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方面，大大提高了财力分配的透明度、稳定性和规范性，规则全国一律，有利于长期行为的形成，并促进地方政府转变理财思路，实现规范管理，减少税收的随意减免，狠抓非税收入和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注意自我发展中的自我约束，强化支出管理等。
(5)税务机构建设进展显著。分设国税和地税征收机构，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委托一代理”的征收关系，两套税务机构同时发挥作用，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正常运行和加强税收管理都起到了保障作用。国税局与地税局的分设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费用大为降低。
2．分税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1)事权与支出的划分不科学。分税制改革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但是在事权划分上，基本维持了以前旧体制划分不明确的状态。一方面中央包揽了太多的事务，另一方面中央该管的事情并没有管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使上级政府侵蚀下级财政，“越位”、“缺位”现象时有发生，而下级政府也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的成本。从表2 -4的数据可以看到，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多数都大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地方财政支出的份额和比重都大大超过中央（见表3 -1-4）。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范围和财政支出责任至今仍然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由于事权划分不清，在现阶段我国集权的体制下，中央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转移事权，将财政支出责任推卸给地方政府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也是造成我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财政困难的体制性原因。这充分说明，分税制改革没有解决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上不平衡的状况。
(2)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不科学。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使全国地方政府生产或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的效果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却越争相向国家有关部委要钱，其根源在于，中央转移支付的分配还不够透明，分配办法不够规范，大量资金分散掌握在中央相关部委。而且由于计算方法不合理，以至于税收返还的结果是维护地方、特别是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而不是缩小贫富差距。体制补助与上解是在老体制下按基数法确定的，包含很多不合理因素。专项转移支付由于需要较高的配套资金而流向富裕地区。
(3)省以下分税制改革不完善导致各级政府间财力分配不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仅限于中央和省级政府间，而省以下尤其是在县乡两级则明显滞后。有资料表明，分税制前的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实行分税制以后，该比例逐年上升，2007年急剧上升为54. 7%，提高了32.7个百分点。但省级财政收入比重并未因此而下降，也从1993年的16. 8%提升到2000年的28. 8%，而省以下（不包括省）则从61.2%下降到19%。而到了乡镇这一级，财政人不敷出，赤字逐年增加。据报道，目前我国有4.5万个乡镇，其中65%的乡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财政赤字，累计负债已经高达4 000多亿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税权过于集中。在税种的划分上，哪些税归中央，哪些税归地方，基本上由中央决定，结果使地方缺乏应有的、能够使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主体税种；二是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又决定着各自的财权。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省以下各级政府享有哪些财权，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哪级政府负责征收哪种税，下级政府上缴哪些税以及多大返还比例等，基本上都是由上级政府单方决定。这样，省级财力的集中程度在不断加大，市一级政府同样也在想方设法提高集中程度。于是财权由下往上纵向上移，财力由下向上集中，县、乡两级财力严重不足。
二、中国政府间的纵向事权调整
中国政府间事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权、投资管理权、外贸管理权、社会事管理权、物价管理权、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权、立法权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权等多项内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纵向权力调整均涉及以上内容。由于篇幅所限，本章只阐述我国社会事业管理的权限划分调整。
中国社会事业，主要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四个方面。下面重点探讨中央与地方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权限调整。
（一）划分我国教育管理权限的基本原则
1．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3年)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达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全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有利于促进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处理教育管理权力分配问题必须以上述思想为指导，才能保证教育管理权力划分的正确性。
2．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状况、民族构成、文化教育基础和对教育发展的需求参差不齐。因此，确定我国教育管理权限划分的立足点应．该是：照顾差异，共同发展。
3．尊重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的事业是关于未来的事业，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未来的发展。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投资大，见效慢。所以，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加强教育立法，用规范的、系统的、严密的法律条文明确各级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以法治教，以法促教。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的话，教育行政权限划分又将会出现“放--乱--收”的局面，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二）教育管理权限调整的历程
1. 1985年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各部门有关教育的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改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成立了教育委员会。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又将国家教育委员会改为教育部，加强对教育事业的协调，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2．通过简政放权，增大了地方发展教育事业的权力和责任。国家明确规定，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都由地方负责。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已经由试点阶段转到全面实施阶段。这一改革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农村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基础教育受到重视，中小学教师待遇有所提高，中小学办学条件日益改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基础教育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合，不少地方开始把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明确中等城市和县以下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办好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对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进行统筹规划，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3．科学地划分各级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的职责权限，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等学校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规定学校有以下权力：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培养人才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实行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办学、接受委托培养和自费生；可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按照社会需要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选用教材，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科学研究任务的前提下，可自行决定参加科学研究项目，承担其他单位委托的科学研究任务，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服务和咨询；在不需要主管部门增加基建投资、事业经费和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学校可自行决定单独设立或与其他单位联合兴办科学研究机构或教学、科研、生产的联合体，可以接受企业单位的资助并决定其使用重点以及拥有干部任免、财务基建、对外交流活动等方面的自主权。此外，学校内部进行了校长负责制的试点。
