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一所房子，里面会留下之前的住在这里的人的很多痕迹。墙上的污渍、哪白了一片肯定贴过东西。我的门上有一串用小刀刻下的号码，那可能是一个电话号，门牌，账号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扭动脖子休息的时候发现屋子里的棚顶上有星罗棋布的烟蒂碾过的黑洞——这间房举架三米，那么这个抽烟的人至少要站在凳子上，冒着烟灰掉下来迷眼睛、胳膊肌肉拉伤的危险，去拧灭手中的烟屁股……想到这个前辈，我就觉得知足，人没疯掉真好。
漫长无休的日夜，漫长无休的汉字、字符，一日乱过一日的房间，刺猬一样的烟灰缸，越看越多的刊物堆满床榻……忽然有一天，就是今天傍晚，有人敲我的房门了！
“咚咚咚。”
我尽量慢地点击暂停，靠在椅背上，确定自己没有听错，然后尽可能平静地拧转门把手，“咔、嚓”。
撩开棉门帘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然后，我看到端碗的人，是我的隔壁邻居。他拘谨地，一只手还试图去插兜（我相信他心里演习过这一幕）：“给你拿了一碗饺子。”
我立刻热情地说谢谢，然后补充一句：“你们自己包的？”
“嗯……吃吧。”
“水平不错嘛……”
“……”
“谢谢……”
我把房门的锁再次按上，端着这一小碗饺子坐在了屏幕前。这是满满的一小碗饺子，手艺稚嫩，有的捏得像片汤。我抽出一双一次性筷子（攒了一大堆），夹了一个饺子放进嘴里慢慢咀嚼：芹菜猪肉馅，淡了点，姜切得大了些，好像没吃出什么味儿，再夹一个，还是没吃出什么味，再夹一个吧我……半天没动的屏幕镜头，还停在《黄昏的清兵卫》烛火橘黄的小木屋里。吃完了饺子，我还喝光了碗底的汤，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与美好绝缘
由于工作关系，我偶尔会接触些名满四方的人。生活里的这些人的心态，我假装不在意，实际上打起了120%的精神在一旁揣测着。一个普通人像我——甚至我还常常高调地认为自己绝非俗人——都会对那些存活在一张光碟或者一本卡带或者一件大部头里的人行走活动于我们周围感到难以遏制的好奇之心。那么，究竟是什么给了这些人魅力？有人说，电视就是一个盒子，盒子里的人爬出来当然要引起一番大呼小叫。如此说来有的名字不过是铅字和声音，那大呼小叫一下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上学的时候，我还在听着《心似狂潮》上课写小说，几年后我作为编辑把羽·泉拉到一个北京东四环的汽车解体厂，在冻得人要撅倒的环境里给他们一人一件白衬衫，哆哆嗦嗦地把偶像拍成了速冻水饺。实际上，我是喜欢陈羽凡的，但是现场我跟他一句话没说，甚至他走过来告诉我他准备回家取一件衣服时，我还是不置可否地别过脸去，没有吭气儿。如果我脑袋里有个书记员，那当时脑子里的情况是这样的：OMG！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的嗓音应该调整到怎样的状态，我该说点什么，我的判断能力在何处……实际上，如果没有看过那么多他演的片子，听过那么多从他的嗓子里冒出来的好歌，兴许我的表现不会那么糟糕。
