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没错，这些长篇小说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其中有个供求规律在里边。据统计，“文革”前的十七年，我国总共出版过二百多部长篇小说，平均每年只有十三部。如果你是个喜欢阅读的人，十三部小说显然太少了；现在全国每年出版七八百到一千多部小说，倒觉得没有特别好的，问我我也会这么说。什么原因呢？当一个社会逐渐从纷乱走向稳定时，当我们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时，人们更关注的是经济，是物质。还有，现在的文化生活还能与过去相比吗？我二十多岁时，如果明天是星期天，我就会计划读一本苏联小说，或看一场电影，除此之外没别的可看呀！现在呢，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宽广，文化娱乐的形式越来越多元化，你尽可躺在沙发上，品着浓茶，嗑着瓜子，听音乐，看电视，上网浏览，诱惑简直太多了！包括我自己都受影响。浅思维，追时尚，不用自己的大脑分辨与思考，真理已被通俗化简明化了，老老实实坐在屋里看书的人自然少了。这个问题需要耐心等待，教育程度慢慢提高，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事情可能就会起变化。
老杜：这是否意味着，现在已不是阅读的时代了？
王蒙：不，这个说法不确切。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的阅读兴趣有增无减。（老杜插话：我在英法等国看到地铁中有很多人见缝插针地看书。）对呀，与网上浏览、看电视或开车兜风不同，阅读有它自身的魅力，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其他诱惑相比，思想对人的诱惑最大，而阅读便有助于人们的思考。
探索，是我写作的动力
老杜：有人说您是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所坚持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到《蝴蝶》等走向现代，走向开放；从《坚硬》的隐喻象征手法，到“季节系列”的文化哲理意味，您始终在不倦地追求探索，请问您怎样看待作家的探索精神？
王蒙：全世界好作家多得很。我有时到书店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图书现在已被挖空心思出遍了，什么花样都有：让人长学问的也有，趣味性强的也有，老古董也有，带画儿的也有。你能否在自己的书中带给读者一点儿新鲜的感受呢？如果没有，还不如干点别的，比如到厨房烧几个好菜（笑）……你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你觉得能给予读者一点儿新的经验，新的感受，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新的写作手法，如结构、修辞等。这是一种动力，没有这个动力，能干的事还多着呢！何况我已七十好几了。
如何看待80后作家
老杜：最后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80后作家？
王蒙：80后作家的小说我读过的不多，最近因介绍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我听到不少有关80后的议论，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老杜：您觉得当代文学存在这么多流派是好事吗？
王蒙：当然是好事！文学也好，其他艺术门类也好，毕竟平庸的是多数。而所谓精品，所谓大师，都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
)第三节 余秋雨：投入一个“文化气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几次青歌赛上，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综合素质考核这一环节中，他的点评严谨睿智，充满耐心而又不失幽默。表面看来，余秋雨的点评是对参赛歌手而讲的，实际上，电视机前多达数千万的观众也从中了解了古今中外一些相关知识，从而得到一种往往在课本上得不到的文化熏陶。
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余秋雨本人也常常自谦只是一名教师，也会偶有口误；同时，他更主张用愉快的心情去对待青歌赛，通过这一平台让全国观众投入一个“文化气场”。
当评委就像“大休假”心情愉快毫无压力
与余秋雨见面之前，总以为他连续多日主持青歌赛综合素质考核，又不断“挨批”，一定心力交瘁有苦难言。而眼前的余秋雨却一如既往地态度温和，举止儒雅，谈笑自若，气定神闲。问及他参加青歌赛是否压力很大时，他淡然一笑，相当肯定地说：“毫无压力！怎么会有压力？这是我两年一次的大休假！你们知道，我平时过得是非常紧张忙碌的日子，而青歌会期间，我的身体也好了，应酬也少了，不会有人请你去讲学，不会有人请你写文章或参加自己不想参加的请客吃饭，无需多动脑筋，生活很有规律，人也显得轻松愉快多了！”
青歌赛期间，余秋雨每天下午四时准时赶到中央电视台，到晚上七点三十分正式直播，共有三个多小时的“备课”时间。拿到当晚素质考核的准确题目后，余秋雨先用最快速度浏览一遍，获得一个总体印象，然后一道题一道题地细看；发现不恰当的问题，便与出题者一起讨论，作些调整。一切筹备就绪后，他匆匆用过晚餐，梳理一下妆容，便坐到评委席上进入状态了。
