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松树镇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在火车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小时，空气已经变得清新沁凉，夹杂着怡人的松香气息。火车站很小，还是三四十年代时日本人修铁路时盖的，灰扑扑脏兮兮的。几棵美人松也是那时候栽的，早就有了腰身，拧着股劲儿一直拔倒天上去。
来车站接我们的赵红旗、张景乾、小莫都是我堂兄的朋友。他们四个加上另外四个男孩子，年纪差不多少，从小一起长大，既是同学，又是邻居，性情相投，初中时候燃香磕头拜过把子。八个少年形影不离，好勇斗狠，名噪一时，连社会上的混混也让他们几分。
赵红旗是典型的东北大汉，个子高，块头大，像截铁塔似的，是私营煤窑的煤窑主；张景乾是副镇长，是“有身份的人”，举手投足里面总有股“看山是山，又不是山”的劲儿；三个人里面，小莫最有亲和力，他长了一张喜洋洋的脸，笑口常开，我们这次住的旅馆就是他家开的，他们开来的丰田越野车则是赵红旗的。
松树镇坐落在山间，四条街组成个“井”字，也有小贩叫卖，也有妇女站在街边聊天，孩子四处跑，但松树镇就是给人一种很沉静的感觉。夕阳西下，云彩在山顶上飘荡，像镶了金边的婚纱裙子。
他们在镇子里最大的饭店给我们接风。而“最大”也不过四五十平方米、放六张桌子而已。老板娘高大丰满，眉毛纹得像毛毛虫，上下眼线也都纹了，在眼角处向上那么一挑，把眼睛变成了两尾写意小鱼，嘴唇抹得红通通的，她跟赵红旗张景乾小莫熟得很，招呼我们坐下喝茶吃瓜子。
赵红旗不看菜谱儿，交待老板娘：“挑好的弄一桌。”
“你们来这里拍电影？”赵红旗问，“这里有什么好拍的？”
“这个电影是写生活在矿区的几个初中生的故事。”我说。
“什么样的故事？”
我大致地讲了讲这个故事，讲到主人公男生被录像厅老板娘勒索，后来跟同班女生借钱不成，差点儿杀了这个女孩子时，赵红旗他们没有流露出任何惊奇的表情，他们似乎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真事儿。听完后，觉得不过瘾似的说起学校里其他的一些恶性案件：有几个初中生，把学校里刚分来的英语老师强奸了，事发时教室里还有另外几个男生旁观；还有几个女生，只因为一个女生长得太漂亮，让她们看不顺眼，就上去一顿拳打脚踢，差点儿毁了她的容，她们被抓到派出所后，还跟警察叫板：“我们没到法定年龄呢，又没杀人放火，你教育我们几句不还得把我们放出去嘛！”话题逐渐扯远了，他们又说起其他的社会案件，最近镇里有个很有名儿的煤窑主被人枪杀了。这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合开煤窑，开始时也是小打小闹，但慢慢地干大了，几百万资产是至少的，他想和合伙人拆单单干，结果没等签合同，他就被干掉了。
“绝对是他身边人干的。”小莫说，他跟这个老板是朋友，事发后他接到消息，赶在警察前面去了趟现场，室内也没有打斗的痕迹，从伤口上看，是凑近了太阳穴开的枪。
“活儿干得相当专业。”
“说这些事儿，”张景乾提醒小莫，“也得看看地方。”
“不就我们这一桌嘛。”小莫说。
我们说话的过程中老板娘开始上菜。
“好好侍候着，”赵红旗跟她开玩笑说，“他们是来拍电影的，没准儿弄个三陪小姐之类的角色让你演演。”
“你又有老婆又有老铁，还有好几个小蜜，”老板娘笑微微地说，“哪轮得上我啊。”
小莫正咬着瓶盖，听见老板娘的话，哏哏笑。
我们喝的是白酒。来之前我给周为和方磊讲过，煤矿的人野，直率爽气，跟他们喝酒，能喝要喝，不能喝也要喝。如果你有酒量却不喝，他们就会认为你很假，不实在，瞧不起人。而一旦给他们留下坏印象，事情就不好办了。
周为和方磊喝得很痛快，半小时没到，两个人就先后冲到卫生间吐了。
“不能喝你们不早说，”赵红旗说，“看你们上来就干杯，我还以为碰上高手了呢。”
张景乾叫老板娘泡壶热茶来。
老板娘泡了壶茉莉花，还洗了山楂。
“吃山楂解得快。”她把盘子放到周为和方磊的面前，跟赵红旗说，“别往死里灌人家，跟土匪似的。”
“你跟我这么说话，”赵红旗说，“就像土匪老婆似的。”
“土匪老妈还差不多。”老板娘笑着回敬了一句，抓了把瓜子，到外面跟厨师聊天去了。
我们吃完饭出来，天黑得透透的，星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的长矛，穿透黑夜的帷幕，露出点点银亮的矛尖。镇子很静，在酒桌上听了那些故事以后，这种静谧变得阴险和杀机重重了。
