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病品山”再度找上门来了。绝症仿佛一个绝世的情人，她一直暗恋着父亲，此前他逃没在人丛里，但她一直永不言弃地寻找。这回，父亲罹患的是中期肺癌，倒也不见他如何死命咳嗽，却时常以拳捶胸使劲地拍打着。刚查出是那种病时，还到处托人买开胸顺气丸，上海小舅爹再次用木盒子寄来，父亲吃下去却感到胸闷并不见好。曾经动了心思再赴上海治疗，还没写信就底气不足了。怎还好意思去呢，怎还好意思去麻烦他老人家呢？父亲说着坐在小竹椅上叹气。依奶奶的想法，蹭着老脸还得跑一趟上海的，但地区医院的医生认为：中晚期了，上哪都是白瞎钱。问题是家中拿不出十块钱来了，普通的药费都拿不起的。娘的眉头皱得有绳子头那样粗。娘给四个月大的海元喂着奶，一拔奶头干脆不喂了，小弟哇哇地哭。娘骂：“吵人鬼，哭吧哭死吧，反正一家人都活不了了。”
医院宣判后的父亲等于在家等死，挨一日是一日。父亲躺在床上盖上被子时像一个几岁大的小孩子，他瘦得只剩几十斤了。那天父亲突然想起他的表哥，说想见最后一面呢。那时候的福祥表叔红如日中，当红的砖匠师傅，屁股后带的徒弟有一个排。父亲也曾当过他的徒弟，时间为三个月，手艺没学成，落了把小型号的瓦刀。“嘻嘻，月发么，他也想学手艺……”我不止一次听到表叔跟他的乘龙快婿评论父亲，丁大宽也跟着笑。
丁大宽大号大灰袋，他弟弟叫小灰袋。小时候尿床不止，娘只好每晚睡觉时给裆里塞个柴灰袋，于是就有了大小灰袋的绰号。
记得那天我们家请来了过阴捉鬼的，那老头子一进门就摇手而吹：三天保险跟手转，老头子把保证说成保险。好一场捉鬼的法事，足足做了一个下午搭一个晚上，家屋里被上下村庄的人们围个里外三层，大家都来伸着头看热闹。那捉鬼的老头先是嚷我家的大门向有问题，立让买来一面圆镜挂上门头，并问我娘要了一把做生活的剪刀，包了红布挂了上去。老头子让砍来无数根桃树条，烧着纸钱满屋子抽打，直打得灰尘乱蹦。闹到夜里，老头子钻进父亲的床边上，拈三根缝衣针浸在一个放了水的饭碗里。老头子说：“老菩萨半夜要来打针的噢。连打三晚上病魔就消了噢。”
早在半下午我就被娘支走了，娘让我跟小灰袋们去窑场上玩。我借机向娘提出条件：耍一耍扑克牌。娘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拉开衣橱门再开了衣橱屉子的锁。我得了扑克牌一下子就成了孩子王。我成了孩子王心里想：巴不得父亲得点病呢。但是又想：最好父亲别死去。只要父亲不死去，家中常来捉鬼的，我便可以多多地玩扑克了。扑克牌是小舅爹给的，上海小舅爹给我们寄来旧衣裳，在一件女式羊毛褂子口袋里，娘忽然找出一副扑克牌，54张旧牌，江苏泰兴产的，有一张小王被撕坏了，用医用胶布拼贴着。我和弟弟都围上去要拿它耍。奶奶研究了搞不明白，便拿给病床上的父亲。躺着的父亲单手理着，理不开扑克牌来，就说：“小舅奶的，小舅奶耍的呢。”父亲说，上海人小舅奶爱打扑克，小舅爹常跟小舅奶吵架。吵了吵了小舅奶就回了娘家，一个星期不回家，不跟小舅爹一块儿歇。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看见蚊帐里的父亲睡得十分的香，我特地去看了看那饭碗里浸的针。我看见那三根针仍然比得齐齐地，贴在碗底上。我心想：菩萨大概还没来吧？时辰没到，还没用它像赤脚医生那样给父亲打针吧？赤脚医生王世桂经常来给父亲打针，但是后来几次王赤脚医生咬牙推着针管说，打不进去了。父亲疼得哇哇乱叫，我伸头看看，父亲干瘦得没有肉的屁股头子简直被针扎烂了。
