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钦差回朝之后，对袁世凯的考语是极为难得的优叙。他们说袁劳苦功高，不但不追究他的责任，反对其竭力劝勉。且看吴大澂回国后对李鸿章如何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回京后他又广为袁世凯揄扬，称其“才堪大用”，真是“到处逢人说项斯”。不久他以名翰林兼开府大帅的地位再三央求与袁世凯结为亲家，（袁开始怕门第悬殊而不答应，后来吴请出袁世凯四叔和李鸿章等人才说服他。）就是看准了袁世凯如此才干品性，将来必成大器。钦差唯一的小小的劝告是，他不要再把军队驻扎在朝鲜王宫了，自己也不要住在韩王隔壁宫室了，因为这会引起日本政府的猜疑，为其挑衅提供借口。经此一番变故，李鸿章对袁世凯也日益重视起来，不久，他在保荐袁世凯的折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李鸿章此时的得力臂膀盛宣怀，见到袁氏如此勇猛精进，前途实不可限量，居然极力一再要求和袁换帖结拜为兄弟。盛宣怀出道很早，完全算得上袁世凯父辈，此前袁一直以伯父称之，而且盛早就是李鸿章跟前的大红人，如今反屈身降辈与袁论交。几乎同样的命运转折，在十年之后袁世凯小站练兵被人参劾“滥杀无辜”时又重演了一次——这一回他得到的是满人大僚中最后的英才——荣禄——的赏识、回护和大力提拔。
这一结局肯定让那些参劾袁世凯的人大跌眼镜。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们错估了袁世凯的天资和实力。
这场危机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很少有人再关注这场风波中的种种细节。
可是，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韩王最初不肯以臣子之礼见钦差，是袁世凯授意，这是袁世凯为了在钦差面前标榜自己而出的主意；路上举着功德牌的百姓，也是袁世凯一手安排，他心计最为深沉的一招，则是算准第一次钦差会怀疑这些人被人指使，所以预先安排了第二次的拥戴。
果真如此，则袁世凯不止是天生的战略家，还称得上是天才的战术家。
老谋深算，算无遗策，当年诸葛孔明也不过如此罢？不过，这世上的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又说得定呢？袁世凯后来复辟，不就是借着那一拨拨“驱之不去”的“民意”和“劝进”代表，“勉为其难”地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么？面对这纷纷纭纭的历史迷雾，只能说，袁世凯一生中的谜团太多，他在通往权力巅峰的路上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可能是一个掩饰着的陷阱，留给后人一团团疑惧。
5．大与小在晚清政坛，有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待人接物及行事方式值得注意，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袁世凯。这两人待人接物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凭着这颇具特色的态度而位极人臣。在一个讲究科举出身的社会，左宗棠只不过一介举人，却才气纵横，有经天纬地之能。可他性情刚愎，好擅权专断，不管是他隐居不仕的时候还是他手执国柄的时候，他都是如此德行。
他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内任师爷，人只知有左师爷而不知有骆巡抚，其专断可见一斑。而且，这人绝不是一个好共事的人，和他同时代的封疆大吏他没有一个看得上眼，朝中大臣他和谁都合不来，连曾国藩、郭嵩焘这些对他有知遇援救之恩的人他照样抨击得罪，更不用说李鸿章这样的后起之秀。奇怪的是，他终其一生都不改这种脾气，却还是做到封侯拜相的地位。
此中道理在于，他实在太有才干了，他的才干早已声名在外，掩也掩不住，埋也埋不掉。正在用人之际的大清朝少不了他。久而久之，刚愎不易相与，反而成了左宗棠的招牌，也就无人以此置喙了。而且人家对他之专断不易相处这一性情予以承认，倒给了他独当一面的大好机会。
袁世凯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出身比左宗棠还寒碜，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捞到，那就是连“学”都没有“进”过了，但他最终位列军机，爵封宫保，在有清一代的汉人中，以他的出身做到这一地步算是凤毛麟角了。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谦卑下抑，感人至深。可一有小权就耍权弄计，飞扬跋扈。
在遭人嫉恨算计之后，却又幡然变计，尽改前辙，以谦下待人为能事。即使后来他官封督抚了，他还谦恭得不近常情而近乎谄媚。他也练就了一番圆融通透的交结手段，使得任何权位不如他的人都受宠若惊，而权位高于他的人则心胸舒泰，极为受用，至于权位和他相当的人物，只要有可能，他也决不放过任何示好的机会。他赢得别人好感的秘诀，就在于“以小见大”，以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和小事来打动人心。