小莫家的旅馆是一栋两层小楼，一共八个房间，厕所是公用的，没有洗澡间。惟一一间带浴室的房间，是小莫自己用的，他带我们去看他的浴盆，他介绍那两条金龙鱼的样子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儿子。
第二天一早起来，夏末秋初的季节，洗脸的水居然冰手。洗过脸后，神清气爽，我们散步走过两条街，去昨天吃过饭的饭店。街上不少骑自行车上班的人，铃声嘀铃铃响，树上还有雾气没有褪尽，像丝丝缕缕的白絮。空气又凉又湿，有重量似的。
赵红旗和张景乾先到了，餐桌上面摆着煮鸡蛋、馒头、葱油饼、小米粥，几个凉菜都是大盘的，老板娘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就进了厨房，接着听到里面一阵声响，她又端出四盘热菜来。
“弄得太隆重了，”我说，“平时我们都不吃早餐的。”
“也没什么好吃的，你们将就将就。”赵红旗说，“晚上我看看能不能弄个野狍子，烤着吃吃。”
“千万别，”我们几个直摆手，连说好几遍，务必让赵红旗相信我们是认真的，不是跟他客气。
“那吃蛤蟆吧，现在的蛤蟆最肥。”赵红旗问小莫，“哎对了，老吴不是会捉蛇吗？让他捉两条来。”
“千万别千万别。”我们又开始猛摆手。
“我最怕蛇了。”我说。
“切成段炖熟了，你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小莫说，“女孩儿吃毒蛇还美容呢，脸上不长疙瘩。”
“我宁可长疙瘩。”我说。
周为和方磊也坚决反对吃蛇，“从现在开始除了绿叶儿的东西其他的我们都不吃了。”
张景乾让我们逗笑了，对赵红旗说，“给他们弄点儿新鲜榛蘑炖老母鸡。”
吃完了饭，张景乾去上班，赵红旗开车，带着小莫跟我们去山上。公路像层层捆缚山的绳索，我们像陀螺似的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往下面看时，松树镇变成了一个漏斗的底坐。又开了一会儿，一些小煤窑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规模不大，大部分是斜井，往外运煤的小火车车厢，跟棺材差不多大小，开动的时候咣里咣当地响。工人们每天坐着这些小火车进掌子面工作，下班再坐这小火车出来。
赵红旗和小莫谁都认识，方磊和周为拿着摄像机取景的时候，他们跟煤窑主，或者主管聊天。
他们无一例外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赵红旗说我们是拍电影的，他们的回答全都一样：“这地方有什么好拍的？！”
“是煤矿里一些中学生的故事。”赵红旗说。
他们很快谈起真正关心的事情，贮藏量怎么样？煤质如何？找到买家没有？今年冬天的煤价是涨还是降？他们都为钱焦虑，工人的工资拖欠得太久了，再不赶紧把煤发走弄回钱来，不知道哪天刨煤的大镐头就刨到他们的脑袋上了。
“你们早晨醒来，一抬头看见的是太阳初升，”赵红旗对我和小莫说，“我每天睁开眼睛，先得琢磨这样那样的费用，没有个三千四千的，推不开门啊。”
“进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小莫跟我说，“有钱的时候，唱卡拉OK他给我们一人找三个小姐。”
我们的笑声在山坡上滚动，方磊隔着百十来米，把镜头转向我们，赵红旗踢了小莫一脚。
赵红旗的矿在小煤窑里算大的，除了一个斜井，还有个竖井，他说这个竖井是以前国营煤矿留下来的，现在也能用，但太深了，有二百米呢。
我拽着井边防护用的绳索，探头往下看，黑黑的一柱空洞，通向地心，看得人眼晕。
方磊没敢上去，他是南方人，白白净净的，现在脸色更加苍白，他见我从上面下来，说我：“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你知道左拉吧？法国作家？”
方磊说知道名字，但没看过他的作品。
我说左拉有一次去煤矿做实地考察，在一百五十多英尺的井下，看到一匹高头大马拉着满满一车煤在隧道中走，他问向导：“你们每天是怎么让这匹牲口进出矿井的？”矿工们以为他在开玩笑，都笑起来。后来发现左拉是认真在问，才回答他说：“这马还是小马驹时，还能塞得进我们下来时乘的罐笼时，就被运下来了，这马是在井下长大的，因为没有光亮，一两年后它的眼睛就全瞎了。它在这煤道里面拉车拉到死为止，然后被埋在这里。”
“左拉把这件事情写到了他的小说里面。”我说。
方磊的眼睛湿湿的，转身走了。
