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这句话是建议，给作者提个醒而已。一个文艺刊物的主编，怎么能随便发号召呢？既然是建议，提出的人如果自己能动动笔，也该身体力行，不能光催促别个，坐等收成。九月六日，我父亲写了一首新诗《忆》，刊在《一般》上。诗分作九段，头三段写迎接“我们的”北伐军的欣喜：“经年的相思头一回见，掩着眼泪儿出神地看。”接着三段写北伐军的军纪和军旗，可是奇怪，对群众的深情慰问，他们冷冰冰地不做反应。最后三段说到当时刊登在日报上的蒋介石的照片：“一匹白马驮着个小胡子，他清秀地向观众露着笑脸。……人间的奇迹分明现在眼前。”才过了半年，面对着一桩桩残酷的杀戮，那小胡子还在回头微笑呢。当时大约为了要蒙混过关，这首《忆》，我父亲写得很晦涩，还说了些反话。为了便利读者，我揣摩父亲那时的心情，做了些翻译，大概不至于译错吧。
十月四日，我父亲写了短篇《夜》，刊在《小说月报》十月号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篇小说才被编进语文课本。于是有教员写信来问我父亲：两位青年烈士姓甚名谁，学生们都想知道。父亲回信总是说：当年有一对夫妇被捕了，男的姓陈，女的姓梁，后来又听说被枪毙了。他受到触发，写了这篇《夜》。跟大多数小说一个样，人物和情节也是虚构的。老师教学生读小说，主要让他们理会作者的文字，揣摩小说中各个人物在当时的心理活动；尤其在语文课上，应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学会看小说的技能，进一步学会观察社会现象的本领。作者在小说中没有提到的，用不着让学生花工夫去求索。我父亲这样回答，可算得至矣尽矣。陈梁二位是雁冰先生在党内的助手，我父亲见过，他们的家庭情况，如有无老母有无儿子，却一点也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虽属虚构，却都取之于真实：“四一二”白色恐怖，多少有为青年被杀戮，多少幸福家庭遭破坏。一字不识的老太太，在极度的悲哀中，忽地理解烈士在遗书中写的对死“无所恨”，懂得了“善视大男”的意义有多深广。该引导学生们仔细体会的，主要在这些地方。
还在《夜》发表之前两个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取消青年运动，解散学生组织。刊登在报纸上的提案和决议连篇累牍，无不强词夺理，申说他们如今屠杀青年学生有理有权。归纳起来无非说：青年学生更事不多，较易激动，懂得什么国家大事，天生是最便于被人利用的工具。先前举国大半在军阀手中，国民党为了积聚革命力量，不得不利用学生运动，虽然使青年暂时牺牲学业，从政治上来考虑尚属值得。如今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国民党已经坐定天下，青年应该赶快回到课堂去埋头念书，免得使学业再受损失。如果还要组织学生会，反对校长，反对教师，实质上宣传共产主义，理应立即取缔……看看那些国民党内的元老，为了替蒋介石杜撰杀人的理论，让先前为宣传打倒军阀而牺牲的烈士都陪上了。烈士们已经牺牲，没法申辩，只得由他们去胡说。如果真个精神不死呢？烈士们知道国民党中央正为杀戮青年制造舆论，那些冠冕堂皇的党国元老，居心竟如此之龌龊，他们将会怎样想呢？怎样做呢？我父亲揣摩又揣摩，在十二月初写了篇童话形式的小说《冥世别》；《大江》月刊要去了，发表在第二年一月的创刊号上。谁想读，请记住那五个鬼雄是被军阀杀头的，枪毙的，并非牺牲于“四一二”事变之后。“一二·九”运动中，父亲给我拨正了时间，我才看懂了这篇《冥世别》。
差不多跟《冥世别》同时写成的《两法师》，这篇散文自“走上功德林楼的扶梯”起，几乎全部纪实，很像纪录片，至多在拍摄的角度和镜头的剪裁方面稍稍下了些功夫。开头的六百字是说明。“功德林”是爿素菜馆。《太平洋报》是一九一二年出版的，每期有一张石印的艺术副刊；书画当然是影印的，所有的诗文也由李叔同先生亲手誊写后影印。我父亲特别喜欢他的字，有好几个月，每天写日记也效学他的笔意。虎跑寺当时分前后两院：前院供着济公活佛，香火很盛；后院却很清静，是他出家的地方，如今好像合而为一了。丰先生在“文革”前发起造在寺旁的弘一法师纪念塔还在。西泠印社“印藏”里的印章已取了出来，陈列在某展览馆里。席上的日本居士是内山完造先生。该注的地方，就我知道的都注上了。还有个“过午不食”，过了中午十二点就不吃东西，挨过夜，明天再进食。弘一法师换上大袖僧衣，屈膝拜伏，是执弟子礼。在佛门中，他的辈分比印光法师低。
