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湜华兄有一幅《甪直闲吟图》，是一九七七年，请园林建筑艺术家陈从周先生画的，题材是他和我两个的父亲同在五高的课余生活。快六十年以前的事了，从周先生虽有耳闻，并非亲历，只能用笔寄意，挥写点染，这个办法在中国画中本来是通行的，用不着太拘谨。没隔多久，湜华兄就夹了画卷，兴冲冲来到我家，求我父亲写篇“题记”。伯祥先生是一九七五年年底过世的，父亲还没有专为他写纪念文章，这不是正好吗？那些日子除了经常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多数是为“文化大革命”中过世的朋友补开的追悼会，没有别的什么要紧事，父亲就想一会儿写一会儿，颇有点儿年老话多了，条理可还清清楚楚的，一个星期写了四千几百字：从接到两位好朋友的邀请信开头，先写水乡甪直的风光和五高的校舍，接下去几乎全写当年的课余生活。教育改革一句也没提，可能是囿于图名中的“闲吟”两个字，也可能因为在谈论教育的文篇中讲得太多了，连《倪焕之》的前半部中也有不少。
“题记”中说：“值月朗风清”，“偶亦沽酒共酌”，“饮自必清谈”，这不是“把酒非谋醉”倒过来的说法吗？伯祥先生用扬州话唱《渔樵耕读》四则道情，我听过；宾若先生善唱，父亲在《好友宾若君》中描写得更为细致，我没能听到，真是可惜了的。他的逝世年份，父亲在“题记”中记错了，提早了一年；邀我母亲到五高任教的是他吴校长，并非继任的沈校长。父亲记自己刻印章的一段错漏也稍多。在草桥，父亲给同学刻颗便章是小事一桩，可已经声名在外。从日记上看，常有不相识的谁某托人相求，父亲如日后应付信函一般，来者不拒，有叩必应。用铁笔在石面上篆刻，可不像用毛笔在纸面上挥洒，用力何止千倍；有时在灯下刻了半宿，只一刀很不落位，越看越难看，不得不磨去了明晚重刻。父亲在抗战前，用的一直是比铅笔杆稍细的一把日本刻字刀，是同学吴湖帆先生送的，很锋利，从没见父亲磨过；抗战中带到乐山，毁于敌机轰炸；伴着它毁了的，有湖帆先生在草桥时送的一幅绢本的《天女散花图》。父亲伤心透了，此后印刻得极少，古稀前后给小沫、兆言都刻了一颗阳文的篆字章，笔画尚纤细匀称，用的平头刻刀，却是当时才几分钱的小学生文具。有一回我看他刻着刻着，刀口崩了，就用自己装订杂志文件的锥子来代替。当时他只要说一声，我会立刻骑上自行车，到八条西口对面的百货商店把刀子买来。
接下去一大段，父亲讲他离开了甪直五十五年，重回水乡参观的情景。对保圣寺残存宋塑罗汉的保护措施，记得特别详尽。可见在他离开的当年，学者名流们抢救呼声最高的这件工程，还八字未见一撇呢。后面还有三小段：一段概括伯祥先生跟自己一生的交情，一段单表对伯祥先生替自己做媒的感激。最后一小段记这幅《甪直闲吟图》的由来：是湜华为追念伯翁请从周先生绘的。“湜华广征题咏。余与伯翁交至深，义不容辞，乃回忆往事作此杂记。文殊拙率，莫能达友情之真，不胜愧恧矣。”这些话都是作纪念性的“题记”必须说的。最后连因为眼睛有病，不能写小字，只得请陈次园先生代抄，也坦白交代了。
在教育改革方面，他们这几年做了些什么呢？顾颉刚先生为《隔膜》写序时曾说我父亲“胸中充满了希望，常常很快活地告诉我，他们学校里的改革情形。他们学校里立农场、开商店、建戏台、设博物馆，有几课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哑然失笑；在我进小学之前，老师讲课用的还是“之乎者也”，所以父亲他们还得把“用语体文教授”，列为改革的具体措施之一。读过《倪焕之》的人都不会忘记，学校平荒坟，辟农场，在古镇上惹起轩然大波，霎时间竟成了众矢之的。也不会忘记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五四，跟附近的两个小学联名在报刊上发表宣言，表明自己跟北京的大学生行动在一起；还在学校前面的广场上，举行过救国演讲会。这样强劲的风，总该把沉睡了千余年的古镇给吹醒了吧。
