成。收拾好铺盖，雇定了一艘官船，九月廿一清晨，一家人扶老携幼，离开了没住满两年的新居。父亲说他没打算回来，看来连祖母也没想到要回来。有消息说上海我军已退守二线。当晚舟泊平望，父亲上岸去找报纸，镇上灯火全无，说是发了防空警报，昨天才挨过炸。舟人把船移泊镇外。水面上一轮明月，这一夜是中秋节后第二天。
两支大橹摇了三天半，才到达杭州拱宸桥。一家人乘黄包车到西湖边上的一家旅馆住下。因为常发警报，旅馆倒不挤。施姑太太正好在杭州，母亲找到她，请她介绍了一位可靠的熟人，姓嵇名阿四，把满子和我们家兄妹三个护送到白马湖。十月一日清早过钱塘江，在西兴乘上小火轮，直到半夜以后才抵达曹娥。找了个野村小店胡乱躺到天明，乘渡船过曹娥江到百官，雇了条小船，划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白马湖平屋门口。满子的大嫂见了我们，连忙杀鸡煮饭，当然主要是接待我这位娇客初次上门，也为了让一路护送我们的阿四，吃了饭好早点儿回杭州复命。我只知道父亲一到杭州，就跟上海开明的几位先生联系上了，说可以先在杭州出版《中学生》。在上海的编辑人员就逐渐向杭州迁移，如果一切顺利，就把编辑部、发行部全部搬来。
白马湖四周青山，水清见底。夏先生的平屋背山面湖，几间瓦房，一个小院，总体设计和局部布置没一处不叫人感到落位。难怪他去苏州看了我们家的新居，会对我说：“侬老人家的房子会造得尬笨。”至诚找到了夏先生收藏的五四前后出版的小说散文，就一头扎进了宝库。至美常跟着满子去找邻居的姐妹们闲聊，也学着帮她大嫂做些厨房里的活儿。满子的大侄子跟至诚一般大，他讲了不少只有乡间的孩子知道的事儿给我听；还教我趴在石驳岸边钓虾，看那躲在石缝里的老雄虾，钳住了穿着蚯蚓的小鱼钩往嘴里塞的傻劲。真是桃花源里的日子。满子的双亲在上海放心了。我的母亲给我们来了两封信，看来也放心了。可是事情总得起变化。在白马湖住了二十来天，母亲给我来了封快信，从绍兴直乐泗发出的。说她和祖母暂时住在施姑太太家，父亲把她们送到了直乐泗就回杭州了。叫我带着至美、至诚，也去直乐泗；她已跟嵇阿四说好，某日上午到白马湖来接。看来母亲已经心烦意乱，信上没说别的，尤其是没提到满子。我跟满子说：“我先去看看，把事情安排妥帖了就来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