唉，这是一种本事：面对非常喜欢的人和事，往往会故意把自己装扮得毫无兴趣，而且我相信我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上学时，曾经非常喜欢一个姑娘，她的成绩是班级上最好的，长得也是最水灵的。虽然很多年后在北京火车站见过最后一面时，她的装扮实在已经不是我的审美所能接受的，但是在当年那样艰苦卓绝的读书岁月里，她确实是我心目中一枝独秀的小莉。她住校，又格外地用功，所以，每每在别人午休的时候，会独自来到教室做习题。于是，住在学校旁边的我，也会匆匆忙忙地吃上一口饭，到教室来“自习”。我由于不守纪律被老师放在了后排，从这个角度透过层层的书立看过去，她只是一个穿着校服的背影。可这也是美好的，是她不时地把垂在眼前的头发一次次别回到耳后——这让我多少次梦中魂牵。当她转过头来，四目相交的时刻我会坚定地落荒而逃。我甚至为了消除自己的尴尬假装听不到她说话，更别提我们有什么心灵的交谈了！跟美好绝缘的本事造成了我无法成功早恋。
这还是好的，面对美好出现的尴尬还远不就此。几天前，给余华打电话约个采访。余华说他马上要去美国。“那你还回来吗？！”我脱口而出。余华立刻显得不是很高兴：“我怎么就不回来了！”唉，我为自己的措辞感到遗憾，是啊，这话让任何人听都不像一句美好的祝福。可是，毛病恐怕不在我，还是在你余华！如果你不写《十八岁出门远行》，不写《在细雨中呼喊》，不写《许三观卖血记》，我至于像周杰伦一样，连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吗？
什么是真的
反正都是死。有时候我会念及死的终点站，然后对世间一切淡然。很快，又被家人讲述的“因为一毛钱，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的市井俗事叫醒。如果有人给拿着电话跟家人谈房租水电费的我造张像，应该是比弗洛伊德给英国女王画得那张鬼脸更光怪陆离。懂一点察言观色的人都会距离这张脸八丈远——我说的每个字都是事实，大学的时候我所坐的位置旁边总是会空掉几个位置，大家对我散发出来的小宇宙保持不愿染指的谦恭和鄙夷。有人说，这人……咋回事？有人干脆说，切！
鄙夷、难于忍受、君子状让人作呕，小人状又不知心机何物。不光我是这副尊荣，我朋友里也有一直面相纠结的，上学的第一天他在全班面前宣布他要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当时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此君是纯傻逼。后来经过多年的拜读和领会，才知道，人人都可能是平行宇宙的一道平行思考的轨迹。我们可以对任何人的小宇宙不感兴趣，但任何存在都带着充满自以为是的诗意和窃窃私语的趣味。大学毕业六年后，此君已经是艺术家一个，并且摇身一变成了香港人。他在把酒言欢的时候还在大肆宣传他廉价的驯化哲学。大概意思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傻逼才信。”
对此，我们有共识，于是抽掉一包烟抱着彼此的脑袋痛哭了一场。带着任何蠢货都可能流露的生不逢时的表情，这是对自己现状不满意的最好托词。然而，也并不是说现在的一切就有理由被看淡：每隔几分钟就会出现谣言和辟谣者的时代正是现在。譬如昨个冰冰又“被怀孕”，我为经纪人颤抖的手彻夜写出的打假檄文击节，当她私下问到“这么写你觉得有问题吗”，我会像个老师的模样说出个一二三，然后被反问道“你今儿一整天想起吃饭了吗”，让我恨不能扑倒在蚊帐里大哭一场。本质上，天气和蔬菜我不是不关心而是无暇去做罢了。（不是说时间被占得多满，而是“反正是死”，反正蔬菜会长出来冬天那片土地也终将成为冻土，反正今天是大雨明天也会是个晴天。）就像一开始我的历史巨牛无比能让历史老师在梦里哭出来，转而在疑惑其真实性之后一落千丈又让班主任在梦里哭出来。害死人的不仅仅是好奇心，怀疑能让人有思考的存在感，也让人频繁想到死。因为你的不笃信。不笃信的人没长站直的那根脊梁，因为你不知道天塌下来谁是第一责任人。