（三）教育管理权限划分方面的矛盾
1．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经济效益低下。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明确的是普教属地方事业，由地方各级政府实施全面管理，中央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对于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来说，现在仍沿用过去的管理体制，即中央教育部门、中央其他业务部门和地方三级领导管理。这种体制不利于从宏观上对高、中等专业教育事业进行全面规划、综合平衡、统一指导，因而出现相互重叠、效益低下的状况。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中央教育部门、其他中央业务部门和地方，以条条块块的方式发展自己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形成纵向、横向独立建立的格局。往往一个地区或城市中设置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分别隶属于教育部门、其他部门和当地，彼此独立，互相封锁，重复交叉，特别是各种科系、专业，重复布点更多。这使国家教育资金的投入无法发挥应有的宏观效益，相当一部分投资和经费浪费在不必要的重复布点上。
2．对高校统得过死。在政府与学校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
3．资金来源单一。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教育事业单位都隶属于国家，其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除少数自筹外，绝大多数靠“吃皇粮”。
三、中国纵向权力结构调整中的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纵向权力结构的调整历程，体现出以下规律：
（一）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必须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
纵向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兼顾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必须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不能偏废。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结构不合理，是我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总病根”。必须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实现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从而真正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必须从国情出发
中国的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考虑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地域特点等因素，而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改革经验的借鉴。
（三）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必须尊重调整对象自身的规律
纵向权力结构调整还要尊重和适应调整对象自身的发展规律。比如金融管理权限的调整必须了解和尊重金融本身的规律，文化教育管理权限的调整必须尊重和适应文化教育的发展规律。
（第三节 纵向权力结构调整中的经验教训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纵向权力30年的调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我们要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并了解纵向权力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
一、纵向权力结构调整中的经验
（一）纵向权力结构调整要充分考虑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因素
如在财权结构调整中，财政体制的设计与改革，要充分考虑财政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既要保证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又要充分激励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以及后来将所得税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等措施，就发挥了保证中央财力与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双重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二）纵向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强中央的权威有利于遏制地方保护主义
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的同时，必须加强维护中央的权威，反对和防止地方滥用自主权和搞地方保护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结构调整中既有这方面的教训，也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只有加强中央的权威，才能保证中央下放权力不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在经济管理权限划分上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必须克服中央过分集中权力的严重弊端，将原来由中央包揽地方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有足够的经济自主权；二是地方必须遵照执行中央通过的各种法律法规，依法行使自己的自主权，必须反对和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中央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错误做法；三是在经济管理上，既要让地方拥有自主权，同时又要把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要严格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总而言之，必须改革以往中央过分集中的权力体制，同时，又必须强调在改革过程中维护中央的权威，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中央权威、搞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
（三）按照政府能力与收益相协调的原则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
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主要涉及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划分必须以相应层级的政府既有能力（主要是筹资能力）为基本前提。在某一层级政府筹资能力被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客观限定的情况下，如果赋予其超过这一能力的财政支出责任，或者允许其量力而行地提供低于相邻地区水平的公共物品（适用于非基本的公共物品），或者上级政府必须负责补充为提供标准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财力缺口（适用于涉及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公共物品）。就这点来说，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教育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纵向权力结构调整中的教训
（一）过度放权会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地区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中央政府把相当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形成了权力和社会财富的高度分散格局，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1952~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3. 3%，而1991年下降为22. 4%。中央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已从1981年的54%降到1991年的39. 8%。中央可支配财力所占份额的急剧下降说明，过度放权以及通过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显得力不从心，中央难以控制全局，宏观经济很难保持长期稳定。
（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地区发展差距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