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坐在小学四年级的课堂上，总会听到一阵哀哀的哭声。来自窗外栽着许多小松树的“山梢”，像极了我奶奶悲伤难继的声腔。
下课后的厕所里，被吴老师逮个正着，问我：“你爸可好些了？听说在上海医得有点效果了嘛？”“好些了，我娘我奶说，好些了……”我忙不迭地拎起瞒裆裤子。不逃不行，我晓得又会被追要学费了。父亲得病快一年了，作为贫困生的我被救济有两年了，全大队没有人不知道。
放学的路上，娘在地头上冲我喊：“别在路上玩，去扒一箩柴回家。”娘在上生产队的工，在一群社员堆里挖山芋。被挖出来的山芋红艳艳的，一小堆一小堆，睡在地上，像电影里的敌军俘虏。日头西斜时，我上“山梢”搞了一筐柴驮着筢箩经过山芋地，又听见娘厉声地下任务：“把柴送回家快去捡鸡屎。”我借机放下柴筐歇一个，冲娘说：“肚子都饿痛了，我不干！”娘就骂了。娘骂我淘气的鬼，不争口气。
“你爸快不行了，你还不争口气呀！”
“诚九的儿子——你还不诚点实（十）呀！”
社员们都说娘不讲道理，小孩子肚皮饿么。你看那小平驮一筐柴，腰儿都弯作像弯弯虾了。堂婶卖卖眼，山芋堆里寻一根长山芋，捋捋土，拿到锄头口上快快地刮皮，就递给了我。我双手接了正要进嘴，娘上来就是一巴掌，山芋被打落在地了。吃，吃，一下子被生产队扣了工，可怎么好哦！我委屈得一声不作，娘就揪住了我的耳朵，试验它的弹性似的，拧了三道劲。当娘放开耳朵，我终于憋不住悲伤，往地一坐跺脚哭了起来，把一箩柴倾起一倒，草屑撒得像满天的星。娘给我头上吃了几爆栗，给我脸上赏了几巴掌，又倾头挖山芋了。边举锄挖着边数落着，老子老子无用，儿子儿子无用，老的老小的小哦，一家人都不争气，我还有什么活头喔。
父亲是第二天清早回到家的。露水打湿了卷起的裤脚，他勾着不堪一握的腰儿，肩上挑着一床被絮，竹扁担另一头挂着印画着上海高楼的包包。他手上拎着一只网兜子，兜子里脸盆杯子茶缸碗撞在门框上，哗哗一响，像哇哇一哭。进门时父亲拿毛巾捂着自己的左脸，奶奶接出门去唤了一声我儿，扶着让落下行李，忙搬上一只椅背雕刻着“丰收在望”的小竹椅。未及落屁股父亲放长声唤了一声：“老娘唉——可怜你儿活不多久了哦……”一语未完，父亲早已泪流两行。
“怎的了？我儿怎的了？上海也医不好？”奶奶的脸色白如生山芋，及至看到父亲流泪直摇头，终于嘴儿一瘪放声哭了起来。“我的儿哇——我的小儿哇——”奶奶哭得像水田淌水。娘手里的粥碗掉在了地上，并没有摔碎碗，把几只鸡吓得直叫。奶奶抱住父亲瘦削的肩头大放悲声，哭声引来了整个村庄的人们，小徐庄的人，围着看热闹的多，上前解劝的少。
我记不得我躲在哪个角落里惆怅，却一声不响挤出人丛跑向常塘。我们村庄有七口水塘，分别是常塘，斋塘，大沙塘，小遥塘等。常塘是我常跑的方向，跑过它不远就是小姑妈的庄子毛眼儿。平时也好，逢年过节也罢，父亲和娘总是鼓励我去小姑妈家，或拎上一小箩菠菜，或抱上一只小南瓜，甚至仅是一小把撕好的山芋爪。山芋爪就是芋藤与叶之间的茎秆，小姑妈拿青辣椒伴炒了，又甜又脆又香。总不会空手归来，姑妈或给我二角买墨水的钱，要么就是买作业本的一毛。姑父是“吃国家饭的”，在淮北工作，自留地什么的靠姑妈一人兴。父亲未得病前总会去帮忙的，以劳换食，姑妈总会给做上好吃的。父亲有时抢着吃，吃哽噎了，连声地打嗝不止，姑妈急得帮他捶背：“我哥么，我哥么，没人跟你抢，吃慢一点么。”
我跌跌撞撞地跑进毛眼儿，冲进姑妈家就是一阵哇天哇地大哭，我拉拽着小姑妈的衣袖说：“我爸回来了，上海医生说医不了了。”姑妈连一锅稀饭快潽了也不顾了，我在前面大步跑，姑妈在后小碎步撵，一路惶惶地念：“我哥么，可还有救么？可还有救呢？一家老小哦，从此靠何人哦！”
课堂上我又听见那哭声了，在土窗外的“山梢”上较之以前更嘹亮了。下课我问同位女同学可听到了，我未来的妻子摇摇头说哪有呀哪有呀。那天，吴老师又逮住了我问：“听说你爸回来了，上海大医院都医不了了是不是？”我点着头，又慌忙摇着，我什么也不想说。吴老师揪住我耳朵：“倒霉，你爸跟我学一个名，你爸要死，人家还以为是我呢。哎，你爸快死了，那你怎么办？今后学还上不上？”
