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七月，朱自清先生写了篇《我所见的叶圣陶》。文如其题，像录像带经过精选，辑成了我父亲和他相识十年以来一部简要的纪录，包括语言、动作、神态，以及内在的，他对我父亲的心理活动的揣摩。文章中没谈到作品。在末了一段，朱先生申明说：“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这“另一文”就是《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写作的日期好像是紧接着的，也不很长。朱先生为什么不合成一篇，定要分作两回写呢？这个问题容易回答：怀旧归怀旧，论文归论文，条理自然比较清晰。再仔细一想，我还是没理解透：前头的一篇与其说是怀旧，倒不如说是述旧。朱先生用前头所述的每一件旧事替我父亲辩护：“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铁铮铮的语言，出诸对友情的坚信不渝。
可是朱先生在清华教书已经三年半了，不是么，连我父亲有了间书房，他还不知道呢。在辩护作结语之前，得把这一头先堵住。因而朱先生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不甚了然”如何辩护呢？这倒用不着担心，登在报屁股上的流言实在太乏，说我父亲：“近来不太能喝酒了，却学会了吹笛”，“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诸如此类，跟“厌世”都不搭界。朱先生宣布了流言全部不能成立，斩钉截铁地说：“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还加上一句：“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上等纸烟，小小别墅，本来用不着理睬的。朱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热性子人，容不得那些隐姓埋名的“或人”朝他朋友身上泼脏水。这些年来，我们家的生活是比过去好一些，商务逐年加薪，我父亲又有稿费收入。一九二八年吃桂花栗子汤的时节，如今才悟到父亲母亲是为的结婚十二年纪念，带着全家老小六口去杭州做七日游，没住某庄某寺，在环湖旅社开了两间客房，也算得上豪举了。结果旅囊金尽，只得提前一日回上海。香烟还抽不上档次的联珠牌，因为我们孩子要积攒联珠牌香烟的画片，而且朋友之中，也很少抽“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美丽牌的。父亲喜欢看电影，还经常带着我，买的虽是普通票，可比一般看客奢侈。那时电影院里都有托着盘子的boy，专卖西式糖果和冷饮。每场电影演到一大半突然中断，银幕上闪过“休息五分钟”五个大字，立刻电灯通明。父亲就向boy一招手，美女牌纸杯冰激凌各人一份，每份银圆两角，那是必不可少的。
最早的有声片是用唱片配音的。一部片子，往往只在主角奏乐或唱歌的时候才有声。那时爵士音乐才为美国听众接受，于是出现了一位爵士歌王，好像叫乔治亚森，还拍了部带声的片子，叫My SunnyBoy㊣。片子不久就到了上海。父亲要跟我们孩子一同看个新鲜，特地赶到福生路百星大戏院。乔治亚森本是白人，在电影里演一位白人歌星，可是在登台演唱的时候必须化装成黑人，脸漆黑锃亮，厚厚的嘴唇，因为爵士本是黑人的群众歌曲。他有个漂亮的太太，有个活泼的儿子。太太可能是个民族主义者吧，听了他的爵士越来越厌憎，尤其是那张黑脸，结果带着儿子跟情夫跑了。银幕上出现了一辆越开越快的敞篷小轿车，孩子趴在敞篷上，向车后挥着手使劲喊，虽然没有声，可是谁都知道他在喊爸爸。他爸爸在后头拼命追敞篷汽车，声嘶力竭，摔倒在马路边上。忽然有个童声出来配音了，哭得声嘶力竭。场子里嘘声四起，忽地灯光雪亮，“休息五分钟”只好提前，原来哭的是我妹妹。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父亲窘极了，连忙买了杯冰激凌塞在我妹妹手里。妹妹一边抽搭一边吃，眼皮子渐渐在打架了。等到电灯熄灭继续往下演，她已经睡着了。后边的大半部，她全没看到；更可惜的是没听见那位演爸爸的爵士歌王，在他日夜想念的宝贝儿子夭折之后，唱的那曲我至今声犹在耳的MySunnyBoy㊣。