周为和赵红旗他们也听见了我的话，谁也没说什么。
我们在山上看到更多的被废弃的矿井，井口边煤渣石成堆地堆着，一度被工人们踩出来的小路重又被荒草覆盖，斜井像个既敞开又遮掩的房间，仿佛是专为罪行和勾当准备的；有一些竖井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深度少则十几米，多则几十米，有的井口边上长满了杂草，周为说这些杂草是“塞壬的歌声”。
赵红旗和小莫不知道什么是“塞壬的歌声”，我解释了几句。
“你们文化人，”赵红旗说，“说话带拐弯儿的！”
“景乾没准儿能知道。”小莫说。
“你觉得这地方行吗？”我问周为。
“我想要的东西，这里差不多都有。”
周为想在山坡上面找一棵树，不要树林，要孤零零的一棵，越老越高越粗越枝叶如伞越好，最好是梨树。他描述我小说里面的场景，问赵红旗和小莫有没有可能找到。
“就算有那样的树，”赵红旗说，“也早让人砍了。”
临下山前，小莫采了一大把雏菊放到车的后备箱里。
我们回饭店吃午餐，第三次登门，才注意到牌匾上面的五个大字：“甜蜜蜜酒家。”
饭店里另外有两桌客人，喝得脸红脖子粗的，张景乾坐在他们中间，脸已经是猪肝色了。我们一进门，赵红旗和小莫立刻被人拉过去，一直到我们这边菜上齐了，他们才回来。
“我看你们吃得都不多，”张景乾说，“让他们少炒了几个菜。”
少也还有八个呢，而且桌中央的蘑菇炖老母鸡是用盆盛上来的。赵红旗问喝不喝酒，周为说，下午还要去学校看景，不喝了吧？
“行，不喝就不喝。”赵红旗一边让老板娘盛饭，一边给我们每人倒了杯啤酒，“当水喝，爱喝多少喝多少。”
我们的饭没吃上两口，邻桌有个人拎着三瓶啤酒，带着杯子走了过来，他说他是红旗、小莫，镇长——说到张景乾时他冲他嘿嘿一笑，“我有点儿高攀哈，”——的朋友，而我们是他朋友的朋友，当然就是他的朋友。
“朋友肯定是朋友，”没等我们接腔儿，赵红旗先站了起来，很亲热地拍拍来人的肩膀，掏心掏肺说什么机密话儿似地凑近那个人耳边说，“昨天他们喝了两杯啤酒就吐了。这样行不行？他们一人喝一口，剩下的我来。”
“看出来了吧？”来人指指赵红旗冲我们笑。“大哥是个讲究人！”
“那是那是。”我们说。
“别喝多了，就一人一口。”小莫提醒我们。
我们一人喝了一口，赵红旗挨个端起我们的杯子，把酒喝光。
“我也喝三杯。”敬酒的人自己给自己倒酒，啤酒沫像花朵在他的杯子里面盛开了三次，未及凋谢就被他吞下肚去，“这旯旮穷山恶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吱声！”
他刚回去，另外一个人就走了过来，也是带着三瓶啤酒和一个空杯子。话也说得和前一位差不多少。还是赵红旗替我们挡，我们喝一口，剩下的由赵红旗来。这一位又换来另一位、另一位接另另一位，每个人都过来敬酒，赵红旗、张景乾和小莫轮流上场，有时候，对方还会抢着替我们喝，我们三个人的杯子沾过多少人的口水，已经数不清了。但每次轮到我们三个人喝那表决心似的一口时，我们谁都没含糊。
午饭吃完，已经三点多钟了，为了醒酒，他们让老板娘沏热茶，厨师去市场买了一筐无核野枣，名字叫枣，实际上是微型的奇异果，皮是绿色的，很薄，酸里面夹着甜味儿，是长白山山区的特产。
小莫揭张景乾的老底，说他以前是文学青年，写过诗，其中有一首他还记得，叫《山》：“这山望着那山/那山望着这山/这山觉得那山高/那山看着这山好/这山崇拜那山/那山爱慕这山/这山望着那山/那山望着这山/地老/天荒。”
我们鼓起掌来：“真棒嗳。”
张景乾的脸本来就是紫红色的，也看不出他有多窘。
“我谈恋爱的时候跟我对象动不动就来首诗，弄得她老崇拜我了。”小莫说，“结婚以后她才知道诗是景乾写的。”
下午四点半钟，我们终于要离开“甜蜜蜜”了，这时去学校已经来不及了，赵红旗带我们去看国营大煤矿。
国营大煤矿到底气势不同，井口有十来米宽，高度也差不多有十来米。这张大嘴把整座山变成了巨大的青蛙，沿着井口墙壁点亮的灯光，像一个个泡泡从青蛙的嘴里吐出来。
我们刚好赶上白班工人下班。几百个工人，戴着带探灯的安全帽，穿着覆盖了煤尘的工作服，脚蹬着长筒胶靴，手里拎着装着饭盒的网兜，从井口深处走出来，先是黑暗的一部分，然后从黑暗的背景中挣脱，朝我们走来。他们个个高大健壮，几乎都不说话，黑黑的脸让他们看上去既深沉又阴沉。
“这感觉太棒了！”周为激动起来，他盯着工人的模样儿，就好像他电影里的人物要从那中间跳出来似的。
方磊扛着摄像机在拍摄，有个工人经过他身边时，问他：“你们是焦点访谈的吗？”
“不是。”方磊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