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停滞、债务沉重、高额的消费补贴、不断增长的对亏损部门的补贴以及某些国家工资开支的过快增长，使得许多国家的运营与维护开支被压缩了。80年代，许多撒哈拉以南国家，有效的服务供应已经崩溃：学校缺乏必要的书籍、黑板与粉笔，公立诊所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访问农户所必需的交通工具与燃料。基础设施因运营与维护投入的不足而产生了质量滑坡，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有些国家如加纳、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开始进行标准费用研究，指导各部门将运营与维护费用恢复到一指定水平。有些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还在公路、教育卫生和农业部门推行了“营运与维护战略”。通过价格政策的改进、国有企业的商业化或私有化、合同出租等方式，加强了这些部门的运营效率并进行必要维护。有些国家如博兹瓦纳和肯尼亚建立了中期支出计划，利用它来检验待选政策的财政涵义并引导年度预算的制定。
3.强化预算过程
许多国家的预算制度在估算和应用方面存有缺陷：有些国家的预算常采取一系列经常变动的表格的形式，预算过程不透明；有些国家的预算很迟；多数借贷国的预算常忽视了计划的多年支出涵义。在执行方面问题也很多：实际支出特别是其结果经常与预算目标大不相同；实质性政府支出常发生于预算之外，这使得财政管理复杂化并削弱了制度的稳定性，结果是预算难以反映项目和计划支出的全部价值，从而阻碍了立法或评估机构的审查。一些借贷国会计制度的薄弱，使得政府会计准备迟缓，并存有许多的错误与遗漏。各部门无法控制支出，财政部门无法监督预算执行，这阻碍了审计，并破坏了财政责任。强化预算过程的措施包括：
①增强政府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能力。对于那些依靠某些产品出口的国家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出口波动往往会严重影响其财政收入。
②加强债务管理。有些国家已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建立了一系列的债务管理单位，这使他们可以较好地安排负债。
在此方面较成功的国家有拉美、欧洲、中东和北非。
③改进收入计划和征集。在拉美国家，税收管理倍受重视。通过改革税制结构、培训人员、强化机构管理、设置更为系统和透明的评估与征收程序等方式，许多国家增加了税收。
④修定预算法，弱化特定支出机制，增加预算灵活性。
⑤改革会计和审计制度。在世行的援助下，印尼和马达加斯加等国改革、修复和发展了其政府会计体系，现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审计能力的提高。
世行是通过增强各国的预算准备和分析单位来推动这些改革的，包括培训、技术援助和供应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等内容。世行的公共部门管理技术援助项目为其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就目前而言，世行并未形成有关财政改革的一般性方案。世界银行的一份资料显示，1986-1991年，共有45个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世行支持的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计划（包括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今后世行在公共支出管理方面的改革重点将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与中期开支计划相联系的政策分析与部门战略、援助的管理和增强财政管理的责任。
从各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率和政府赤字的降幅来看，财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缓和国家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报告对1980-1982到1985-1987年间38国的中央政府支出的分析：
在亚洲，随着经济的增长，整个政府支出按不变价格计算多数国家有稳定增长，政府支出占GNP的比率，升降各占一半；中东国家亦是此模式；在非洲和拉美，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支出出现减少。具体说来，马来西亚在1983-1984年的预算支出两年分别减少20.2%和34%；加蓬1987年比1985年预算总额削减一半；80年代中期的拉美国家中，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财政支出下降了20%。
除少数国家如新加坡、印尼、智利等国，第三世界各国的财政一直未能实现收支平衡，但财政赤字已明显降低。
从预算的部门分配来看，一项对1980-1981到1985-1987年间38国的分析表明：
①防务支出有所下降。但在亚洲和中东，对装备和军事设施的实际支出水平仍在上升。
②利息支付份额上升，在非洲、拉美与亚洲有显著增加，中东有适度增加。如墨西哥和巴西，偿债份额从1980-1981年的10%上升至1985-1987年的50%。
③政府一般性行政支出变化不大，但在拉美有所下降。在其中的社会部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不同。在卫生和教育支出方面，非洲和拉美等进行调整和财政削减的国家出现了下降，而在95%的亚洲和中东国家则出现了增长。
④在经济性服务方面，非洲和拉美有显著下降，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情况正好相反。
就外援性改革和自主性改革的效果看来，存在着一定的不同。
世界银行曾对接受三个以上调整贷款的13个国家、接受3个以下的12个国家和未接受调整贷款的15个国家进行了财政比较研究，发现：1982-1985年，前13国的预算赤字削减等伴随着在活期存款平衡上的下降，其赤字削减好于后15国，但在1985年后，在控制财政赤字上前13国较之后15国更为困难。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前13国经受了更大的贸易冲击，如财政赤字较为严重的几个受贷国中，科特迪瓦、马拉维、墨西哥和赞比亚是由于贸易恶化导致收入下降，而支出却难以削减；在菲律宾则来自公共部门的财政损失的不断增加。
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财政改革的经验表明：
①适当的削减是必要的，但要注意增强其合理性，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效果问题。许多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削减措施，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增加了失业和半失业率，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事实上加重了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的难度。
②墨西哥等国的税收改革的经验向我们提示，政治稳定和有力的政府是保证财政税收改革的前提条件。政府更迭频繁，造成了政治家政治责任感的下降，各政府均把大量举债和超量发行货币作为增加岁人、弥补赤字的重要手段，结果使政府财政陷于近乎破产的困境。而税收改革要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必须要有一个有说服力和意志力的权威政府才能将改革推行下去。
③有的学者指出：“选择削减支出还是增加收入，应考虑某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涵义。一种可能性是收入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总体储蓄率的减少。如普利斯效应所言，当公共部门的节约倾向低于私人部门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最近的研究表明，增长与作为GDP-部分的公共消费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可是许多亚洲国家通过增税来增强投资并因此提高了经济的储蓄与投资率。选择削减支出还是增加收入还会对贸易平衡与收入分配产生广泛影响，从政府开支中谁获利谁受损以及开支选择被供以资金的方式是政府采取改革和领导贫困与调整的社会代价的能力的关键因素。这些问题在调整计划的设计中被忽视或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二、职能改革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中，第三世界维持一个全能的、庞大的政府已经不可能。政府应当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减轻自己的负担，提高国有部门的活力，充分调动私营部门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于是引出了一个政府职能重新界定的问题。总的来说，职能改革的趋向是放松经济管制，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另外，本文还将涉及一个有关政府职能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最主要地表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即分权化问题。
