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危机管理机制是以总统为核心，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危机决策中枢，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及其下属的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等有关部委分工负责，中央情报局等跨部委独立机构负责协调，临时性危机决策特别小组发挥关键作用，国会负责监督的综合性动态组织体系。其中，联邦调查局是紧急事务现场组织协调的牵头机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PKMA)目前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处置紧急事务的最高管理机构，集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救灾体系，建立了一个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一遇重大灾害即可迅速动员一切资源，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支援工作，将灾难损失降到最低。
在利用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危机事件的处理方面，美国做得非常出色。美国危机管理体系建没，特别注重建立民间社区灾难联防体系，通过各种措施吸纳民间社区参与危机管理：一是制定各级救灾组织、指挥体系、作业标准流程及质量要求与奖惩规定，并善用民间组织及社区救灾力量；二是实施民间人力的调度，通过广播呼吁民间的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建筑师、医师护士等专业人士投入第一线的救灾工作；三是动员民间慈善团体参与赈灾工作，结合民间资源力量，成立民间赈灾联盟；四是动员民间宗教系统，由基层民政系统邀集地方教堂、寺庙的领导人成立服务小组，有效调查灾民需求，并建立发放物资的渠道。“9. 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动员人民献血、捐款、捐物，由教堂来主持各类追悼仪式，这些民间社会力量的参与，极大地缓解了社会对政府的压力。
在现代国家，危机应急组织系统通常由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主体共同组成，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公共组织、新闻媒体、工商企业、公民等主体，其核心部门是警方、安全、消防、紧急救助、环境保护、救灾减灾和新闻等部门。德国的国家灾难管理系统由警方、消防部门、紧急医疗救助中心、军队、100多个民间志愿者组织等部门组成，所有这些组织的成员都要经过紧急救助的特殊培训。美国的城市应急组织系统包括警察、消防、911中心、医疗救助、有关政府机构、社会眼务团体、新闻媒体、工商企业等部门。在紧急事件发生后，一般由地方政府的警察、消防和公共卫生机构赶到现场进行应急处置。美国休斯敦市应急管理中心是全美现代化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应急中心之一。该中心将警署、消防部门和紧急医疗救助中心集中安排在一起，并与公共安全局、建设局等市政府机构共同组成了应急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组织和资源，通过收集、分析和传递应急信息，进行早期预警，中心可以直接调用警察和各方面力量，以避免浪费时间。
（三）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经验
在公共危机管理，美国、俄罗斯、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它们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培养和提高公民的危机管理意识与抗危机能力。在国外，为了提高公民的危机管理意识和对抗危机的能力，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重视全民的危机管理教育、应对灾难的培训和实地演习等素质教育。
2.建立综合性的危机管理协调部门。从国际上看．一些发达国家对建立强有力的反危机指挥协调系统都非常重视。
3．完善政府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危机处理措施得以迅速和有效实施的保证，它对减少危机中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降低国家和外交冲突风险，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耍的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危机管理的法制化建设，许多国家都有危机管理方面的专门立法。
4．利用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危机事件的处理。在危机管理领域，由于政府自身在资源禀赋、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各种先天性的局限性，因此，在危机管理方面，不管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的灾害救助阶段，还是在前期的危机预警、监控阶段，都应当大力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和民众结合紧密、公益性强等特点，积极吸纳民间社会组织加入危机管理的行列。
5．重视危机管理中决策系统的建设。决策系统是危机管理的核心，主要职能是对如何应对危机做出决策。
6．注重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和理论研究。综观近年来各国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凡是对危机处理得比较有效、值得称道的政府，都十分注重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国际合作。
二、中国的公共危机管理
（一）中国已经进入危机频发时期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5月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坦言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界罕见的。中国目前多灾多难，其实也是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现象。
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至3 000美元之间，由于经济开始起步，基于社会资源、体制等方面的制约，会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事故频发阶段。这正如一个发育中的少年，由于身体发育过快，身体养分一时跟不上，会出现“成长痛”一样。
在这个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也是极易出现社会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国民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容易失范等社会“成长痛”现象的关键时期。
中国目前人均GDP不及2 000美元，正处于这个矛盾凸显阶段。所以各类危机事件的发生几率日渐增大。而面对这些危机事件时，是手足无措还是镇定自若，最能考验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信心。英国当年大致用了70年度过这个事故频发阶段，美国用了60年，日本用了26年。而根据前任中国国家安全监督局局长李毅中的预测，中国政府将用10年到15年走过这个阶段。
我国的改革已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社会制度系统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变迁。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
从现实情况看，近几年来我国水灾、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人为引致的火灾、海难、矿难等重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公开化的推进，个体及极端组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明显加大等等。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时期，而且危机的高频发生将是常态。
（二）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发展状况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频度大、分布广、损失严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初步形成了政府危机管理的格局。比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负责全国性的防汛抗旱领导工作；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领导全国森林火灾防御与救援工作；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领导全国生产安全工作；公安部消防局负责全国消防管理工作；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负责传染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全国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负责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防御与救援工作等等。
