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也就是魏文帝黄初四年，刘备去世，四十三岁的诸葛亮，独自承担起治理蜀国、恢复汉室的重大使命。身为清流派的后裔，这个难以达成的政治理想，却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禅继位不久，益州的最南方郡县便不断传出少数民族领袖起兵反叛的消息。
东方的孙权，虽在刘备死后立刻派信都尉冯熙前来吊丧，与其是说想复归和好，不如视之为前来探询蜀中的情势。
南方叛乱的豪族也有不少和孙权互通声息，孙权一概接纳，还封给官号。显然在精神上给予不少支持，使成都新政权备受压力。
孙权袭取荆州后，将原驻于公安的前益州牧刘璋迁移到秭归，仍任益州牧，以随时准备代替现有的成都政权。虽然刘璋在刘备东征时病死于东吴，但在刘备兵败后，孙权又以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并进驻交州和益州交界处，以作为孙权和益州叛变少数民族领导人的联系桥梁，显示孙权对蜀汉仍抱有相当不友好的态度。
北方的曹魏政权，在刘备去世的讯息传来，便强烈显出敌对国的态度，举国欢腾庆祝，只有黄权一人闷闷不乐，面露哀戚。不过曹丕倒颇为体谅，未作任何的责问。但曹丕听说孙权又和蜀汉来往，非常不高兴。前往蜀汉吊丧的使者冯熙，再奉命到洛阳解释时，便受到曹丕当面责难，并将他扣留下来，冯熙日后死于魏国。
曹丕便下令魏国的几位名士级大臣，向诸葛亮发动政治喊话，包括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分别写信给诸葛亮，要诸葛亮审时度势，顺从天命人心，纳土归降，作为魏国的藩属。
诸葛亮对这些信函，一律不买账，只写了一篇公开的回信，陈述自己对当时政治情势的观点和立场。这篇名为“正议”的文章，相当坚定地保持抗拒曹魏、光复汉室的态度。其文大意如下：
以前项羽，就是违反政治伦理，拥有政权，因此虽占大部分华夏土地，取得了皇帝的声势，但最后仍身败名裂，可作为后世人之戒。
曹魏政权，却未审此历史事实，仍步项羽后尘，非法夺取政权，即使侥幸不报应在这一代，也必会祸及子孙的。
各位先生（指来信的魏国名士级大臣）以社会耆老，却为伪政权写信给我，有如西汉末年陈崇、张竦称颂王莽的功德，帮助王莽篡位一样，是破坏政治伦理的罪魁祸首啊！当年汉光武帝，承续汉室旧基，强化合法性政权，因此能够以数千少数军力，大破王莽四十万大军于昆阳之郊。坚持正理，讨伐邪道者不在军力之众寡。是曹操虽以擅用谋略闻名，亲率大军救张郃于阳平，仍难免丧失汉中于先帝之手。相信曹操的遽逝乃天命之惩罚也。
但子桓（指曹丕）淫逸，不知反省，继以篡位之恶行，而你们却为他讲话，替他宣扬。使唐尧、虞舜、夏禹、后稷等圣王传下来的政治伦理，均遭污蔑，安大人君子之所不该为也。
这篇政论仍完整保持诸葛亮原有的政治立场，并不因政治情势而有所动摇和改变。其实诸葛亮充分表现其强硬立场，甚至不惜对那些在学术上、社会上颇享盛名的元老重臣怒言相向，最主要是稳定蜀汉臣民的政治信心，在内外多难的情势下，能先坚定自己阵营的政治立场。
《三国演义》中有一场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的情节，其中的对话，显然是根据这篇文章加工的，史实上自然没有发生阵前相骂这件事，只是小说家的渲染罢了。
对于南中地区的叛乱，因为牵涉较多内政问题，不是光靠军力可以解决的。何况刘备伐吴失败，兵力元气大伤，势必要有一段时间来休养生息，所以未即刻加以征讨。他下令李严透过各种关系去安抚这些少数民族领袖，并派兵驻守险要，严加守备，防止叛乱向蜀中蔓延，等待较有利的时机再来加以解决。
最紧急的工作，仍是在三分鼎立的国际情势下如何对自己定位。以基本立场而言，和实力最大的曹魏是不可能和解的。以统治领域而言，蜀汉最小，如果想硬碰硬同时去对抗两个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绝对是不智的策略。“隆中策”联吴制曹的基本国策，在客观上属绝对必要。因此，当前局势，吴蜀间的急速和解，是最紧要的任务。