私有化改革
（一）私有化改革的动因与目的到1980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有了较大的增长。原因虽各异，但都是强调以“市场缺陷”和国家干预为基础，而且目标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即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经济的独立与自由。60年代，对许多亚非国家而言，独立就意味着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独立较早的拉美国家，在三四十年代，由于同欧洲和北美的联系削弱，出现供应短缺，也加强了国家干预。六七十年代的“依附论”发展学说和进口替代战略则更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重视与扶植。70年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成倍增长的年代。1969-1979年间，摩洛哥的国有企业增长了四倍；1970-1982年间，墨西哥约2/3的国有企业被建立起来。“国有部门在各个方面的扩展是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混合经济中迅速增强的有力证明，它导致了大多数不同形式的国家拨款。”
到80年代上半期，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个别国家则高达30%-40%。这些企业成为各国政府实现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职能目标的有力工具，在确保国家的政治独立、维护社会公平、保证基本的公共物品供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较高的投资率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弊端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在80年代日益尖锐、暴露并为人们所认识。
80年代的私有化基本上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①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外贸恶化和债务危机导致政府外部财源的枯竭，这激发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危机。
对国有企业亏损的巨额补贴成为政府不堪忍受的负担。因此，财政驱动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奥立佛·波易恩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的决定要由国家财政资源限度来判断。”
②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给予了解释。
他们认为，政府不适当的干预经济和直接介入生产的行为，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无效或低效配置，禁锢了私人“企业家精神”及创造力的发挥，因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由于既不能按商业原则进行管理和经营又缺乏必要的外部竞争，因而从根本上丧失了改善管理、改革技术、提高效率的动力。虽然国有企业同私人企业一样都存在着经济效绩从最好到最差的情况，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在所有的市场和国家中，在效绩上私人企业较之国有企业要高。因而，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重视发挥私人部门在效绩方面的这种天然优势。基于此理念而产生的私有化政策受到许多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推动，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
③在很多情况下，国有企业造成了“政府失效”的问题。政府不充分的计划导致巨大、低效的投资。政治干预导致了低效率生产和经营。国企的管理者常常面临模糊的、多元的甚至相互抵触的目标。并且政府对国家经济的过度干预事实上降低了国家控制的水平。财政危机要求一个精简廉价的小政府，事无巨细地管理国有企业已成为一件力不从心之事。
另外，80年代末东欧和前苏联的私有化浪潮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推动。
私有化的目的可具体归纳为以下九点：
①通过出售国有企业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如墨西哥；②控制由国有企业引发的财政补贴与损失；③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能力；④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或获取外汇，如牙买加出售国家水泥公司的股份和电话公司向外国的发售；⑤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渐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和作用；⑥扩大全民持股的范围，如牙买加和新加坡；⑦加强政府的干预能力，由直接操纵变为间接监控；⑧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与关系，明确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如巴基斯坦；⑨提高政府管理的经济效益。
（二）私有化改革的具体内容
私有化的定义很多，争议也很多，但基本上已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私有化的形式并不仅仅局限于产权的转移，还包括放松规制、开放国家垄断以加强竞争、合同出租、公共服务的私人供应、利用公共和私人资金的共同资本项目、减少补贴、增加或引入“使用者付费”制度。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私有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企业规模和范围的合理化通过整顿和私有化的方式降低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地位，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各国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
A.冻结政府投资，或把投资转向新兴部门、基础设施和战略性经济部门。
B.清偿企业财产，予以关闭；将企业进行重新组合。
C.私有化或股份化，将企业全部或部分出售给私人。
例如，印度政府1991年宣布，除少数关系国防安全的核心部门外，政府今后将不再投资兴建新的国有企业。
2.增强市场作用，促进竞争性环境的形成主要通过贸易自由化、放开价格、废除垄断等方式，放松管制，减少微观干预，以期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国有企业的效益，减轻财政负担。较为典型的是土耳其，其私有化不是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而是允许私人竞争，但效绩不佳者将不可避免地被出售或破产，这样经过一定的时间，国家活动逐渐减少。具体措施包括：
A.减少对市场准人的限制，削弱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
B.贯彻商业化原则，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以市场为导向，平等竞争。
C.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补贴政策。
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放松规制对于私有化的重大意义，法乌特和安迪认为，私有化成功的四个条件之一是“确保放松规制伴随着私有化”。
3.改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主要目标是增加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以便能够抓住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其次是要增强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以便使政府能有效地行使其所有权。这项改革涉及下面几项内容：
A.政府的职能由对生产决定的控制，转向引导、监督功能。即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泰国“七五计划”（1992）就指出，政府只负责管理与政府主要政策相关的工作；企业内部管理，由国有企业委员会和行政工作人员负责。
B.建立企业的基本会计核算制度，并使之能为政府管理机构提供有关企业运行和财政状况的高质量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