前面说过，关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反映较集中的是《倪焕之》的前半部。短篇小说中也有不少，大多采取对话的形式，人物一般两个，至多三个；讨论的问题以一个居多。可以当作改革实践的记录来看，只是稍经充实和整理，使人物略具性格，对话趋于自然。主人公的对话往往适可而止，把做结论的权利让给读者，是我父亲惯用的手法。还有些篇论说文，其实跟小说差不多，只是不用人物，省了对话，由我父亲一个人把问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以及发展的条件和可能；结论还是留给读者去做的多。还有几首新诗，我以后会提到的，可不该忽略。至于全面论述小学教学改革的，我只找到一篇，一万多字，题目就是《小学教育的改造》，完篇于一九一九年他廿五岁生日后十天。到五高参加教育改革将满四年，是该做个总结了。
八十几年前的一篇总结，现在读起来是有点吃力的，因为所谈论的事，有的起了变化，有的不再存在，也有的已经换了个说法。如开头说老师的职务分三类：训导相当于思想品德教育，教授相当于各科课程教育，管理就相当于现在班主任的工作。八十几年来，语体文也在不断变化，念起来，那时的不如现代的顺溜。有的问题是根本性的，意见提得十分尖锐，如对于题目的提出：“我见到许多进过小学的儿童，觉得他们并没有从受教育上得到什么幸福。……从社会的整体来观察，也看不出从小学教育上得到了什么进步。”如分析他们的改革所以无效：“儿童不好学，或者由于他们不懂得功课的效益的缘故，于是细细地给他们讲这科有什么效益，那科有什么用处。又怕他们虽然很愿意得到这等效益，而没有途径，目的难以达到，于是学这科学那科的方法一一给他们讲个明白。这样试验了一番，哪里知道并没有好结果，他们的不好学依然如故。其实，这样的推想本身有两层谬误：第一，以为我们对于一件事物所以能达到‘好之’的地步，一定因为羡慕它的效益，贪图它的好处；却不曾想到其中还有解决疑难和应付环境等种种兴趣。第二，以为儿童的心理和习性和深谋远虑的成人是没有区别的，成人对于事物力求精研，往往有为着未来的功利目的，便以为儿童的心理和习性大约也是如此。”
上一节写到祖父带着我的照片，去茶馆向朋友显宝去了。老人家没把我抱去，我趁此掉转笔头，把父亲在甪直头四年的生活做了概括的交代。我周岁后的整十天，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父亲他们在甪直，大概七日晚，才看到上海报上刊登的消息。大家激愤异常，直怪自己把全部心力放在了这个小小的学校之内，却把国家的生死存亡全部推给了别人。只懊悔是无补于事的，得赶快商量，赶快行动起来。正在这时候，父亲接到电报：“家父病危速归墨。”父亲赶回家，祖父下半身都肿了，是肾脏病，中医西医请了好几位，都不见效，于五月廿七亡故。我到底还小，丧事是怎么办的，一点儿印象也没留下来，只记得父亲不久就又去甪直了；临走之前对我说过，他到甪直安排好了就来接我们。
原来宾若先生已跟我父亲说定，暑假后聘我母亲任五高女子部的教员，兼预备班的主任。可见当时的乡村小学，是男女分班的；预备班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还不用管什么男女之大防。五高教学改革没把取消男女分班制列为一条，恐怕不是没想到，而是暂且不去捅这个马蜂窝。草桥开办时就不收女生，连教职员工也没有女的，好像没瞅见头上还有那半边。一九三一年，我在草桥念过一个学期，还是老样子。是哪一年受了什么冲击才男女都一样的呢？修校史很值得带上一笔。我老怕年轻人没见过那些旧事物，不免岔出几句废话来。原先只想说：一九一九年暑假，我们全家带上全部动用家具，雇一条大船迁到甪直。伯祥先生把他租的那所楼房分了一半给我们，我们住楼下，他们住楼上。房主姓陈，这座楼也叫“怀仁堂”。
秋季才开学，五高就发生了那件莫大的不幸事件。我不忍复述，请读者诸君翻看《叶圣陶集》第五卷中，我父亲的《好友宾若君》吧。那篇回忆写在七年之后，又都是亲历，有的细节读者都不大知道。回忆中着重写了宾若先生的二哥致觉先生，他正是我父亲一九二六年写的中篇《英文教授》中的那位教授的原型。既然如此，小说中为什么不写上这一段呢？这问题提得未免有点儿蠢。蠢在哪儿呢？让我想一想。——写到这儿，我不知怎的走了神，又回到二十几年前陪父亲喝酒的状态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