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地说和解就和解，自关羽失荆州、刘备东征败于猇亭以来，吴蜀间水火般的紧张关系，要解除谈何容易。
其实，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担心的便是孙权的态度。刘备驻守白帝城期间，孙权虽曾派使节通聘，寻求和解，但主要是为了缓解来自北方的曹丕压力使然。等到东吴获得小胜，却仍公开表示向魏臣服后，孙权态度的变数就更大了。诸葛亮把李严留在公安，主要在防备孙权的异动。因此当刘禅即位，朝中大事安排就绪后，诸葛亮等不到过年，便在同年十一月，以尚书邓芝为中郎将，积极主动地展开重建吴蜀联盟的外交工作。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光武帝时功臣邓禹的后裔。在刘焉时代，邓芝由荆州进入益州，寻求机会，但未蒙重用，只在郫县当了个守护粮仓的小官。
但邓芝一点也不气馁，他自己设计了一套相当合理的粮食管理办法，尽量给予当地人民便利，虽然不受到上司重视，邓芝仍自得其乐地推动着。
刘备定益州后，巡视各郡县。有次来到了郫县，看到邓芝的管理办法，相当好奇，与之深谈，“大奇之”，乃擢升为郫县县令，不久又迁升为广汉太守。每到一个地方，邓芝都能以独特风格，为政“清严而有治绩”。因此刘备称帝后，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特别将邓芝由地方调往中央，入为尚书。
要说服主见颇强的孙权，必要靠一位有胆识又有创意的使节。诸葛亮正为找适当人选而深思，一时仍下不了决心。
正在这时候，邓芝主动谨见诸葛亮，并表示道：“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应立刻派大使去东吴重申盟好。”
诸葛亮听了，点头笑道：“我也考虑很久了，但一直找不到适当人选，如今却让我找到了。”
邓芝问哪一位最适当。
诸葛亮道：“就是使君您啊！”（邓芝曾为太守，故称使君。）
显然诸葛亮已看出，邓芝对和东吴重修旧好这件事，一定早有相当深入的思考。用他来处理这个需要随机应变的复杂外交谈判，是再适当不过了。
邓芝到东吴后，孙权果然心存疑虑，并未立刻接见他。邓芝等待了很久，没有结果，乃主动上奏表向孙权表示：“臣今天来到东吴，也是为吴国而来，不单只是为蜀国的啊！”
做事一向干脆的孙权，在见到邓芝后，便立刻表示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孙权说：“我很愿和蜀国重归旧好，只是担心蜀主幼弱，国小势低，恐怕马上会被曹魏吞并，到时候连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对联蜀或联魏这个重大政策，一直都犹豫不决。”
邓芝听了，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吴、蜀西国共有四州之地（荆、扬、梁、益），大王是当世之英雄，而诸葛亮也是一时之俊杰。蜀国有重关之天险，易守难攻。吴国更有三江（吴淞、钱塘、长江）之天然屏障，攻打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此两个有利条件，唇齿相依，进可以兼并天下，退也可和曹魏鼎足三分，这不是很自然的道理吗？
“大王如果想臣服于曹魏，曹丕迟早会强迫您到洛阳，到时候安全必成顾虑。即使大王坚持不去，曹丕也会向大王要求送太子为人质，若不依从，曹丕立刻会以讨伐叛逆为由，对东吴出兵。此时，蜀国如果也趁机顺流而下，则江南之地恐不再为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了，默然不语。
的确曹丕要求太子孙登到洛阳为人质已不止一次了，这个条件不但孙权不可能答应，且东吴的群臣亦认为是奇耻大辱，即使拼了命也不可能赞同的。