小灰袋跟我说：“小平，你跟我一样大是吧？”我说是的，你比我大月份呢。小灰袋说：“可是小平你都要当月老了，当我哥哥的大媒了。”我问为什么。小灰袋说：“我娘说我哥结婚只好你来当媒人了。”
小灰袋说是他娘和他爹一块儿商量的。我回家把这些跟娘学说了，娘给了我一个重重的爆栗子，回身把摇篮里的小弟弟一抱抱起，抱到后门外坐在地上喂奶。可是娘没有什么奶水，弟弟小嘴儿吃劲地“裹”咬了一口，娘痛得一颤，海元哇哇地哭闹起来。二弟光着屁股跑来，咬着娘的耳朵，我听见二弟说的是：“奶奶咒小弟弟怎么不……”妹妹也过来给娘告密，说奶奶摇着弟弟给老菩萨祝说：“像上回一样的噻，小人换大人噻。”娘还没听完就乌青了脸了，眼泪水不住地淌。娘后来把父亲吃饭的碗摔碎了，骂道：“好毒的心啊，土蝮蛇心啊，小人换大人。”奶奶听见了，脸微微地变色，像门前的栀子花一样。娘冲奶奶嚷：“人的寿命天派定的，好毒的心啊，又来咒我伢死了。”父亲得口腔癌的时光里，娘生下一个小弟，没活过半月就夭了。小弟被埋进“山梢”小土冈时，娘哭得打滚不让埋，娘发喊着，我跟我儿一块去哦。娘认为小弟的夭是奶奶诅咒的结果，事实上奶奶是这么祝过：菩萨啊，小人换大人哦。
那些天里，父亲的病情似进入了稳定期，队长堂叔来看父亲，说月发好像好些了嘛。没想到吴月发老师也来看望父亲，月发老师临走看见我在跳绳，叫住我问：“成绩怎么样？高中能不能考上？”我冲月发老师点点头，又摇了摇。月发老师说：“到底怎么样啊？我怎么听说你逃课赌博呀……”没等他说完，我吓得跑得一溜烟。我生怕被娘听到，娘听到会招待我好一顿的。我躲到后门口跳着绳，听见父亲喊我，我跑来父亲床边嗓眼里还在喘息不止。父亲摇头说：“不要跳，你跳啊跑啊，那肺啊，就一张一合。”父亲艰难地做个手势，你看肺就像鸟儿的翅膀，老是一张一合，会把鸟儿累死的。久病成医，父亲经常看自己的肺癌拍片，熟悉肺部构造了。父亲说到后来，气已喘不匀了。
捎了几次信福祥表叔都没来，那天父亲生气了，指定让我跟大灰袋一起去请。我和大宽到时，正巧福祥表叔那天没有上工。福祥表叔问父亲病得怎样了。我说好像好些了，捉鬼的来捉了鬼，跟手转了，好像好些了。我极力模仿着大人的口气。福祥表叔说哦。我小声说：“表叔，我大想见你一面。”大宽马上接：“月发非要见你一面，他现在逢人都说是见最后一面。”福祥表叔笑一笑，没给我们任何答复。表妹秀华来喊我玩，表叔就说：“小平你玩去吧。”秀华拉着我玩跳缸游戏去了。我听见在我身后，表叔和大宽翁婿二人又说又笑了起来。
