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定年龄阶段的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开明是头一家。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大出版业都是综合性的，什么书都出，由着年龄不同的读者来挑。开明可办不到，没有这么大的本钱。开明是在朋友的支持下办起来的。这群朋友对教育都有点儿兴趣和主张，大多在中学教过多年，或者还在大学任教，都比较熟悉青年学生目前的处境和要求。开明扬长避短，定下了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方针，又把夏丏尊先生请了出来担任总编辑。两年来，这一方针已初见成效。《开明活页文选》大受中学语文教员的欢迎。林语堂先生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推倒了商务《英文模范读本》数十年的垄断，开明出版中学教本初战就登陆成功，正向纵深阵地发展。综合性的《开明青年丛书》，文学创作和译文，都能报出若干种青年们喜欢读的好书来。夏先生于是说：《中学生》杂志不能再拖了，蚀本也要出，最好赶在明年一月放寒假之前创刊。我直到后来自己当了杂志编辑，才逐渐明白过来，夏先生为什么把《中学生》看得如此之重。他要用《中学生》宣传开明的出版方针，表明开明的工作态度；团结作者，联系读者；积攒和征集书稿，推销开明的出版物。当时我父亲还是商务的职员，谈论开明的事，总在提篮桥人安里雪村先生家喝酒的时候。夏先生把家留在白马湖，一个人借住雪村先生家的前楼，一日三餐由章师母照料。
一天晚上，父亲从未厌居走下楼来，拿着篇稿子叫我马上看一遍。干吗这么急呢？打开一看，原来父亲新写了篇童话，题目是《古代英雄的石像》。八百字的大稿纸才四五页，钢笔字抄得清清楚楚，不多一会儿我就看完了。父亲问我：“看懂了吗？”我说：“有什么不好懂的。说石头被雕刻成石像，站在高高的台基上，看走过的人都向它鞠躬，自以为了不起，把砌成台基的小石块不放在眼里，还讽刺人。小石块们和它讲理，争吵了好几回。最后小石块说，石像你站在高头，没有意思；我们小石块垫在你下面，也没有意思。结果石像和台基一同倒了下来，砸成了一大堆碎石，分不清石像还是石块了。城里的人把碎石铺成了一条平坦的大路，走在上面都觉得很舒服。碎石在人们的脚底下说，我们的生活，如今才真正有了意思。”父亲听了我七差八落的略述，微笑着说了声“好”，拿着稿子就匆匆上楼去了。这个“好”字是夺口而出的，不是称赞我的声调。原来《古代英雄的石像》是为《中学生》创刊而写的：一个小学将要毕业的孩子能大致看懂，让中学生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中学生》创刊，父亲还写了一篇《作自己要作的题目》，一看就知道是反对命题作文，鼓励中学生学会运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接下去又写了两篇，《“通”与“不通”》和《“好”与“不好”》，连载在《中学生》第二期、第三期上。
《中学生》杂志在抗战前不称作“月刊”，因为七月、八月休刊，一年只出十期。中国邮政自开办以来，书籍报刊的邮资特别低，可是邮局不代理发行业务。拿《中学生》来说吧，读者得直接向开明书店订阅；每一期出版后，由开明裹上牛皮纸卷成卷，贴上印有收件人地址姓名的字条，送到邮局去一总付了邮费；邮局盖上“国内邮资已付”的印章，就往外寄递了。销数不太大的报刊，还得贴上邮票才能付邮。《中学生》的订户多数是住校的学生，免得在假期中因更改投寄地址出现差错，每年一月的第一期是倍大号，好让住校生在寒假里带回家去慢慢看；二月到五月，恢复原定篇幅；六月的又是倍大号，正好陪伴学生在家里度过长长的暑假——七、八两个月；九月，新的学年开始，《中学生》的厚薄又跟原定的一个样了，直到十二月，又是四期。刊物跟随学生一同放假，这才叫《中学生》。