思及此，孙权不禁感叹道：“君言是也。”
于是，立刻下令和曹魏断绝关系，并和蜀汉重修旧好，邓芝立刻献出良马两百匹、锦千匹，以及不少蜀中名产，总算顺利地完成使命。
第二年夏天，孙权派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答礼，临行前，孙权对张温嘱咐道：“本来是不劳你远行的，但唯恐诸葛丞相无法谅解我先前和曹丕来往的原因，所以劳烦你走这一趟，希望能顺利完成任务。”
张温答道：“诸葛亮见解深远，一定能了解大王能屈能伸的道理，臣断定他不会有什么疑虑的。”
于是张温到蜀国，大多能按照孙权旨意，“称美蜀政”“通致情好”。诸葛亮也对张温的博学善辩颇为赞许。
张温在东吴是有名学者，曾做过孙权的太子太傅，一向看不起一般武将和官僚，又见蜀汉地属偏远，大概也没有什么文化。因此除了对诸葛亮尚知尊重外，对其他成都官员们，则常显得自以为是，而有傲慢之意。
据《三国志》中记载：
秦宓字子敕，广汉郡绵竹人，少有才学，却生性淡泊，经常拒绝出任高官。刘备定益州后，敦请秦宓从事祭酒。刘备兴兵伐吴时，除了赵云外，只有秦宓敢当面劝谏，并被以扰乱军心，下狱治罪。幸诸葛亮力保，才无罪开释，诸葛亮以丞相领益州牧，因秦宓博学又正直，特选任他为益州别驾，接着又拜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
张温使蜀，应对答辩，使后主和诸葛丞相皆甚贤其才，张温乃颇有得意神色。
临别之前，诸葛亮特率成都文武百官，在长亭设宴饯行。众人都到齐了，只有被诸葛亮选拔为益州别驾的学士秦宓未到，诸葛亮立刻派人去催请，使张温感到非常奇怪。
他不禁向诸葛亮问道：“这位益州别驾是何许人呢？”
诸葛亮说：“此乃益州大学士秦宓也。”
张温对诸葛亮如此重视秦宓，颇不以为意。
张温道：“先生号称大学士，可真有实学？”
秦宓故意正色道：“蜀中五尺孩童皆有学问，何必小看我呢？”
张温便问道：“天有头乎？”
秦宓：“有之。”
张温：“在何方？”
秦宓：“在西方。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天之头在西方。”（暗喻西蜀）
张温：“天有耳乎？”
秦宓：“有，天处高有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张温：“天有足乎？”
秦宓：“‘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
张温：“天有姓乎？”
秦宓：“有！”
张温：“何姓？”
秦宓：“姓刘。”
张温：“何以知之？”
秦宓：“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
张温：“太阳不是升起于东边吗？”（暗喻东吴）
秦宓：“虽升起于东，却落降于西。”（暗喻西蜀）
张温见秦宓“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乃大敬服之。
这年邓芝第二度被派使吴，由于张温努力促成，蜀吴两国的正式关系重新确定，从此东吴和蜀汉讯息来往频繁。
但陆逊仍驻守江陵，稳定两国间之边防，孙权还特别刻了一个“转国将军”印绶，凡孙权给蜀汉后主刘禅或诸葛亮之函件，若有不妥之处，皆由陆逊斟酌修改，以印对之，然后才送出去。
不过，吴蜀联盟，只是维持三分鼎立国际均势的一种手段策略，双方并非真诚合作。因此邓芝第二次使吴时，孙权当面给他一个难题。
孙权：“如果有一天曹魏灭亡了，天下太平，吴蜀两国分治中国，你赞成吗？”
想不到邓芝坦诚地回答道：“能和平固然是好，只是自古以来，天下没有两个太阳，一国之中恐怕也难有两个君王。如果有一天真能吞并曹魏，大王未能深识天命之所归，那只有两国主各自施其德政，两国臣下各自尽忠诚。但这样下来，恐怕又有一场新的战争要开始了。”
孙权听了，却抚掌大笑表示：“对，对，说得好，你真诚实，竟能把话讲到这种地步。”
