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老百姓的日子完全在国家的计划之中。基本生活品，全靠购粮证、购物证和号码票“管制”。
粮食，那时完全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平均20多斤粮（小孩更少，随年龄增加），城市居民大概是27斤，特殊工种31斤，最多的翻砂工之类的大概是34斤。这些，都在购粮本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购粮本每年换一次，拿上你家的户口本、旧粮本和私章，到粮店排队换取。如果上年粮本上还有节余，工作人员会把你旧粮本上剩余的粮、油数额转登到新粮本上，还可以接着买。
每人每个月的口粮，不全是细粮，还有粗粮。一般是70%的细粮，30%的粗粮。细粮主要是大米和白面，粗粮主要是玉米和豆类。当然，这个比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只有粗粮会增加。经常看见粮店门前贴出通知：“接上级指示，本月居民……”于是居民很快奔走相告：“这个月米又少了……”
那时油水少，一个成人每月二十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尤其是家里孩子多的，又是“吃长饭”的时候，即使细粮、粗粮一起吃，也还是紧张。
刚开始我们家几个孩子都还小，吃细粮基本上就够了，到了十来岁“吃长饭”的时候，光吃细粮就不够了，还没到月底，细粮就没了，也就和许多人家一样，要搭着粗粮一起吃了。
到粮店买来玉米沙、玉米面，玉米沙和大米一起煮饭，叫作“苞谷饭”，刚开始觉得还好吃，吃上几天就感觉不行，因为油水少，“苞谷饭”更刮油，饿得更快。玉米面就用来熬棒子粥、蒸窝头。粮食就这么多，难吃也要吃。家里大人就经常说，已经不错了，新中国成立前还没吃的呢！
为了能让这点有限的粮食发挥最大的作用，老百姓是想尽了办法。那时候，国营粮店里卖的大多是隔年的陈米，极少有新米。但陈米大多是普通的米，比较“涨饭”，要是粮店某个月一直只有“晚米”卖，居民就有些犯愁了。“晚米”，其实就是稉稻米，外观有点类似糯米，短短胖胖，油性较大，客观地讲，米的质量比普通大米好，但就是不出饭，贵阳话叫“不涨饭”，煮多少米，出多少饭，不像一般大米，煮半锅米，可以出大半锅饭。所以即使“晚米”口感好，老百姓还是不欢迎，大家都是先以吃饱为标准。
哪天你看见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人手上都提着米口袋，那肯定是“涨饭”的米来了，赶紧回家取购粮本来排队吧，把一个月的细粮全买完。
食用油也是定量供应。凭购粮本，每人每月一斤。一般是菜籽油，有时是花生油。“文革”中物资最紧张的时期，也有每人每月半斤的时候。到了年景好或者“十一”、春节等节日时，也会给每个居民增加个几两半斤的。
在那个时候，猪肉都限量供应，这每人每月一斤油，肯定是不够的。现在常说“那时油水少”，除了少肉，就是少油。为了使这点油能熬到下个月，老百姓炒菜时只能尽量少放油。那时，我就见到好几个同学家里，炒菜时不是用油瓶往锅里倒油，而是在灶边放一个油罐，里面放一根筷子，上面系着几根小布条，炒菜时锅热了，用筷子上的布条沾上些油，往锅的四周一抹，就炒菜了。
小时候我炒菜的时候多，油放多些，母亲就会说：“你少倒点油，下个月不过了？”好在那时候父母的工资还算高的，可以托人到乡下赶场时向农民买一些菜籽油弥补。否则，也只能用小布条刷锅炒菜了。
二
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副食品、日用品，主要是靠“购物证”和肉票、布票。反正是“票”的世界，没有票、证，你再有钱也没用，况且那时人们普遍也没钱。
购物证也是每户一本。上面几个人，写得一清二楚。每一页买什么，都规定得很明确。什么香烟、肥皂、牙膏、粉条、豆制品、白酒等。每个月每人能买多少，都有标准，想少买可以，想多买不行。买了什么、买了多少，商店会在特定的栏目上给你戳个章，表明这个月的什么东西已经买过了。
所以，那个时候，丢钱可以，购物证不能丢，补办麻烦不说，可能你家一两个月是买不了东西了。