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比如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髈，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这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都提到袁世凯是一个很有修养、待人亲切的政治家，因为，他不管多忙，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是能够一口叫出这些外国人的英文名字，开心地和这些客人回忆曾经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袁世凯对外文一窍不通，记住这么多彼此相差无几的外国人的名字和面孔而不混淆，这一点殊为不易。这些外国人见惯了顽固排外的满清大臣，忽然碰到这样一位对他们念兹在兹的人，心中的新鲜和对袁的好感自不待言，所以他们总是在不违背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予袁世凯以支持，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朋友”——可以在彬彬有礼地做朋友的同时，赤裸裸地争夺利益，面无愧色地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交易。这一点却的确是袁之特长。
续昌曾和吴大澂一起赴朝查办袁世凯，但袁世凯反而赢得了两位钦差的交口称赞，袁世凯借此机会拜为续昌的门生。当续昌去世时，袁世凯在外写信给其堂弟，要其代袁氏致送葬仪，他还特意叮嘱说，最好是从银号将钱汇到续昌家中，尽量不要派差人送上门，以免续家孤儿寡母还要破费另外打发差人赏钱。我们看惯了人走茶凉的世态，而此种人已亡而情笃坚的“世故”，是何等难见。袁氏于此等小节也能心细如发为人着想，他平时待续昌之礼貌周全自是可以想见。其实，知情人说，续昌乃蒙古人，官位并非显赫，也无甚后台可供袁氏借力，他如此厚谊，是其为人的一贯风格。
如果说供奉逢迎位高权重之人，是当然之事，那么对于位卑权轻之人也能做到礼遇周详，就不是以“钻营”可以一言概之了。
袁和慈禧太后的大管家李莲英是结拜兄弟，按道理有此内应，他对一般的内廷太监就没什么好巴结的了。但袁世凯不同一般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绝对不会因为自己手里握了王牌，就看不上小牌。他是一个优秀棋手，每一个棋子他都能派上用场。庚子事变（1900）后，带领宿卫营负责守卫颐和园的张勋，和给慈禧太后兼办支房（即账房）的宠信太监马宾廷交谊密切，袁和张都与马是盟兄弟。有一天，袁与张同到颐和园，张在前行，马宾廷迎出来，招手让张进其住房，张说：“宫保还在后头啦！”马就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单腿向马请安。照例，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的。
这个事情，多少年后，马宾廷的后人还念念不忘，马宾廷当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马宾廷的感激有何价值？让我们来看看政治游戏中一个不变的规则：
在权力场中，越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人，获得的权力越大，而晚清的权力中心无疑是那个常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老佛爷”。要接近这位“老佛爷”，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知其“所好”，这种珍贵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爷”周围的一帮人提供。所以，袁世凯得慈禧欢心的秘诀，就在他对马宾廷的那一跪之中！
像马宾廷、李莲英这样的人对袁世凯来说真是“妙用无穷”。因为恪于礼制，当时大臣召对时，都得埋头跪地，不敢抬头看皇上和太后，这样大臣召对时就难以从太后的表情来揣测她的喜怒。传言说，袁世凯和李莲英约定，袁低头看李莲英的双脚，他双脚叉开，就是老佛爷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了，不要再说。袁世凯就是这样来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当然“应对无不称旨”。此种传言，不可当真，但李莲英在不少关键时刻助袁世凯一臂之力的事，却是史有明证的。
得罪这帮太后面前的红人，后果则是不堪设想。有人说，恭亲王被太后罢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看不惯太后身边的太监，而醇亲王奕譞则识相得多：他和李莲英奉太后令至天津检阅北洋海军，始终不敢站在李莲英前面，只肯站在他侧面，虽然大清的祖制内监禁止出京。后来被沈葆桢按律斩杀的安德海当年是慈禧第一内廷红人，而恭亲王以天潢贵胄之尊并不买他的账。于是，安德海给慈禧布置日用排场时，故意找些破旧瓷器来用，慈禧诘问，安德海则构衅说，恭亲王交代要节省开支（恭亲王的确是一再阻挠慈禧修三海的奢费之举），慈禧摔碗大声喝道：他省钱省到我这里来了！
由此更是必欲去恭王而后快。恭亲王这样的际遇，肯定落不到袁世凯身上来。
袁氏深知小人不可得罪。
袁世凯的事业臂助中，有一大批留学美欧和日本的留学生，这些人愿意辅佐袁，袁氏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干的机会固然重要，但袁氏对待他们的礼遇之隆之厚也是不可忽视的。袁入调军机时，每有留学生回国往见军机，不得不在脑后缀上假辫子，伏地磕头，对经历了国外平等风气的青年才俊来说，其状自是屈辱，其心难免悲恨，而其他军机均安坐不动，受之不却，唯有袁世凯必双手伸前作揖，表示还礼，并温言勉励。因此留学生尽皆愿效力于袁氏帐下，其中就有詹天佑、顾维钧等英才。西方的史家曾说，恺撒败亡，并非因为其于军政大事中种种专断独裁，而是因为他忘了——或者是故意——在全体元老院议员面前起立致意。
有时候，“尊重”别人也并不需太直接，迂回侧击的效果反而更佳。