秀华那天穿着一条蓝碎花朵儿格子裙，不，我想想，好像是后来新世纪的流行裙裤吧。秀华拉着我，先是跳缸，我觉得这游戏的规则和我们小徐庄不一样，于是我们就挖子儿。秀华的两只小手特灵巧，白白嫩嫩，五指尖尖，她右手把五粒瓦片磨成的子儿往空一扔，在瓦片飞舞过程中，飞快地把掌心变为手背，一抖，一变，她的小手背微微张开一接，有时一下子能接住五粒。秀华的瓦片子儿，是我磨好了送她的。记得那天我穿的是一件肩头带肩章扣的深色衣裳（类似于今天的黑警服），袖子余出多长一截，被我卷了又卷。秀华说：“小平你穿上这衣裳，像电视里的蒋介石。”说完咯咯大笑。秀华的笑声像小葱炖鸡蛋。我问秀华的裙子在哪买的。秀华说：“上海小爹爹给买的呀，小爹爹给寄来的呀。”秀华的小爹爹即福祥表叔的小叔，我好一阵子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一直以为小舅爹只是我们一家的上海亲戚，没想到表叔秀华跟他比我们还亲。此后的一段时日我很怕娘和奶奶提到小舅爹。小舅爹给秀华买时新的新衣裳，给我们家的都是破旧的“处理品”。
直到我父亲死去埋到了山头上，福祥表叔始终都没来看我们一眼。再过二十年，大宽死在了老岳父福祥之前，在此之前秀华得甲亢先走的，据说秀华走时棺材里带走了许多花裙子——再接着是表婶。剩下福祥表叔在三个儿子家轮过，老伴死去不到三个月他也死了。表叔死去有七八年了，我想，直至那个时候他和我父亲才见了面。当然，所有的人都得去那个地方见面，仇人也罢，恩人也罢。
六
1979年秋天的那个早上，小草尖上没有半点露水，我拾粪归来的裤脚没被打湿。说是早上，其实应该是正常人家早饭后了，没粮的人家吃得迟，我家的早饭总是很迟。山芋稀饭煮熟了，奶奶总让多闷一会儿，说会稠些的。那时，娘黏稠的喊声一路喊着跑向了生产队队屋。娘找到堂叔打战说道：“好像走了哦，人，好像都走了哦。”堂叔连忙带领许多人往我家跑来。人们跑进我家，冲进奶奶的卧室发现，父亲已两腿伸得笔直了。自某天晚上被娘推出了房门，父亲一直跟奶奶睡一屋，但那晚偏偏奶奶也不在家，奶奶去小姑妈家了。应该说我也没能给父亲“送老”，我是在学校里被人喊回的。
卸了卧屋门，我记得父亲“停”在了奶奶的房间里，父亲“停”的门正是奶奶的房门。我有些不相信父亲是死了，父亲盖脸纸下的脸我揭开看了，黄撇撇的脸上非常平静，父亲真的就像睡着了一样。由于是平睡，他的半边脸看上去都不怎么显了，折过骨的半边脸像被医好了一样。左亲右邻不住地有人来看父亲，他们多是夫妇二人一道来，磕个头围着父亲转着看看，然后拉拉我娘的手劝着：“歇口气，歇口气啊，你再哭他也听不见了哇。”娘的哭声没有奶奶的响，娘怎样哭都哭不出奶奶那种悲切的韵味。奶奶哭得鼻涕口水一汪一汪，头向父亲的门板伸着，样子像要把睡着了的父亲拉起来。小姑妈也哭得厉害：“我小母舅啊，我的好小母舅哇。”我娘哭诉的内容则是：“鬼也，狠心的鬼也，你两脚一伸走了，丢下长的长短的短一堆，可怜靠哪个哇……”
我和妹妹二弟一会儿站在堂屋里哀哀地望着，一会儿寂寂地走向门外去。门前的地上散扔着父亲睡过的破被絮，以及稍稍发黑的床铺草，不知谁又把父亲穿过的衣裳也扔了出来，还有靴子，它们都来自上海。妹妹和二弟没有内容地哭哭啼啼，小弟则在摇篮里兀自地望着亮瓦笑。他有时候会发出哭声，大概是肚子饿了，小弟哭不过了，娘便含着满脸的泪水叫妹妹：“把伢摇一摇噻……”说完，娘的哭声忽然比奶奶的还悲切了。仿佛这时候才牵起她彻心的悲痛：“死鬼也，呃，我的死鬼呀——你看看你，我的死鬼呀，你看看你——给我丢下的，长一个短一个的，你给我丢下的，呃，这一堆儿可怜靠何人喽哇……”