到后来，购物证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码票。每人每年一至两张，从1号到100号。每年底，街道居委会就发通知，带上户口本和私章，有几口人发几张。
烟酒店或者副食品商店、肉店等会贴出通知：几号票是买香烟的，几号票是买酒的，几号票是买肥皂牙膏的，几号票是买灯泡的，肉票是几号到几号，等等。到时候你家要买什么，除了带上钱，还要带上相应的号码票。
除了凭票买，也要根据临时的通知来。比如8号票是买肉的，一般一张票是一斤肉，但临到那个月，可能是半斤，也可能是一斤半。
有票，不一定有东西。上半个月还有存货的，你要是下半月再买，商场里可能就没货了，而你的这个票到下个月就作废了。
号码票规定可以买的物品，是按照百姓们的普遍需要定的，但有些东西，有的家庭并不需要。比如香烟、白酒等。这样，家里没人抽烟、喝酒的，就把这个月的烟票、酒票送给亲朋好友、隔壁邻居什么的，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人情了。也有的就把这些票偷偷卖给票贩子，票贩子再加价卖给需要的人。
那时，就连酱油都要票，一张票一斤或半斤。小杂货店也卖酱油，但一般都掺了水，老百姓都不愿去这种商店买。贵阳市当时的国营酱菜厂“味莼园”有专门的门市部，不会掺假，所以每到月初或月底，“味莼园”门市部前就会排起上百人的长队，每个人手上都是一到两个塑料桶，要把全家的酱油买完。打酱油，成为那时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次性买完但一时吃不完，怕酱油生花，就往酱油筒里放很多生大蒜。
也不是月月都能保证有酱油卖，有时几个月都可能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最困难的时候，姥姥家就从北京邮寄几包“固体酱油”到贵阳来。那时我是第一次看见酱油还能“固体”——每盒像书那么大，里面是塑料袋包装着的一个酱块。用的时候，切一块下来，兑上适量的水搅匀，就成液体的酱油了。
三
所有的棉制品，都要票——布票。
大到被单，小到背心，都必须用布票买。每人每年发一张，贵阳大概是每人一丈多吧，反正差不多够做一身衣裤吧。票面大的是丈，然后是尺，最小的面额是寸。
如果家里今年要换被里了，那肯定有谁今年就做不成新衣服了，所以家里孩子多的，布票肯定不够用。于是，许多家庭只能把这点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除开大人的需要，一般先给老大做衣裤，第二年再给老二、老三穿。再不行，就把裤脚的边放出来，碎布头重新加个裤边，再接着穿。那时一件衣服、一条裤子穿几年，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要是穿了件新衣服，马上就能看出来，不像现在，你天天换新衣服也没人注意。
我们家那时除了父母，五个兄弟姐妹，布票肯定不够用。好在那时河北老家不时地寄一些自己纺织的老白布，可以用来做被里。这种自己纺织的老白布，看似很粗，布幅也小，但质量很好，越洗越白，越用越软，做被里盖起来很舒服，家里的被里基本上都用这种老家的粗布。这样，布票就不那么紧张了，每年至少可以给我们每人多做几件衣裤。
因为布票紧张，那时候年轻人结婚，犯愁的一件事，就是需要买布做新被子的被里。所以，有人结婚，送几张布票，是一份厚礼了。
四
那个年代，最让人恼火的是吃肉。
很长一段时期，城市居民都是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凭票供应。物资紧张的时候，通知一贴：“本月一张票半斤”，你也只得认了。当然，也有增加的时候，比如国庆节、春节。
每人每月一斤肉，肯定不够呀，尤其是在那个时代，人缺的就是油水。家里人口少的，买肉就更犯难。一次买一斤，好像奢侈了些，那时又没冰箱；想买少点吧，肉票只有一斤的，还没找补。家里人口多的要好办些，一次买一斤，一个月可以买好几次。但不管怎么用，都是不够吃的。
于是，就想各种办法，使这点肉票能多出些荤。
一个是买猪头。买一个猪头，三四张肉票就行。买回家来，先把两边腮帮子的肥肉割下来，起码也有两三斤肉。然后是猪耳朵、猪舌头，一煮一卤，是很解馋的肉菜了。剩下的部分，用斧头从中间一砍劈成两半，用大锅一煮，八成熟后取出来，可以取不少猪头肉，骨头还可以继续熬一大锅肉骨汤。