耳朵肉如弹弓发射，我脱兔般地挣脱了，边逃着边小声地骂：“操逼佬，操逼佬，你爸才快死了！”
吴老师叫吴月发，我爸的小名也叫月发，有一阵子吴月发这名字与“操逼佬”连成一体，我爸一发狠就改了名。父亲说：“号号都得小心，号个号都得小心哦。”语文月发老师跟音乐老师搞在了一起，被高年级同学蚊帐里撞见时，他们正在说操逼操逼呢。于是就有了绰号。
二
小姑妈赶到我们家时，围观的人们自动让出一条通道，说：“小姑来了，小姑回来了。”姑妈上前一把就抓住了父亲的手，泣着问：“可怜我哥么，可还有拯手呢？可还有救星呢？”
父亲的手胳膊瘦得像一截枯枝，小姑妈不停地抖着它，我觉得那枯枝马上就会被抖断的。那天早饭全家人都不想吃，用忧愁的面孔和泪水包围着父亲，仿佛团团地围住他就不会被死神带走。接下来父亲讲述上海医病的遭遇，父亲向奶奶汇报说小舅爹一家不给好脸色看，小舅奶用上海话指桑骂槐地骂他——赤佬，安徽小赤佬。
父亲的舅舅我们唤作小舅爹，这个土生土长的安徽新四军干部以两根肋骨的代价，新中国成立后换得了上海市民身份。那十来年里我们家穿上了市民衣裳，嫌长的改短一点，短的接长一点，袖口卷一卷，裤脚放一放，改一改修一修，娘一针一线地补连，使得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正装兼顾了乡间的模样。记得父亲回家之前，娘又接到上海小舅爹写来的信，娘看信之后什么话也不说，忧愁着一张脸把一只碗扔到了地上。奶奶伸头问信上有什么消息。娘理也不理奶奶，把那只碗从地上拾起重重往锅里一撂，锅铲筷子碗哗啦一声响。奶奶问我可认得信上的字，让我念信的内容：“上海大医院每天都有上百人被送进太平间……绍传的病看来难好了……”小舅爹的字写得方方的，一点一横像步枪打出来的子弹。“绍传”即我父亲的正号。奶奶便颤颤地哭泣起来，奶奶哭：“我的儿，月发我的儿喔……”
那些年我们家时常收到来自上海的包裹，父亲和奶奶也不停地往上海邮寄着土特产。记得小舅爹给父亲寄药总用一只木盒子，毛笔写的落款是“上海市东安路东安新村××号××室”。我在四岁时父亲和奶奶就带我拜访过小舅爹家了，总记得那扇破落得红漆斑驳的单元门下，小舅爹的邻居往一只桶里倾倒吃剩下的鸡肉。奶奶几次上前要把那鸡肉捞起，小舅爹不让，奶奶便不住声地噘嘴说：“瞎掉啦！可惜了，太可惜了。”
多年以后的一九八七年，那时父亲去世已整整七年多了，那天我从一位白发老人手里接过二十元钱，我拿着钱和朋友一道离去回头把老人家看了又看。我想把老人的面容深深地铭记下来，但是我始终没有归还那二十块钱。我和朋友跑到上海找事干，一连三天找下来一无所获，我们穷得偷上海饭店的大包子，抓了不顾烫塞进嘴就跑，身后传来“小赤佬，抓小赤佬呀”的叫声。买不起回程大轮票我才想到了小舅爹。又看见那道我记忆中的斑驳木门，但我是在露天的小公园里寻着老人家的，仿佛有石凳石桌，仿佛有很多老人，小舅爹的头顶春天的葡萄藤已开出了手掌般绿叶。我向小舅爹伸着手，那些老人都怀疑我是个小骗子，小声嘟囔“安徽小赤佬”。小舅爹迟迟着，也不打算理我了，在看到我带着眼泪转身时却喊住我。舅爹步伐不稳地踱到我身边，慢声问我：“你是安徽来的？安徽哪地区哪县的？你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一五一十地答，我说我爸叫胡月发，哦，您叫他胡绍传，您写信寄药都写胡绍传收的。恍惚间觉得小舅爹身子微微一颤，抓抓白头踱着踱着走进那单元木门里去了。舅爹拿来钱问需要多少，我说两张船票二十块就够了。老人家又关心奶奶身体可否康健，问我爸哪一年去世的？说苦了我娘，不知这些年日子怎么过的……
小舅爹未及问毕，我早已泪流满面。