社长夏丏尊先生发表在创刊号的卷头言，用苏格拉底的名言“你须知道自己”作题。他说：“就大体说，教育的等级是和财产的等级一致的，财产有富者、中产者与贫困者三个等差，教育有高等、中等、初等三个阶段。……教育的阶段宛如几面筛子，依了财产的筛孔，把青年大略筛成三等。……诸君是中学生，贫困者已于小学毕业时被第一道筛子从诸君的队里筛出了。诸君中混杂着富者与中产者的子弟，但富者究竟不多，诸君中十分之九以上都从中产家庭出来的吧。”——文章写在七十年前，说的当然是七十年前的事，到如今情况已大大改变，早对不上号了。我摘引了这三段话，只想请读者诸君看看，夏先生是怎样用巧妙的比喻，引导当时的中学生认识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的。
夏先生跟中学生读者说，中产家庭大多正在没落。说他自己做过二十几年的中学教师，在社会上还算是支撑中流的人物，可是对于自己的儿女，却无力令其受完全的中学教育。能在学校里当一名中学生的诸君还算是幸运的，但前途难免碰到种种的障碍：不能入大学，不能入高中，或者初中亦不能读到毕业。夏先生说，一般人以为在学校毕了业就可以得到一种资格，就可以靠文凭吃饭，是错误的，是承袭了封建思想的恶根性。他希望中学生读者觉悟到为培养实力而求学。当前的学校除了到期分发文凭外，能否给学生以全面的实力，他感到怀疑，希望跟读者一同探讨。他鼓励中学生读者，利用自己的青春去做将来应付新时代的预备，做一个立得住站得稳的人。——夏先生有许多话要跟中学生读者说，聊家常似的写了四千五百来字才结笔。我作的略述自知很不像样，连要点也没摘全。
让读者知道自己，其实同时让编者知道读者。《中学生》杂志一期一期往下编，按的就是夏先生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这篇卷头言所说的路数；所发表的文篇，既保持着各位作者自己的风格，又都体现了夏先生那样的，跟中学生读者平等相对的态度。沈雁冰先生在《中学生》创刊号发表了《关于高尔基》，无疑是很合适的。他还在日本，是我父亲写信去约的稿。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沈先生回国，他在回忆录中说那一天，“我回到上海，为了避人耳目，暂住法租界某路杨贤江家里。当天，我到景云里去看母亲、德沚和孩子们”。这样说来，沈师母和我父亲都没去码头迎接。他将要回来，是不会不知道的，想来没弄清确切的轮船班次。一家人将近两年不见面了，自有许多话要说。直到晚饭过后，沈先生、沈师母才一同来到隔壁，感谢我父亲母亲对老太太和孩子的照顾。沈先生的回忆录接下去说：“圣陶又陪我们到后弄堂去拜访了鲁迅。”鲁迅先生在同一天的日记末了一句是“夜，圣陶、沈余及其夫人来”，正好对上。但是有点儿小问题，沈先生把地点记错了，不是景云里的“后弄堂”，而是内山书店三楼。《鲁迅全集》所作的这一年三月十九的日记注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大同盟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故避居内山书店楼上内山完造家。四月十九日返寓。”这条注如果没有错，四月五日夜里，鲁迅先生不在景云里十七号。沈先生和内山先生从未见过面，而我父亲，也是内山书店的常客，由他陪去当然妥当得多。
过了两个多月，沈师母看定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幢房子，把家搬走了。左隔壁的周建人先生一家搬了进去，成了我们的右邻。原来在十号，他们家只占低层和一个亭子间，实在太局促。鲁迅先生自一九二七年定居上海，先就住在景云里廿三号，向二房东转租的二层楼。住了一年，搬到十八号，是向大房东租的整幢了；没住满半年，又搬到了十七号。这三处都在我们家后门那条弄堂里，门牌号数也自东向西排列，十七号好像是第二幢。鲁迅先生最先住的廿三号二层楼，后来由柔石先生住了，快到这条弄堂的尽头了。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鲁迅先生才迁出景云里，搬到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那里比较隐蔽。从鲁迅先生的日记看，效果很显著，老人家迁居以后，来访的客人极少，不相干的信件也大大减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