二是买猪杂。什么肚子、猪肝、大肠、猪心、猪蹄子等，也是一张票可以买好几斤。猪的肺不要票，也有人买了回去用水管对着肺气管使劲冲，把血污冲干净，切成片炖了吃，那时我们都吃过，弄点辣椒面、酱油、小葱做个蘸水，味道也还不错，挺下饭的，好歹也是肉啊！
三是买肥肉。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们专挑瘦肉买，还要净瘦肉。那时人们都争着抢着买肥肉，越肥越好。为了“争肥弃瘦”，买肉的和卖肉的经常吵架。刀在售货员手里，他割哪块就是哪块，你要是嫌瘦了想要块肥的，售货员把已割的肉往案板上一扔：“要不要？不要是吧？下一位！”你只好忍气赶紧拿了肉走人。那时候，食肉店里肉案前的售货员可算个人物了，谁要是有个这样的朋友，很了不起，就像现在认识了一个高官。
话说回来，肥肉买回来，先把膘切下来，切成小块熬猪油，余下的油渣还可以炒菜用。猪皮洗刮干净，切了炖锅萝卜，其他的瘦肉还可以炒菜。要是你买的肉很瘦，没油水不说，还要倒贴油来炒。
这几种办法虽然可以多些荤腥油水，但不是谁都能买到的。一来猪头、猪杂和肥肉少，二来食肉店里没熟人，轻易买不到。
五
平常买肉吃肉就很难，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每年春节前的排队买肉，简直成了人们最深的“时代记忆”。
那些年，一般春节前，都会给每个居民增加半斤到一斤的猪肉，但必须在春节前购买，过期作废。
那时候，老百姓都没有冰箱，不能早早地就把肉买了，一来是怕坏掉，二来怕留不到春节就给吃掉了，所以，全城的老百姓就只好扎堆在春节前的几天买。要保证买到肉、还要买到好一些的肉，就得提前到食肉店去排队。
提前到什么时候？凌晨一两点钟，甚至是头一天的晚上十点钟——也就是说要排整整一个晚上。
春节前的几天，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在寒冬腊月的夜晚，在大街上待一晚上，难熬的程度可想而知——就是为了买几斤肉。
各家各户都有人到肉店门前排队。上半夜，一般是家里的女人、孩子，到了下半夜，轮到每家的男人和小伙子。
站一晚上是不可能的，排队的人们都穿上最厚的棉大衣，带上个小板凳，一个挨着一个坐着排。
寒夜难熬，人们会找来破纸箱、木板、木块，弄几块砖头一围，生一堆火，围坐在一起。排的人多了，会生好几堆火。
为了保证队伍的秩序，有热心人会为大家“发号”。找来纸张，撕成小条，写上序号，按先来后到发给每人。这样，你中途去上个厕所，或者家里下半夜换人，也不会弄乱了秩序。
有时一晚上会由不同的人发好几次号。排队者中有人以为拿了号就没事了，回家去打个盹，却不知再回来时，已经换了几次号，手上的号已经没人认了。
就为这个排队、发号、换号，经常吵架、打架，有时弄得头破血流。到后来，大家都有经验了，第一次发号就盖上某人的私章，谁要是再想发第二次号，从第一次的尾号开始重新发，另外找人负责，这样，就好了许多。
为了买这点猪肉，那时的人们可是费尽了体力、心力。肉光人散之后，肉店前只剩一堆堆的砖头和灰烬，这也是那个时代城市里的一道风景。
六
那时候，肉店里还有一种东西，既不要票，又很便宜，那就是猪骨头。
我在第一次吃猪骨头之前，对此一无所知。那时候，肉店卖肉，除了猪排，所有的骨头都要剔下来，老百姓好不容易有点肉吃，你要是还把猪骨头搭进去，肯定会被人骂的。有时售货员砍肉时不注意，有点软骨在肉里，买肉的会和你吵半天，非剔出来不可。
剔下来的骨头，好的比如猪的腿骨（也叫“筒子骨”“棒子骨”），差些的就是猪的前胛骨、其他小杂骨。所有这些猪骨头，不要肉票，才三分钱一斤。
但是，这些猪骨头一般百姓是根本买不到的，基本上都被肉店的职工分着买走了，还有的是留给“关系户”的。当时我们对这些都不知情，直到后来我的大姐参加工作才知道的。
大姐1968年作为“老三届”高中生，下到湘、黔交界的一个县里的农村插队当知青，三年后才被抽调回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食品公司下属的一个较大的肉店，担任出纳工作。因为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热情，又有文化，所以很受店里的老职工们欢迎。老职工们时常会把当班时留下的猪骨头，分一些给新来的同事。