从余秋雨透露的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的素质考核的准备时间显然是比较仓促的，加上歌手答题的不可预见性，很多东西要靠他的学识和经验进行现场发挥了。
如何看待素质考试不在对错而在“展现”
综合素质考核，历来都是青歌赛的一大看点。因为通过歌手答题和评委点评，不仅“考”了歌手，也“考”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实现了一种隔空的参与和互动，并从中获得相关知识。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评委与歌手的问答中，常有歌手对一些浅显的常识性问题支支吾吾，如坠五里雾中。
对此，余秋雨说：“这是我们长期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大家都去死记硬背，真的知识又没有。其实文化考核的分数很少，比如我这个环节只有0.5分，影响不了一个歌手的总成绩。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所有参赛歌手其实最担心的是回答不出问题，在全国观众面前丢面子。”
余秋雨认为，如果一位歌手面对一道考题能认真判断，努力回答，即使答得不完整，不正确，他那认真聆听评委点评，理解后微笑地点头，这样的形象和表现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的素质考核不是题目本身的考试，而是他在镜头前回答问题的过程和表现，这才是素质。素质是一种展现。”
余秋雨主张对歌手要宽容：“我们也要为歌手想一想，他刚刚气喘吁吁地唱完一首歌，在聚光灯下，面对那么多评委和观众，突然拿出一道题，这道题可能离他有五百年之久，三千里之遥，他的思路和情绪要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过来，确实挺难的，谁上去都会紧张犯懵。我跟歌手对话，主要是从中观察他的感觉能力，表达能力，对生活美的捕捉能力，据此给他打分。”
青歌赛不仅赛歌更要投入“文化气场”
青歌赛，主题自然是“赛歌”，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余秋雨看来，社会上不怎么在乎唱歌的观众很多，但他们都会关注文化。据统计，每晚收看青歌赛的观众多达七八千万人，他们之中真正喜欢唱歌的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中，有人喜欢世界三大男高音，有人喜欢已成名的歌唱家，有人喜欢流行歌坛的少男少女，真正喜欢青歌赛歌手的比例不会太大；但在七八千万收看青歌赛的观众中，喜欢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想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知识，了解现代生活中应用常识的，却要成倍递增！
余秋雨说：“我为什么参加青歌赛？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我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面对电视机前的几千万观众，说一说我们中国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小片段，可以把最新的文化思考变成通俗的阐述，我觉得这才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文化人在这方面不要太自傲，觉得自己只能从事高层学术研究。这些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让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广泛的受众群，经过几次青歌赛后，都比较熟悉了，普及了，这多好啊！比大学好，比很多讲座都好！
“总之，我们的目的是让全国观众投入一个文化气场中。今天晚上你和歌手一起回忆一下贝多芬，欣赏一幅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哪怕只有一分钟，都很重要；因为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有几千万观众一起重温一下李白、杜甫、诸葛亮、曹操，重温一下莫扎特，这种感觉很好，这是一种文化渗透，点点滴滴，作用和影响不可小窥。”
坦然面对批评责难笑谈“屏蔽”“罢工”之说
作为一位文化阐述者，余秋雨利用青歌赛这个大舞台，普及文化艺术知识，将文化思考作通俗化解读，确实功不可没。但也有不少观众批评他“话太多”“有卖弄之嫌”，且“口误连连”；当他不说或少说时，又有人批评他“软罢工”。对此，余秋雨坦然面对，谈笑之中予以否认和澄清。
“说我‘软罢工’，他们太不了解余秋雨了，我二十年前连高校校长都辞了，我哪里会‘软性’，我要罢工就是硬性的……”
谈及某些点评遭到央视“屏蔽”时，余秋雨说：“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电视台对任何节目都有删减的权利，就像出版社出书，有时也会删改我的文稿一样。至于删减的原因，我认为多数情况可能出在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上。比如我曾说，阿姆斯特丹由于欺负了伦勃朗，后来又欺负了梵·高，所以我不喜欢这座城市。这只是我个人的好恶，但电视台有可能担心产生外交问题。我认为他们有这种担心也是对的。国外的电视台也是如此。”
对“退出青歌赛”的传闻，余秋雨没有正面回应，只说参不参加下届青歌赛要看两年后出不出国，会不会影响其他人生计划等；另外，一个人不能长时间总做一件事，他非常希望有更合适的人接他的班。