有一次，袁世凯去拜会满族大员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这小孩早闻“袁宫保”的种种轶事，对袁是向往已久，所以行礼的时候行旗礼而不行汉礼，以表明自己没把宫保当外人（汉人）看。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的离开了他的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这小孩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
老弟好！”半侧着脸，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小孩，半侧着脸对增崇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然后征得增崇同意，当堂和这小孩攀谈，问他看什么书，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小孩说了几本书，又说课本太少太旧，新出的买不到。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本来，袁世凯以一品大员的身份，能和一个小孩如此亲近，已经极为难得了。这小孩见过王文韶（军机大臣），他对王文韶一揖到地，王却连座位都不离，手里的水烟袋也没有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拱手就算还礼。两相对照，袁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自不待言。但即使如此，这个小孩也没有想到袁宫保真的会给他买书送过来，这样的事，恐怕他老爹也没这份心。可是，第三天中午，他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这件事，这小孩几十年后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试想，如果这小孩此后发达，能不对袁报以桃李？即使他无力及此，这一车书不止讨得小孩欢心，也让增崇的面子十足。
袁世凯如此费尽心机笼络各色人等，这样一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官场上几乎没有敌人。他后来树敌如此之多，那是因为他的权位越来越重，再也不可能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和地位而上升，不可能调和所有的冲突了。
这就是高层政治。
不容讳言，袁世凯这一套结交人的手段，对他仕途升迁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从长远而言，则不可避免损害到他作为政治家的声望，也会危及他的全部“事业”。袁世凯得一“虚伪”的“盖棺定论”，很大程度上和他对人的手段态度相关。因为政治上总是充斥着各种背叛与苟合，原本“以诚相待”
的多年老友，很可能会因为形势发展变化而成为生死冤家，这在中国这个不缺乏斗争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民国政府建立，袁世凯和几十年的生死之交唐绍仪因为总统和内阁的权力问题而分手，就是如此。至于他和盛宣怀的分分合合，就更是予人话柄了。
袁世凯一生经历了晚清到民国这一段政治风云最为变幻莫测的多事之秋，他所面对的这种分分合合的选择多不胜数。这样，原来待人愈是“诚恳”、“谦卑”，到得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愈显得前述待人之态度“虚伪”、“做作”，这本是常人都有的观感。可是，就袁世凯来看，他和唐绍仪倾心结纳的时候，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最终会和这样的“刎颈之交”变成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的冤家呢？他们1884年在烽火漫天充满杀机的朝鲜京城订交的时候，真的是惺惺相惜的道义之交啊！然而，一旦主要建立在个人感情和效忠上的这样重要的政治联合出现裂痕，袁世凯的“信用”就会日渐瓦解，以至于分崩离析。因为这种联合和利益上的结合（袁的关系当然有很多是利益结合）不完全一样，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上的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会发生连锁反应，就跟金融风潮中的信用危机一样。袁世凯因为毒杀赵秉钧（赵案没有定论，但一般都认为是袁毒死的）这样的多年心腹，使得其余的左膀右臂都不寒而栗，人人自危。这是他复辟之时众叛亲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6．进与退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这是理想状态，只有在承平世才可勉强做到。若是碰上多事之秋，地方不太平，做起官来可有不同对策了。上策当然是能够为主上分忧，将大祸消弭于无形，中策是稳住局面，使之不再恶化，下策则是坐视不理。然而，如果这种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改观甚至也不可能防止，那么“为官之计”，上策是三十六计中第一计，及早抽身，免得到时不能自拔。自然，这非君子所当为，尤其是与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条相悖（试想曾左彭胡等同光中兴名臣，谁不具备逆难而上的儒臣气质？），但又确实是“为官之道”。官场上按部就班升迁不难，青云直上也常见，阴沟里翻了船还能咸鱼翻身的可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