怀疑是一种病态存在的自我意识。失去了它，我们将一文不值。有了它，我们将痛苦万分。三宅一生在接受朱锷采访时候说：“我做的事情看上去简单，好像人人都能做，实际上巨难无比。”这话猛一看太有道理了，再一想，狗屁道理，差点上当！多少人就在这样的忽悠里迷信了大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王朔的粉丝，他说，谁也别装大师。可这……是不是又被另一种忽悠忽悠了？
洗具人生
前一阵，母亲来我家中住了一阵，说是有自己的事。实际上我渐渐发现乱七八糟的房子里的东西开始变得有序，她聪明地吸取了一次挪动我的床而惹我愤起的教训，只静悄悄地，今天给椅子换上坐垫，明天清理出两箱子杂志。一段时间后她回了老家，我坐在已经焕然一新的家里，看着一排洗烫整齐的衣服，有进错家门的感觉。
小时候的每个周末家庭扫除，洗衣机轰鸣转动的声音剧烈又混沌，房间里是蓝天加酶洗衣粉的味道。如果从外面走进来，像穿过水帘洞，那些滴水的床单让我看到了被褥糟糕的内瓤，空气中的水分足够养鱼。太糟糕了，那是我感到困扰又无从逃避的时刻。
我更爱“干洗”——上学的时候，把汗水浸沓的被子放在栏杆上暴晒上一个下午，晚睡的时候，软绵绵的太阳味道，跟女孩子抱在一起的清香味差不多，让人联想到很多个生命中美好的下午。至于把袜子晾在走廊，让风带走它主人的体味，这件事看上去猥琐又浪漫。曾有一个朋友是个中翘楚，他的洗衣机是一个封闭的铁盒子（月饼盒子大小），衣服脏了就丢进去，盖上盖子，第二天拿出来闻一闻，继续穿上。他对“洗”的理解，已经打破了水洗、风洗、沙洗的限制，超凡到了用“看不到的空间”来洗刷私物的境界。
2002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坐在一间餐厅改造的课室里看书，突然外面狂风大作，随即“哗”的一声，大雨像扫把一样甩过街道，而那时候正好耳机里面的歌词是“当一场大雪悄然落下，所有爱恨就此融化。”在那一刻，我深深体会了不同形态的水洗刷万物的力量，路上的车流行人瞬间不见，建筑瞬间颜色都深了一层，玻璃在啪啪啪地敲出节奏，整个餐厅的钢架都在发出低吼……数小时后，我踏着湿漉漉、空无一人的街道回家，黄色的路灯下毛毛细雨飘洒，空间和宇宙好像在低声地唤醒我。呼唤又像是解放，我整个人轻飘飘地，无处着力地沉浸在喜悦和陶醉之中。
蝉联世界第一宝座多年的女子超级棋手芮乃伟是我一个很尊敬的朋友，她平时除了练棋，就是写毛笔字的金刚经。她的字隽秀，带着弘一法师一样骇人的平静，蝇头小楷像是雨点和水花，恒定悠然，让观赏的人内心得到洗刷。
我有一个持续多年的梦境，一只大鹏鸟，遮盖住半个城市的天空，它微微抖动翅膀（就像翻滚的乌云），地上就起了一阵狂风，世界混沌过后，迎来干净。每念于此，我就想把看到的一切关于社会的污损和毛躁、油然而生的感慨和恼怒，平静洗去。这种打扫和修整，把似乎整个乱掉的人重新归置——简单到把一间屋子重新整理得一尘不染。坐下来，泡一壶茶，什么事情都可以云淡天高，迎刃而解。
寂静的房子
国贸桥下面走过的人们就像汩汩的乱流，如果你隔着马路，隔着玻璃窗，或者在车里安静地看着，就会觉得世间万物麻木。但是当你踏上斑马线，放下咖啡杯，把车停好钻出来，很快你就步入他们，变为其中一员。
如果你是全能的上帝，你可以把这一段镜头变缓慢下来，无限地缓慢。人们互相关注和独自若有所思、打着电话的牙齿在发光。然后瞬间加速，人们像拔掉塞子的浴缸里的水，瞬间溜走，一部分只是消失在黑夜里（但是你能想象，一部分人在通县，一部分在天通苑）。
我没有揶揄人们住在哪里的意思，我是想说他们不属于哪里，或难受或舒服地不属于哪里。
从村子跟苹果一样生长出来的男人，泥土一样的男人，如今西装革履地嫁接在了中关村，拎着戴尔电脑开着日本车卡在一个不能左转的路口望着红灯发愣。他的归属感是一株苹果树吧？还是一个久旱的夏日？一个男孩拿着自制的网子夹在一群叫闹的男孩中间去溪边捕捉昆虫？还是跟村口小红在偏瘫奶奶去世后的旧蚊帐里翻滚？