余秋雨特别希望大家用愉快的心情看待青歌赛，不要采取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像刺猬一样生活在社会上，并将自己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和全国人民一起高兴，这多好！”余秋雨说。
特立独行显个性不用手机爱轻松
在应邀到新浪读书“文坛开卷”栏目聊天途中，余秋雨一度“失踪”，因为他的车子半路熄火，他只能弃车“打的”前来，急煞了等在聊天室内外的编辑和网民们。之所以失去联络，是因为他从来不用手机。
早就听说余秋雨特立独行，颇有个性。例如他一再声明他不是作家，没有加入作家协会，也不承认他写的东西是“文化散文”。他鄙视批评家，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三道四，进行“社会评价”。“这才是一个轻松的时代，自由的时代，愉快的时代。”
他不订报，不用电脑，不上网，不印名片，至今没有手机，也不会开车。车由妻子驾驶，如果妻子也想轻松，就叫出租车。更令人费解的是，他竟将社会上有关他与妻子离婚的谣传视为“最快乐的事情”，每当接到朋友的求证电话，他便将电话交给妻子，听后二人乐不可支，几个月后又大笑一次……这固然是一种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资讯时代、网络时代，他怎能拒绝那些其实非常有利于他写作和做学问的技术手段呢？这，也是老杜告别他时仍未破解的谜团。
)第四节 《秦腔》幕后的贾平凹
中国人名字中取“凹”者十分罕见，故贾平凹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有些怪诞。偏偏他又是个“怪才”。外貌上平淡无奇甚至土里土气，在城里生活多年仍乡音不变习性不改，骨子里仍是个淳朴憨厚的农民；另一方面，他又出奇地“内秀”，不仅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文笔细腻质朴，思想振聋发聩且多才多艺，在书画和收藏领域均有涉猎，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三秦大地，堪为首屈一指的大才子。
巧的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时，老杜正在西安采访冯骥才首次陕西之行。贾平凹的《秦腔》获奖成为当地文坛一件盛事，各大媒体追踪报道不惜版面，领导机关也为两位文坛大家设宴，欢迎庆功“一锅烩”，一时好不热闹。
获奖后的贾平凹可谓春风得意，一件深蓝色衬衣，外套一件浅灰色休闲西装，稀疏的头发也细心打理了一下，质朴中平添了几分潇洒。
前些年里，可能因为《废都》出版后，读者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并一度遭到“封杀”的经历，使平凹心理上有些压抑，所以《秦腔》获奖后，平凹的第一反应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气好，心情也好，先是到父母遗像前焚香默告，又跑到街上吃了顿羊肉泡馍。接下来的几日里，他的手机便被一波波祝贺声浪所淹没。平凹心想，怎么也得回复一下，说声谢谢呀，于是忙不迭地一次次回复短信，连头也抬不起来了。
当平凹终于闲下时，老杜好奇地问他，您在西安生活了多年，怎么又想起创作农村题材的《秦腔》了呢？
解读《秦腔》
大红的底色上，“秦腔”两个大字顶天立地格外醒目，点缀其间的陕西民间剪纸和一方篆刻，则凸显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这便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的封面，热烈，简朴，大气，与它所“包装”的内容同样精彩同样震撼。
不擅言谈的平凹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话说：“我常回农村，从未与家乡断了联系……”自称“我是农民”的平凹，曾长期居住和生活在陕西商洛地区，他的许多小说皆以商洛为背景，如长篇小说《商州》等，却很少写到他家乡的那个镇子——棣花村。“在棣花村的十九年生活，给我的人生记忆特别深刻。虽然以后住在城市，但下乡采风、体验生活，我都会跑回老家。对故乡发生的任何事情，我自我感觉非常熟悉和了解，因为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谈到写作《秦腔》的动因，平凹说，他的老家棣花村没有矿藏，没有工业，世世代代依赖土地生存。在有限的土地极度发挥了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成本及各种税费迅速上涨，“农民像一只风中的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他们无法守住土地，却不知在何处落足”。
创作《秦腔》的过程特别艰苦。他伏案写作了一年零九个月，第一稿完成后不满意，又推翻重来，前后写了四稿五十多万字。《秦腔》终于脱稿时，他对出版社编辑说了一句话：以后可能很少再写长篇了，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积累已被淘空了。
秦腔是西北地区最古老的地方剧种，其唱腔高亢激越，表演时不是“唱”，而是“吼”出来的。贾平凹的这一“吼”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不妨说，只有诞生了秦腔的这片土地，才会诞生贾平凹，诞生长篇小说《秦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