至于昆曲，吹笛拍曲子，可不能小看，真喜欢上了，花销也不赀。出色的名票，唱着唱着，下海了，去京剧班子拿份子去了，还屡见不鲜。我们家喜欢昆曲的还不少。父亲在草桥就学会了吹笛，有两支曲笛。我也什么都要试试，先吹会了“小工调”，相当西乐的C调，《苏武牧羊》这样的长曲子也会吹了；昆曲，只会了《思凡》的引子：“昔日有个目连僧，……”才五句。母亲当年正帮开明校点《六十种曲》，六十部昆曲剧本，不标明工尺。商务正好出了部工楷誊录的影印本《集成曲谱》，父亲买了一部回来。母亲的二姑母铮子公公退休了，常带着吴阿姨在我们家住，母女俩也喜欢昆曲。公公还买了部扫叶山房的小字石印本《缀白裘》给我。人们都说昆曲词句难懂，看了才知道并不尽然。如《单刀会》，关公上场来唱的一段：“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这小舟一叶。才离了九重龙凤阙，早来探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大丈夫心烈，觑着那单刀会，赛春社。”当时我只一个“觑”字不认得，“赛春社”三个字都认得，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父亲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广告，说昆曲名生俞振飞新灌的唱片《长生殿·小宴》已上市，跟我母亲商量说：“去买台唱机吧，就可以在家里听俞振飞了。”母亲说：“好，要买就买一台贵点儿的。听昆曲就听个咬字清楚，唱机蹩脚，唱片再好也没有用。”父亲母亲就带我一同去先施公司，上了三楼到唱机部，我抢先说：“买一台最贵的唱机！”站柜台的伙计脸上笑开了花，带我们去看四方形立柜式的一台，说芯子是德国进口的，外壳用的是菲律宾柚木，声音呒没话头，可以试试。他摇着手柄上了发条，就试俞振飞的那张新片子，开头笑着唤杨贵妃一句：“吓，啊哟哟哟，妃子！”接着唱“不劳恁……”真个金声玉振，好像人就藏在柜子里似的。父亲说：“就是它吧。多少钱？”我一听说一百八，心不由得一跳。父亲又叫他把所有的昆曲唱片各挑一张包上，一共不到二十张，又是三十好几。父亲付了款，在送货单上填上了地址。母亲还吩咐一句：“不要碰坏了漆。”原来唱机已经是我们家的了。我们回到家里不久，唱机就送到了，送货的小心地帮我父亲搬进屋里。我把祖母扶了出来，把铮子公公和吴阿姨都请下楼来，全家人一起听俞振飞唱“不劳恁……”，亏得没让那些“或人”听见，报屁股上没见出现这段“鲜为人知”的流言。
我母亲在这些年里学会了做菜。菜谁不会做呢，连我都会炒个鸡蛋。祖母做的我小时候喜欢吃的菜，都是在抗战中失传的。我说母亲学做的是菜馆里的全席：四冷盘四热炒四大菜，加上甜咸点心各一道，最后一品锅压阵；有两道还别出心裁，如红烧鲨鱼唇，奶油烩油菜心。会做了菜总得露一手，父亲说就请新认识的胡也频、丁玲两位吧，别个一位也不请，免得张扬。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位客人按时到了。丁阿姨穿的湖色连衣裙，那时候是有点儿显眼，露着胳膊和小腿，更显得胖了。两个站在一起，胡叔叔瘦了些，他穿的细条子灰色西装。两位给我们孩子带来了礼物，两件很讲究的玩具，这又是西式规矩。母亲打过招呼，下厨房掌勺去了。陪客人用餐的，就我父亲跟我和至美两个。菜显然太多，客人没用多少，都称赞做得好。父亲听了自然高兴。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六下午，相别二十余年的丁玲阿姨突然来探望我父亲，恳谈了半日。我父亲填了支《六幺令》，近末尾的“景云投辖”，就指的是这一回邀宴。接下去以“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作结。可见父亲隔了半个世纪，仍相信丁阿姨一定不会忘记当年在景云里见过的两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