这期间，诸葛亮也曾派丁宏、阴化为使节，到建业晋见孙权，率直的孙权将这三人作比较，并认真地写信告诉诸葛亮说：“丁宏言多浮艳，修饰过多；阴化言而不尽，多有保留；和合二国之使节，惟有邓芝。”
身为使节，而能让对方君王折服，邓芝的确是位优秀的外交官。邓芝日后更成为赵云大军的副帅，在赵云去世后，由他统领这支精锐的蜀汉预备师团。
除了邓芝，在吴蜀的交往上，江夏人费祎，和南阳人陈震也有相当优异的表现。
费祎字文伟，江夏邸人。《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以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吴国，孙权见费祎年轻，常以恶作剧方式，嘲讽蜀汉，加上东吴大臣诸葛恪（诸葛瑾子）、羊衙等，学问博而善辩，常出题目想困扰费祎。
想不到年轻的费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
有一次孙权故意用上等好酒灌醉费祎，再质问以国际大事，每个问题均相当敏感。费祎趁醉表示辞退，欲他日再回答，想不到明日提出时，居然每个问题均回答得清清楚楚，一点儿也没有遗漏。
孙权颇为器重他，当面赞赏道：“先生乃为天下贤德之人，他日必为蜀汉之股肱大臣，恐怕日后不会再常到我东吴来了。”
北征中原期间，费祎为参军，仍经常奉使称旨，来往于蜀吴之间。
孙权非常欣赏费祎，特别将自己常佩戴的一把宝刀，欲赠送给费祎。
费祎称谢表示：“以臣之不才，何能受此嘉赏？宝刀原本是用来讨伐反叛、禁绝逆乱的，但愿大王能努力建立功业，和我们一起复兴汉室。臣虽暗弱，绝不会辜负大王同盟相待之意。”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襄阳记》中记载，有次费祎出使东吴，在饯别宴席上，孙权喝得颇有醉意，席间主动向费祎说及魏延和杨仪。
魏延是蜀中的首席猛将，杨仪则是诸葛亮的主要谋士，这两个人在能力上皆没话说，但由于自负，人际关系都非常不好，而且两人形同水火，不能合作。
孙权便认为这两人是“牧竖小人”，“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可见，孙权对蜀国的人物和情势，一直都是非常关心的。诚如《三国志》上所记载：“诸葛亮深为爱惜杨仪的才干及魏延的骁勇，常恨两人之不平，也不忍有所偏废。”
因此费祎颇了解诸葛亮的苦心，也深认识魏、杨两人的不和对国家所造成的伤害，经常在魏延及杨仪之间居中调停。“终诸葛亮之世，最努力去沟通杨仪和魏延间争执，让他们能发挥工作效能的，便是费祎的功劳了。”
费祎在诸葛亮死后，与蒋琬同心辅政，后来又继蒋琬出任执政，成为蜀汉的股肱大臣。
蜀汉和东吴间的友好关系，维持到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时，又出现了危机。这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以正统汉朝自居的蜀汉朝廷内部，立刻产生极大的争辩。
有人认为孙权僭越称帝，是对蜀汉正统帝位的挑战，这些老法统自然主张“交之无益，绝其盟好”了。
但实务派则主张以国家现实利益为重，失掉东吴的友谊，很可能为曹魏所乘，进而两败俱伤。
这时候，正值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已攻占了武都、阴平等军事重镇。由于必须补足粮秣，除了前锋大军外，诸葛亮将主力暂退回汉中，重行编组，等待再出发。
从蜀中送来的紧急函件，后主刘禅特别要人直接附上东吴群臣送来要求“并尊二帝”的文书，以及朝廷两派间的议论，请诸葛亮决断。
诸葛亮虽深为认同蜀汉继承大统的立场，但他也深知国际政治是最现实的，些微的实力增加，比任何漂亮的口号要有用得多，所以诸葛亮写了一封分析大局的函件，告诉后主刘禅，要巧妙地维持和东吴之间的关系，又不有违国家基本立场，他表示：
孙权有僭逆之心由来已久，但我国一直不太追究他这种叛逆心理，最主要是需要以他为犄角之援也。如今若公然和他们绝交，必会造成仇恨，我们便不得不移师和他们争战，并吞其土地，才能够再度征伐中原了。