从我写字的角度望出窗外，是CBD恢弘的楼群，英文LOGO们设计的高雅通泰，空气透明度很低，灰蒙蒙的样子像极了一些相机里老迈的城市。室内明亮，键盘敲击的声音像把人托起来的海绵，一次次地被这声音托起来，刚想落下，又觉得无处可去。我看着堆了一桌子及满地的书刊杂物，恍然间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这一滩滩的破事和满屋子的物什到底属于谁。我跟座位的关系显得非常可疑，物质包围了我，椅子靠垫压着我已经开始劳损的后背，书在看我，瓶装水在要求我喝，可我……我为什么会知道出门左转第二间就是厕所？今天的一天我吃了水果，水果去了哪，它们献给世界的作用只是用来解渴。补充一个上班人员的维生素，但是更大的价值会不会是它的美貌。如果每一天给一个树上的苹果拍摄一张照片，那一定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到了秋天他们跌落进泥土顺势烂掉，忘了一整个年头它所经历的一切，却留下了更悠扬的诗意……这些事情都突然变得可疑起来。
同时可疑的还有回忆。我们有过共同的经验，一个人刚开口，他就吐出来你心里的台词。或者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曾经上演过一模一样的一幕，却不知从何忆起。
忧愁的座位
一个年轻人来到咖啡馆是为了寻找忧伤，一群年轻人来到咖啡馆是为了证明其他人一样忧伤。于是咖啡馆才有了忧伤的名头。一个年轻人多数是为了回忆而坐在窗口，他抱着一个上网本，呷一口带泡沫的咖啡，敲下上一个情人所说的话。如果他觉得孤单，可以用耳朵参与其他人的谈话，一撮人的谈话里面，常可以找到熟悉的名字：莎士比亚、本雅明、冯小刚或者凤姐。
实际上，信息的过快和爆炸，是造成我们孤独的一个症结。一些人到了三四十岁，他们看《三联生活周刊》，上网浏览一切新鲜的信息，生怕自己被时代落下。他们用一切新鲜的东西傍身：新款的手机和功能强大的电脑，新款的时装和跑车。这样并没有什么坏处。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信息好像没有儿童时代值钱了，以前的一条消息，能反复阅读和玩味上很久，比如一部叫《小兵张嘎》的电影，鬼知道我看过多少遍了。如今呢，每天打开电脑都会看到：一部强大的3D片出现，一部投资庞大的战争史诗，一部范小姐的新戏，一部群星联手打造的电视剧……浮云过眼，空空荡荡，今天的信息放在明天，就显得受人鄙夷：“哧，早就知道了。”
有些名词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星巴克是一个既小资又可耻的名词。实话实说，我的诗人和小说朋友里面，没有几个能经常出入一杯咖啡30块钱的咖啡厅。他们最经常做的事情是在家里，抱着大桶的可乐在写作的闲暇跟网上的姑娘们瞎侃——甚至连屋子都不用出。
还有蜂巢剧场这样的地方，更是一种口味的代表：除了拿着50元学生票的家伙，剩下的多数不是孟京辉团队的朋友，就是一群执念于文艺的年轻人。他们不穿服帖笔挺的英伦服装，他们偏爱麻面的皱皱巴巴衣服，安静地坐在一个位置上，阅读别人的生命。
这样的地方，其实是寻找同类的最佳处。有个段子是讲一个贫困的女孩一心想要嫁入豪门，她用自己毕生的积蓄买了一张飞往欧洲的头等舱机票——因为她相信，坐在头等舱里面昏昏欲睡的，一定有她想要寻找的人。结果是，她如意算盘成功了，由籍籍无名一跃变成了一位阔太太。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辛德勒身上，这个哥们就是个表面功夫十足的演员，但是他一样跻身上流，并且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