鼻根如被一缸陈醋浇灌，我感到它死命的一酸，便放声哭了起来。在妹妹和弟弟伴奏般的哭声里，我的哭声瞬时成了主唱。但我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一种谶法，上海裤子斜口袋里有张压扁的“安庆火柴”皮，我总是用右手拿一根火柴去刮它，谁都看不见我在口袋里的动作，我右手捏住火柴头使劲地一刮，飞快地抽出。我在心里祷祝：我若把火柴划着了，老天爷你就让我父亲重新爬起。叭叭，一阵短促的鞭炮响，我觉得我跟老天爷的协议达成了。我总是划不着，越是划不着我心里就越觉得有希望，因为难，所以有希望。月发老师他们来看望父亲的时候，我还在玩着这个游戏。一根火柴头被刮破了，便不动声色地换上一根。月发老师来我身边盯着我：“你望望你可懂事，你爸死了你好像还要笑呢？！”月发老师转身问妹妹：“明天还去上学吧，别耽误了上课噢。”妹妹那时正上小学四年级，月发老师当她的班主任。妹妹倾下头，流着泪，嗯嗯应着，却又摇着小辫儿说：“不晓得，我不晓得。”
大概在吃中饭前，我终于划着了一根火柴，我飞快地把它拿出，一朵红红的火苗儿。父亲当然没有爬起来。我后来想，就算父亲真的坐起，大人们也是不能接受的。我跟弟弟小声地说：“父亲还会爬起来的，活过来的。”弟弟说：“胡说，那就是炸尸了。弟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名词。”
当天夜里父亲就被送上了山头，四块板棺材是从义津街上抬来的，杨树薄板绡薄得就像父亲的盖脸纸，以致他轻如鸿毛的身体进去时，竟把它撑得哩呀哩呀叫，堂叔告诉木匠说：“多捆两道绳子，别到时抬不上山。”木匠是毛眼儿的，是小姑父的侄子，小姑父未能赶回参加父亲的安葬。那座山头都叫它“山梢”，父亲的坟墓在山梢的下半部分，背倚青山，青山的后面便是红光小学；面朝绿水，绿水的后面便是小徐庄砖瓦厂。现在我每年回家做清明冬至，敬香燃纸后总要站在父亲的位置上把视线望向前方。前方除了平阔如镜的大沙塘，再就是一望无垠的田畈了。光线好的晴天，越过绿油油的梯田，能一直望见菜子湖。
父亲被送上山后，接连三个晚上我都去送火把。稻草扎的火把子足有一丈余长，即便这样长，天明去看也已烧得只剩一把青灰了。我想，火把陪伴父亲的孤眠，却在最寒冷的凌晨熄灭了，岂不是让泥土中的父亲刚刚微暖却更孤更冷了吗？埋葬了父亲的次日清早，娘请舅舅和小姑妈把小学旁边的地畦弄平整了，我挥起小条锄儿打宕，每一畦麦畦子横向打五个宕，边打边退着，我打得极其认真。我听见舅舅小声地跟娘说：“个字分明，一锄一个，一颗一颗……你看，他打得就像写字一样喽。”小姑妈也悄悄地观察着我，娘也在观察着我。大人们都在默默地看着我。
挥锄打着打着，我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父亲死了，我再也不能念书写字了。
（原载《山花》B2013年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