一天，大姐下班回家，提了一包东西回来，我们以为是买了肉什么的，兴冲冲打开来，看到一堆猪骨头。大家都很吃惊，这骨头有什么好吃的？尽管骨头上也还带着一些肉和皮。
大姐说，店里的师傅说了，拿砂锅炖了吃。
于是，赶紧到附近的土产门市部，买了一个大号的砂锅，把骨头洗干净，放进砂锅炖了起来。
几个小时后，捞一根筒子骨起来，看上面连着的一小块肉和皮已经很软烂了，就觉得已经炖好了。整锅汤也没什么油水，骨头上也没多少肉和筋，大家都觉得很失望。但好歹是肉汤吧，总比煮素白菜好得多啊。
炖过的大大小小的骨头，一根没扔，全让我留存着，因为猪骨头可以卖给废品收购站，那时，我正在攒着每一分钱，准备买鸽子来养。吃过几次炖骨头汤以后，墙角已经堆了不少骨头。
一天，隔壁院子的一个小伙伴来玩，看见这堆骨头后十分惊讶，说：“你家炖骨头怎么不敲开呢？太浪费了！”
我很不明白，这么硬的骨头，怎么敲得开？敲开和不敲开又有什么区别呢，不都还是骨头吗？
伙伴见我一脸的困惑，找出我家菜刀，抓起一根筒子骨，说：“看着！”然后用骨头的中间部分朝菜刀背上猛拍两下，骨头“咔”的一声断成了两载，只见骨头里面流出了一些又油又白的骨髓！
伙伴说：“看见没有，油水全部在里面！笨得很咧！”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人家都说是好东西，我们却觉得没什么吃头！
第二天，大姐上班把我们家“清炖骨头”的事情说给店里的师傅们听，把大家笑坏了。师傅们说：“小李，真没想到你们家从来没炖过骨头，不知道要打断来炖。”然后告诉我大姐，不但要打开来炖，还要滴几滴醋在砂锅里，油水出得净，又还出钙，汤又香。
再一次炖筒子骨，满屋飘香。揭开锅盖，只见厚厚的一层骨油漂在上面，足足有半厘米！
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油水，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骨头汤！我们几个男孩子，直接就舀起来泡饭，真香！那种味觉的记忆，至今仍是那么的清晰。
也许是那时真是油水太少，我们几个孩子用这么油的骨头汤泡饭吃，竟然没有拉肚子。
邻居王妈妈见状，急忙招呼：“娃娃们，不能这么吃！要炖些萝卜白菜才好！”
筒子骨炖萝卜，真好吃。浸饱了油水的大白萝卜，加上自身的甜味，那种感觉，比多年以后我们吃龙虾鲍鱼要香很多倍！
骨头汤炖萝卜，至今仍然是百姓家中的一道美味大菜。
在那个年代，我们能够经常吃上骨头汤，也算是一种“特权”吧。对我们家五个正值长身体年龄的孩子来说，确实大有帮助。时至今日，我们都很感谢大姐和她们店里的那些师傅们。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超市、菜场里猪肉随便挑，随便买。筒子骨（棒子骨）十元以上一根。
七
买菜，是城市里百姓人家最平常的一件事。然而，在那个时候，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大事。
那时，整个城市的蔬菜供应，如同其他物资一样，十分匮乏。
一是数量少。那时的国营菜场，基本上就是个蔬菜临时堆放点。平时空空荡荡，一旦来了什么菜，顾客一拥而上，顷刻间菜就没了。
二是品种少。那时候没什么反季蔬菜、大棚蔬菜。什么季节长什么菜，菜场就只有几样菜，基本上就是白菜、萝卜、南瓜、莴芛、冬瓜、西红柿之类的。没到那个季节，就没有那个季节的菜；过了那个季节，也没那个季节的菜。
那时，不允许菜农进城卖菜。农民自留地里种点菜，想拿到城里来卖很困难。即使是挑进城了，一来数量很有限，二来还要躲躲藏藏，对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根本无济于事。
城里菜市场附近只有一些卖小葱、生姜、大蒜的小摊子。
家庭主妇、不上学的孩子，每天就挎着菜篮子四处寻找，看到哪里的菜场来菜了，就赶紧跑去排队。那时买菜还不限量，所以碰见有菜卖，都想多买些。大白菜、萝卜什么的，一买就是十几斤。除了自己吃，尽量给邻居也带一些。
菜毕竟有限，谁都担心买不到，于是到后来就没人排队了。谁挤得凶，谁就能买到菜。我们那时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小也有小的好处，可以从大人的胳膊下面往里钻，买到菜后又拼命往外拱，常常是一身菜叶子一身汗。