由于长期受分门别类的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限制，我国形成了单灾种、分部门、分地区的单一灾害管理模式。然而，突发自然灾害往往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从而使得任何一个部门，有时甚至是一级政府，即使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也难以单独应对大规模的突发自然灾害。2003年“非典”暴发之初，我们社会体制中危机管理意识缺失、信息披露“报喜不报忧”等问题暴露无遗，管理体制中条块分割、部门封锁的毛病充分呈现。
显而易见，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带有浓厚的部门色彩，缺少统一的国家级紧急事务管理机构，在应对大规模公众危机上，缺少一个专业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危机管理远没有形成制度化和法治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还存在较大差距，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缺乏统一指挥部，偏重于直接救灾；单兵作战，对社会资源整合不足；政府对经济的监管不到位；政府危机管理预警体系不健全；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缺乏危机意识，应对危机的能力较差等。
在与自然灾害的长期斗争中，我国也积累了许多应急管理的经验，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防救结合”等一系列政策方针，颁布了《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防震减灾法》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初步建立起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工作体系。但是相比而言，我国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不仅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体系，而且由于现有绩效考核体系的影响，各级政府的理性行为是尽量“捂盖子”，像在山东烟台“11？24”海难、广西南丹县的矿井事故中体现得十分清楚。为提高政府在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的管理能力，加强政府对危机事件的预见和救治能力，有必要建立政府危机管理的预警和救治体系。
自然灾害通常都会经历从酝酿、爆发、蔓延、减弱到最终消亡的生命周期。围绕自然灾害的生命周期，政府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应该贯穿自然灾害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个过程。尽管各国国情不同，面对的自然灾害种类不同，但政府的应急机制通常都包括预防机制、预警机制、反应机制、控制机制、恢复机制等五个主要部分。
公共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当前危机管理中的问题，必须统筹全局，从基础抓起。因此，要尽快进行灾害管理资源的整合，政府始终要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全社会统一的灾害管理、指挥、协调机制，实现由单一减灾向综合减灾的转变，形成灾害应急管理的合力。
在我国，虽然多年来在应对诸如地震、台风、洪涝、干旱、泥石流、火灾、沙尘暴、“非典”等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应对灾害危机的制度，但是，正式提出建立政府危机管理体制还是2003年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后的事。从2003年面对“非典”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到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从2007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屡次快速立法的推进，标志着中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步伐在加快，水平在逐渐提高。
（三）加强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建设
当前，我国应从现阶段政府应对危机的实际水平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找到相应的措施，努力建立、健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制。
1．把危机管理意识灌输到全社会，要把危机管理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把这作为政府的使命和责任之一，增强各级政府及其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意识。
2．组建国家及各省市县政府危机管理专门机构。这个机构担负以下职责：危机信息的收集：反危机战略的规划并将其纳入政府日程；判断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评估其损害和风险；危机防范；监督危机管理日程的实施；进行危机管理教育和训练；危机发生时，协调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反危机行动。
3．建立统一应对突发性紧急状态的法律。从宪法上授权政府具有危机管理的权力，并限定其职责；同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把各种危机的管理都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而不再是分散管理，各个政府部门各行其道。以法律手段来处理与突发性紧急状态有关的公共紧急事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和对策。
4．积极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非营利组织是指各种非国家和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主要有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会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等。平时它们可以成为及时、积极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和提示突发事件到来的“预警器”，而当突发事件真正到来的时候，又可以协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紧急救助。
5．建立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和知识系统，为反危机提供知识储备和信息预警，提高危机管理中决策系统的创新能力。
6．建立危机管理的资源和财政保障体系。其一，危机管理经费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其二，建立国家反危机基金；其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要同危机管理相结合。
7．加强应对各种危机的国际合作，大力推进危机管理研究。
三、“5？12"抗震救灾与公共危机管理
2008年5月l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8级特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波及广泛，全国多个省市均有明显震感。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8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 226人遇难，374 643人受伤，失踪17 923人。这场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中国政府经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一场危危机管理。与以往唐山大地震、“非典”等重大危机管理相比，在展现政府抗击危机方面的信心，占领资讯主导权，争取百姓的箔任，以及赢得国际信誉方面，中国政府此次的表现可说是令人“耳目一新”。对四川大地震所实施的危机管理重点体现出了以下的特点：
（一）说明国家在突发事件管理的机制和体制建设方面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立即投入应急处理，下面的一系列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地震发生后，胡锦涛主席在地震发生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全力开展救援行动”的指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于当天16时40分搭乘专机赶赴四川震区，20时30分左右抵达都江堰市，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19时50分左右，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和国家地震灾害现场工作队从北京飞赴汶川灾区；24时左右，近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在黄金救援72小时中，温家宝总理辗转重灾区视察灾情；涉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20余个兵种的14余万人投入抗震救灾……国家领导、武警和消防官兵、公安干警、各兵种部队、各救援队、医疗队等，均在第一时间到达地震灾区，快速及时的行动使无数受灾群众得以脱险，也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地震发生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地震局均在第一时间通报了地震消息，各大媒体更以全天直播形式报道灾情和救灾举措，其迅捷、权威的发布时效与发布方式，缓解了不安定因素，得到了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更显示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