然而，东吴贤才甚多，文武官皆能和睦为国，不是可以轻易击败的，长期抗争，必师老兵疲，反而让曹魏有机可乘，对我们有害无利。
从前孝文皇帝，以谦卑辞语，和匈奴保持和平，先帝在世时，亦尽量保持和东吴的联盟，此皆为权变的政策也。
能够考虑周到，把眼光放远，绝不是动辄喜欢义正词严滥发脾气之辈所能领悟的。
有不少臣属认为孙权利在鼎足三分之势，其实力不够，不会有什么野心，此乃似是而非之论。
孙权头脑非常清楚，他所以将自己限于江东之地，只求自保，是有其原因的。孙权之不能越长江，有如曹魏不能渡汉水，是无能也，非不为也。
如果能暂时让他们维持不动，对我们才是最有利的。
那样，我们北伐时，就没有后顾之虑，也可以牵制曹魏的大军，减轻我方的压力。因此，孙权僭越之罪，暂时不必给予追究。
现实政策绝不是可以喊口号的，也不可以凭一己之好恶行事。任何策略一定各有利弊，因此决策的原则是对未来最有利、对现实伤害最少的。
只要碰到挫折，立刻反击，一味只想击败对方，绝非好的政治家。政治家必须懂得维持均势，让一切正常发展，时机未到前，一定要忍耐。因此，不管孙权是否称帝，只要曹魏未灭，联吴制曹政策绝对有其必要。
诚如诸葛亮所说，就算孙权端坐不动，都能够牵制住曹魏一半的军力，对蜀汉的北伐有极大助益。
双方联盟期间，孙权也不敢轻易出兵攻打蜀国东方边境，可以少掉后顾之忧，对蜀汉长期的发展是大有助益的。
所以诸葛亮明白向蜀汉大臣表示，联吴政策是有助国家发展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
孙权值得去联盟，但绝不可误认孙权完全是善意的，这样便很容易落入其陷阱。所以孙权僭越之罪，不是不罚，而是时机未到，不宜公开宣露。
政策决定了，但总得要有人来负责推动，这个使节的任务不见得比邓芝和费祎轻松。诸葛亮选上了卫尉陈震，前往祝贺孙权称帝。
陈震字孝起，南阳人，刘备任荆州牧时，以陈震为人忠诚、认真又负责任，乃任命之为从事，督导各郡和工作推行。刘备入蜀期间，陈震出任参谋，诸郡县的行政协调工作，都由他负责规划。
由于其独立作业能力甚强，减轻了刘备不少烦恼。蜀中既定，便以陈震任蜀郡北部都尉，为汶山太守，后转任犍为。建兴三年，入拜尚书，不久又出任尚书令，曾奉命使吴数次，因此和孙权及东吴群臣均有交情。
但这次的任务较严肃艰巨，因此陈震出发时，诸葛亮还特别写信给他的哥哥——东吴王朝的首席元老诸葛瑾，信中表示：“陈孝起忠纯之个性，老而益笃，由他来负责东西两国和好事宜，相信他的真诚，是可让两国欢乐和合，相互尊重的。”陈震一入吴国境内，便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场，消除对方疑虑，他向东吴迎接的官员表示，此行目的在“奉聘叙好”，并希望建立彼此间更具体的盟誓关系。
他故意延迟晋见孙权的日期，目的在让孙权对盟定的细节能有更多的讨论，一次便把事情谈好，免得心中有所疑虑，影响彼此关系的发展。
果然到了武昌，孙权在诸葛瑾和接待官员多次的报告下，对陈震的来意也很清楚了，因此经由内部数度会议，决定了大致的应对方针。
陈震到了武昌，立刻向孙权献上祝贺的函件和礼物，双方“升坛歃盟”，约定灭掉曹魏后，共分天下。把东南的徐、豫、幽、青交给孙权，西北的并、凉、冀、兖归于蜀汉。司隶则以函谷关为界，均分东西。
由于事先各有准备，所以没什么争议，便通过了盟约。虽然这些归并只是一纸空文，并无实质意义，但从心理上却立刻可以加强吴蜀间联盟的稳定作用，使本来的发展很快步入轨道。
果然，当年九月，孙权彻底解除了西顾之忧，放心地迁都到建业（今南京）去了，只留下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
陈震回国后，进封为城阳亭侯，从此，诸葛亮解除了东战线上的压力，可以专心于北伐中原、光复汉室的工作。诸葛亮这一步棋，加上苦心经营，直到日后蜀汉灭亡，吴蜀间基本上都能相安无事，再也没有出现复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