上海归来谁都没想到父亲能活下来，“照光”过后的右半脸焦黑焦黑的，一层一层地蜕皮，嘴巴不能全然张开，便拿两根竹筷子使劲地撬。他有时用弯柄的铁锅铲插进牙关，像撬门开锁一样让嘴巴张开，好往喉咙里填东西，食量却因此越来越大了。这时接到小舅爹转来的上海医院来信，说可以就近去当地大医院做折骨手术。地区医院做完折骨手术回家时，父亲右半边脸就瘪陷下去了，“灯盏挂”骨被拿掉了，刀疤上打着纠纠，说话吐字不明，成了“大轰腔”。我至今都搞不清父亲第一次患癌的名称，到今天有的说是喉，有的认为是口腔。娘也认为是后者。相声演员李文华曾患喉癌，愈后还说过相声的，以喉发音声音细尖，刮沙粒子般，这相声好笑段落听着也让人嗓子里发紧。父亲与李文华不同，发出的声音是圆形的，囫囵的，大舌头状，比如说父亲唤我娘“小平儿娘”，听上去是“西红儿狼”。但是随着身体的好转，发声方法的修炼，父亲说话渐渐地靠近常音了，至少我们家人能够听懂。
针还是要打的，药还要吃的，不断地去往义津街上的卫生院打针。父亲挣扎着要独自去，说“我衡的，我衡的”。娘说你不行的，便向我使着眼色，让我牵着父亲去街上。娘不是怕别的，父亲走是能走到街上，娘怕他寻短见。父亲不止一次寻过短见，其病痛得可以想象，晚上像乌龟一样往水塘里爬，在斋塘被人救过两次，另有一次是在大沙塘。父亲被庄人救回家晾在竹凉床上，地面淌得汪湿一片，大黑狗以为什么好吃的，便走上去舔。奶奶带哭赶着狗：“瞎狗，走开，走开！”窝缩在竹床上沥着水的父亲，我不敢看，我觉得父亲简直像一块碎成破片的抹桌布。我家的抹桌布多是我们的旧衣裳，多是小舅爹寄来的，城里小舅爹家穿旧了的衣裳，我们再穿旧了，补补连连再旧了，便做了抹桌布。
我牵着父亲走上了义津街，便迎来了许多瞧热闹的人，他们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指指点点地看。他们看父亲也看我，他们看着我牵着我父亲，仿佛我这个十三岁的小男孩手里牵着的是一只好耍的怪猴子。
“大轰腔，你说话，你讲点话噻！”
“你讲话噻，嘻嘻，胡月发你讲话就像电影里人。”
他们每次都这样调戏父亲。被惹急了父亲便愤着骂出一声“讲你狼的西”，父亲把你娘的×发成了“狼西”，自然又引来一阵喝了笑尿般的哄笑。我感到无地自容，众人围观不散我恨不能找条石板缝钻进去。义津街是一条老街，上街头到下街头足有两公里长的车筒子，它铺着清朝明朝的青石板子，这每一块青石板子我牵着勾缩着腰儿的父亲一步一步地量过，夏天的日头像火球一样逼照着，赤脚走在石板上感到坚冰一样的凉。在中街的大众食堂那里，父亲打完针总要在门口石阶上坐下歇歇，父亲一只手在洗得败色的短制服裤口袋里摸捏着一番，便要支开我：“小红你不去闹闹么？”父亲让我去角落尿尿。我听话的尿完回来，有时能得到一个“猫耳朵”的角。猫耳朵是义津街大众食堂的一种饺子，油炸的它五分钱一只，内装剁成糊糊状的茶干和肉馅。我知道父亲背着我买猫耳朵，便迟迟地赖着不肯去尿尿，这时父亲便会倔强地黑着脸，目不斜视地一步一步“渡”过大众食堂。但是，猫耳朵的香气却扑进了我们鼻子里，我使着劲地抽一抽送一送鼻子。由鼻入喉，继而是食道，然后是肺腑，猫耳朵的香气鼓荡进我的五脏，我感到如沐了一阵末尾的春风，牵着父亲不由脚下更有了力。
那天，在中街的一家布草店门口，我和父亲被一个端着茶杯的家伙截住了，他秃着一只葫芦一样光的光头，冲我和父亲嬉皮笑脸地笑着——
“嘻嘻，大轰腔，嘻嘻……”
追逐着我和我父亲的狗仔队丛里，他和他的那只葫芦“突”了出来。秃头嬉皮笑脸地跟我父亲说道：“你看你也不买半尺布，你那裤头子毛屌都兜不住了！”我说过，父亲的制服裤头来自上海，可能是小舅爹穿剩下的，父亲的腰瘦得只剩一小把，用娘的话说一把都掐得断。新四军舅爹粗壮的裤腰下，父亲只得拿一根布绳子勒住裤襻，逢中一纠系住，时近中午，肚子瘪饿，臀又没肉，那裤头子简直掉到了小肚子下。在秃头的提示下，狗仔队发出一阵哄笑，父亲只得伸手提提裤头子，秃头却不饶，他把茶杯交给一只手，另一只手往前一伸……腰间的那个活头被轻轻一拉，嘘的一声裤头溜下了脚踝，父亲救之不及，顿时成了一个光屁股。
“操你狼西，老子操你狼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