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历尽艰辛终于拥有了东西两川和荆州之地。然而由于关羽的失误，荆州被东吴夺了过去，关羽也被杀害。刘备听说之后，悲愤交加，发誓要为关羽报仇，他要起兵伐吴。刘备的这一决定是建立在冷静的心态之上吗？不是。此时，他完全被自己悲伤和愤怒的心态所控制。赵云劝刘备说：“现在的国贼是曹操，并不是孙权。曹操虽然死了，但曹丕却篡汉自立为帝，神人共怒。陛下你应该讨伐曹丕，而不应该讨伐东吴。倘若一旦与东吴开战，战争就不可能立刻停止，别的计划就不能实施，望陛下明察。”赵云的这番话颇有道理，确实是审时度势之言，然而，此时的刘备已彻底向心态屈服了，他已不可能明察时势了，他已不可能审时度势了。他对赵云说：“孙权杀害了我的义弟，还有其他忠良之士，这是切齿之恨，只有食其肉而灭其族，才能够消除我心中的仇恨。”赵云又劝说：“曹丕篡汉的仇恨，是大家的仇恨；兄弟之间的仇恨，是私人的仇恨。希望陛下以天下为重。”刘备答道：“我不为义弟报仇，纵然有万里江山，又有什么意思呢？”刘备已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审时度势的能力。感情用事的结果常常是彻底的失败。
一个人有七情六欲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人之为人的特征。所以，我们说：“一个做事不考虑感情的人一定是一个不成熟的人。”然而，事情是复杂多变的，感情常常左右人们的理智，使人们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做出错误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可以说：“一个被感情左右的人一定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此时的刘备就是被感情左右了的人。在心态这一点上，他根本就无法与曹操相比。殊不知，曹操一家也曾被人所杀，他也曾有过切齿之恨。
曹操平定了青州黄巾军后，声势大振，有了一块稳定的根据地，于是他派人去接自己的父亲曹嵩。曹嵩带着一家老小四十余人途经徐州时，徐州太守陶谦出于一片好心，同时也想借此交好曹操，便亲自出境迎接曹嵩一家，并连续两日大设宴席热情招待。一般来说，事情办到这种地步就比较到位了，但陶谦还嫌不够，他还要派兵五百护送。这样一来，好心却办了坏事。护送的这批人原本是黄巾余党，他们只是勉强归顺了陶谦，而陶谦并未给他们任何好处。如今他们看见曹家装载财宝的车辆无数，便起了歹心，半夜杀了曹嵩一家，抢光了所有财产跑掉了。曹操听说之后，咬牙切齿道：“陶谦放纵士兵杀死我父亲，此仇不共戴天！我要尽起大军，洗劫徐州。”
将曹操的遭遇与刘备的情况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刘备仅死了一个义弟关羽，曹操却死了一家老小四十余人，曹操的恨应该更大更强烈。然而，当曹操率军攻打徐州报仇雪恨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吕布率兵攻破了兖州，占领了濮阳。怎么办？这边大仇未报，那边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如果曹操被复仇的心态所左右，那么，他一定看不出事情的发展趋势，也察觉不出情况的危急，就如同刘备伐吴一样。但曹操毕竟是曹操，他是一个十分冷静沉着的人，也是一个非常会控制自己心态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立刻便分析出了情况的严重性，他说：“兖州失去了，这就等于让我们没有了归路，不可不早作打算。”
于是，曹操便放弃了复仇的计划，拔寨退兵，去收复兖州了。曹操的这个决定正确吗？当然正确，因为，这个决定没有受他复仇心态的任何影响，完全建立在自己冷静的心态之上。因此，曹操能够摆脱这次危机，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和势力。
与曹操截然相反，刘备伐吴的计划完全建立在复仇心态之上。这一心态使他不可能对局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认识。他没有认识到东吴经营时间已经很长，孙权善用贤人，上下团结一心，绝对不像刘璋之辈那样柔弱；与此同时，北边曹丕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向刘备的蜀汉政权发动攻击，而自己的政权才刚刚建立不久，还需要进一步稳定人心；从大局来看，三国鼎立，魏国强大，蜀吴弱小，只有连吴抗魏，才能长治久安。然而，刘备根本就顾不得这一切，只凭自己复仇的心态而制定实施了伐吴的计划。因此，其失败是注定的。
刘备败就败在没有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太意气用事了，而曹操的英明就在于能够审时度势，控制好自己的感情，做到有所让，才能在三国中始终处于上风。古人如此，今人也应该做到控制自己的感情，做事不要太冲动，做到有所让，有所不让！
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世间最难的莫过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控制好了，你的人生之路，就能一路畅通，免受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控制不好，你可能会落得个大意失荆州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