夏丏尊先生给《子恺漫画》写的那篇序，很有点特别。开头一段说：“新近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友弘一和尚聚居了好几日。和尚未出家时，曾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披鬀以后，专心念佛，见人也但劝念佛，不消说，艺术上的话是不谈起了的。可是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却深深地受了艺术的刺激。”接下去就说几日来受到的刺激，时间长达几日，行文自然比我父亲的那篇更加简洁。举了不足十条例子，夏先生说：“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甚么都有味，甚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夏先生说：“艺术的生活，原是关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色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夏先生为阐述生活的艺术见解，兜了个大圈子，才提到丰先生的《子恺漫画》，指出“其中含有两种性质：一是写古诗词名句的，一是写日常生活断片的。古诗词名句原是古人观照的结果，子恺不过再来用画表出一次，至于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部分，全是子恺自己观照的表现。前者是翻译，后者是创作了。”又说不能不羡于子恺对于生活有这样咀嚼玩味的能力。直到结尾，夏先生才交代：“子恺为和尚未出家时的弟子，我序子恺画集，恰因当前所感，并述及了和尚的近事。这是甚么不可思议的缘啊！南无阿弥陀佛！”
给《两法师》作的注，数这一条最长。我父亲正是读了夏先生这篇序中，朴质简要描述了弘一法师对待日常生活琐事的艺术态度，才“怀着似乎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去会见弘一法师的。夏先生阐述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一段，我父亲完全信服，我摘录的时候仿佛又听到两位老人家把酒叙谈。至于《子恺漫画》的成书，我父亲也参与其事，所有的画幅，都是他和振铎先生、愈之先生去子恺先生家里挑来的。夏先生把这些画幅分成翻译和创作两部分，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夏丏尊先生那时好像在白马湖平屋重译《爱的教育》，听弘一法师到上海了，赶来相会；法师去厦门了，他也回白马湖了。雪村先生说他胆小，是真的；可是他用不着躲，国民党能把他怎么样呢？《大江》创刊号上有块小补白：“夏丏尊自撰一联，贴在门上，叫‘青山绕户，白眼当门’。何其‘狂’也！”看来倒有点像真的。一则，夏先生习惯撰小对联自嘲，如弃教授之职回白马湖时，曾作“宁愿早死，莫作先生”。二则，平屋绕屋皆山，本地风光；下联说不论谁来，他都白眼相对，未免过了头。阮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康赍酒挟琴造访，籍大悦，乃对以青眼。这点儿分寸，夏先生自然会掌握的。
一九二八年新年，平屋突然热闹起来，从上海来了一群客人：章雪村、周予同、钱君匋、贺昌群四位先生，加上我父亲。丏尊先生大悦，都以青眼相对，口称“难得”。还没坐定，丏尊先生把住在隔壁的胡愈之先生请了过来。七个人又出了院子，站在大门口拍了张照片。大门开着，好像没有贴对联，或许才撕去。望了一会儿雾蒙蒙的冬日的白马湖，大嫂嫂秋云姑娘在里边喊了：“各位先生先吃起酒来。”一桌丰盛的乡村筵席已经摆得了：带血的白斩阉鸡、鸡杂豆腐羹、鲞冻肉、清炖小蹄髈、清水煮河虾、新腌的芥菜心、豆腐干丝冬笋丝小炒、新霉干菜豆瓣汤、辣茄酱、霉千张，总得凑满十碗吧。夏先生自己先喊起来，“下饭嘎多，下饭嘎多”，右手按在酒壶盖上，叫大家坐下来。等大家酒才半醺，夏先生又按住酒壶说：“大家用饭吧，酒有的是，留在晚上再吃。”三天以来顿顿如此。
上海朋友冒寒来到白马湖，主要为三件事。一是知道胡愈之先生去法国的旅费，以及生活工作学习都已经安排妥帖，在上海饯行熟人多，有点儿招摇，不如客就主便，悄悄地赶一趟白马湖。二是商量开明的前途。妇女问题丛书是搞不出什么新名堂了；翻译东欧的少数民族作品搞得很起劲，装帧也很讲究；还有五线谱的歌本，也受到好评。可是单靠这些零打碎敲的买卖，支撑不住一爿书店。老朋友们大多自学出身，又大多当过教员，知道当时学校症结之所在，一边慢慢吃起来，一边慢慢谈起来，渐渐地归结到一个中心：为什么不把开明就当作学校来办？读者群众本来以青年为最多，他们大部分失学，就是能进学校的一小部分，有谁来真个关心他们的成长呢？让他们来做开明的学生——书店的主要读者吧：让他们有自己能读得懂并能引发思考的新课本，为了排挤掉那些既无益又无聊的闲书，还得有门类众多又趣味盎然的读物供他们选择。三是应该给他们特地编一种刊物，就叫《中学生》吧。除了帮助他们联系实际学习各门课程，更得跟紧时代的步伐，给他们介绍各种新知识，跟他们讨论切身相关的新问题。大家说最理想的是请夏丏尊先生当开明的总编辑，兼《中学生》杂志社社长。夏先生似乎没有立刻答应，说到春暖以后去上海聆聆市面再说。
五位上海客人任务完成了，过曹娥江，雇了条乌篷船顺便游了兰亭和大禹陵两处古迹。也许有读者会问：“你那时又未去白马湖，怎么说得跟真的似的？”我的确是姑妄言之。我非常熟悉夏家的筵席，这儿开的菜单就是冬日的。对岳父夏先生的语言举止，我知道得比较真切。而他们做什么重要决定，往往在喝酒聊天的时候，并经常有开明以外的朋友参加，如愈之先生。知道我是姑妄言之，就请各位姑妄听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