那时不上学很正常，我们这帮学生娃娃整天提着菜篮子在街上逛，希望看到绿色。要是忽然看见有人手中有菜，马上就跑上前打听在什么地方买的，再远也会奔向那个地方。只要看见菜场有人排队，就先排上，排到了有什么菜就买什么菜。有段时间，就连从前农村只用来喂猪的牛皮菜，都成了居民饭桌上的主要蔬菜。
后来为了挤进菜场方便，买菜时都不带菜篮子，因为那个东西带着不好挤。当时时兴一种塑料线编织成的网兜，又轻便，又不占地方，挤到柜台前把网兜一拉开，买了菜抓住网兜就往外拉，效果很好。
为了解决买菜难、吃菜难的问题，那时老百姓想了许多的办法。
一个是做干菜、做酱。比如豇豆上市了，就尽量多买，回来洗干净用开水焯一下，捞出来用棉线一根一根穿起来，慢慢晾干，做成干豇豆，要吃的时候再用温水一泡。再比如西红柿，根本不能放，几天就软了，坏了。院子里的胡阿姨就教我们做西红柿酱：把西红柿洗干净，用开水先烫一下，剥去那层薄薄的皮，然后放在盆里挤碎成酱，再倒进炒菜锅里加点油熬熟，起锅前再多加一些盐，冷却后放到玻璃罐里，用塑料膜扎紧密封，可以存放很长时间。
再就是自己去摘野菜。春天一来，郊区山上树林里的蕨菜遍山都是，新鲜的蕨菜一直是百姓喜爱的野菜之一。我们就跟着大一些的孩子，背着个黄书包，跑到山上四处摘蕨菜。用不了半天时间，就可以装个大半书包。回来用开水一焯，再用淘米水一泡，又硬又青的蕨菜就变成紫色的、软软的了，撕成一丝一丝的，切成段用干辣椒一炒，味道很鲜美。一时吃不了的，晒成干蕨菜。还有就是折耳根，也是春天里较多的野菜。那时，还没有人工培植的，只有农村田坎地头里有。一次院子里的冯叔叔开车去拉煤，顺便就带上我去挖折耳根，到离城七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农村，在田坎旁挖了一大桶。傍晚时，回来的路上遇见大雾，还下着毛毛雨，车开到公路旁的沟里了。好在车是滑向了路的右侧，左侧可是大山沟。多亏当地的农民帮忙，才把车推上了公路，等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为了这点折耳根，差点就把小命丢了。
“文革”武斗闹得最厉害时，城里几个月没菜卖。到贵阳出差的三姨，还专门从外地给我们背来一些白菜、花菜等能存放一段时间的蔬菜。
买菜，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八
“文革”十年，是计划经济极其艰难的时期，也是我们从少年迈向青年的时期。所以，对那个时候的社会情景，记忆十分深刻。城里人的生活几乎全是在围绕着“票”“证”和“排队”打转。
除了粮、油、副食要票、要证，许多日用小商品也都要。什么火柴、蜡烛、电池、肥皂、洗衣粉、自行车、电子管收音机，没票没证都买不了。
最困难的时候，连食用盐都不能正常供应。有一年，市场上只有一种从未见过的粗盐粒卖。大小像冰糖块，白中带黄。买回来要自己加工一遍：用擂钵舂成盐沫，再放进铁锅里炒干，黑不黑、黄不黄，但好歹还是盐，还能吃。
那时经常停电，蜡烛和电池消耗就大。但商场经常没货，所以一旦有蜡烛到货，大家就排上了队，一包一包的买。电池是要票的，每月每户就两对，用完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地摊上还出现了一种叫作“电池精”的东西，用一个个医院用来装注射液干粉的小玻璃瓶装着。叫卖者把没电的废电池下面扎两个小孔，用小勺舀一点“电池精”倒进去，然后用一根连着小电珠的电线往电池两头一接，电池果然就又有电了，而且比新电池的电力还强。卖五毛钱一瓶，买者踊跃，生意十分好。但是大家后来发现，这种放了“电池精”的电池虽然一时很亮，却用不了多久，之后再放多少也不亮了，所以不久“电池精”也就没了市场，销声匿迹了。
电灯泡也要票，还时常买不到。所以那时家里灯泡要是坏了，就拧下来，拿在手中慢慢晃，直到断掉的钨丝重新搭在一起，又小心翼翼地拧回到灯头上，继续用——这已经是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常识了。
四十多年前，老百姓就是这样过着每一天的日子。再看看今天的贵阳总感到虽是同一个空间，但却是两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