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鲁迅说这些当政者中，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利用他们做“领头羊”来引领羊群，相形之下，“后来的武人可更愚蠢了”。史家袁伟时先生据此说，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度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他没有因自己科举功名上的挫败而嫉视科名之士，也没有因不断受辱于文士狂夫而饮恨成狂。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词，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账。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纠缠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意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不管细节有多少夸张失实，但周妈缠斗袁世凯之事，却也大体不虚。大家都把这事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今日我们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搁在别人手里，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再想想段祺瑞当政时其卫队街头射杀学生，张作霖、张学良等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当政时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自此往后，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虽说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下作手段，有些则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他预先知道有人要暗杀他），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
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庸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
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而当时中华革命党党首即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革命党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有些革命党人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革命党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可见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在袁当政的民国时期，政治权力多少还要以金钱来收买操纵新闻舆论，以后当政的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就连收买的本钱都可以省掉了。著名记者邵飘萍反袁而未死于袁之手，乃被张作霖捕杀；著名报人林白水被张宗昌的“智囊”指令于光天化日之下枪毙于天桥南大道，影响巨大的《申报》董事长史量才被蒋介石授意暗杀于沪杭道上。
袁世凯礼遇文人，任用文人，笼络文人，这一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不二法门，由一桩小事可见其中关窍。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麐（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来审核一遍。一天，他当着张一麐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在座者即修改者张一麐，乃直言道：“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氏闻得此言，当即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
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唯唯退去之后，张一麐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
“对此辈不能假以辞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
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当然，此论中也隐隐透出袁段之间争权的刀光剑影。
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他心知肚明，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张一麐大加反对，其劝谏之说中有如此一问：“公要称帝称王，自为之便可，即不然，得群雄拥戴，也是办法，何必假手一班文士，来制造民意？”此时的袁世凯，对张一麐真称得上“推心置腹”，他答道：
“我不愿开武人干政之端，且不经制造，安有民意？这事我自有权衡，那些武人对君将有不利，你少说些也好！”张一麐怒道：“如不能管束军人，称帝的后果也可想而知了。”到后来，帝制如密雨急弦一般紧张进行时，在一次会议筹备登基大典时，张一麐仍持反对态度，然说不到几句，跋扈的倪嗣冲瞪起眼来，将手枪拿出来往桌上重重一拍，险些当场就动起武来。
民国政风，于此已见端倪。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
甚至袁世凯还大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袁世凯初登临时大总统之位，就让唐绍仪从海外招募了不少留学生，分布到中央枢要机关，放手任用，他们的专业大都是政治学、国际法、外交或人文学科，顾维钧即从这批人中崭露头角。
再看看后来袁世凯预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有人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对于冯国璋段祺瑞这些向来倚为干城的武将并不透露底细，有时甚至故布迷城，就是不愿自己的帝王之业成于武人之手，以免反受其所制。他为了自己的龙椅安稳，干脆不让自己的几个大将参与帝制核心机密。不过，复辟一事，文人卖力是卖力，却无异于将他往祭台上送，这可是帮倒忙了。
袁世凯做到这样大肚能容，对文人高看一眼，也是在官场上滚打了许久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吴长庆营中的袁世凯，他初出茅庐时却是锋芒毕露，甚至和吴长庆幕府中一帮文幕闹了一场不小的冲撞。这缘于袁世凯的才性与大环境的冲突。
3．才不才与用不用有句老话说：“才不才，在我；用不用，在天。”才具不尽来自天赋，也来自个人修炼。但才具是否得展，更多的还得靠“天”——机遇。可是，中国人又喜谈“天人合一”，这其中也许还另有一层深意。
人生机遇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你“遇”到什么样的人，所谓的“遇合”，不外乎此，成功靠人生路途上不同的“贵人”关照，这不独古今一理，中外也无异。没有人能够一人只手撑天，也没有人能够一人一往无前，他之所以能够渐行渐高，总有人前后左右推拉拥佐。那么，成功的一个诀窍就在于怎么寻找、怎么掌握这些“关系”。其实成功者和庸碌者的一大区别，也许就在这里：成功者像嗅觉灵敏的猎物一样知道什么人是关键人物，知道如何赢得这些关键人物的关注，引来这些人在他自己身上“下注”—— 投资于他的前程。
袁世凯就是具有此类灵敏嗅觉的猎人，他能迅速地捕捉各种权力关系中的潜在脉络，将这些脉络一丝丝往自己身上牵连，最后就可以躺在这千丝万缕的权力经纬中，左右逢源。且看他如何编织这张关系之网。
前面说了，袁家和吴长庆是世交。他这次投奔吴长庆，有人说是因为在家乡忤逆了同族长老。此说不必当真，很可能青年袁世凯也如一般志在四方的年轻人一样，只是出外寻门路，而以他当时的状况来看，能攀到的最好关系也就是儒将吴长庆了（《清史稿》评吴长庆“好读书，爱士，时称儒将”）。据说本来他被推介给声威更显赫的淮军大僚刘铭传，而刘氏眼界甚高，或一时走眼，未见用，转介于吴长庆。在登州，吴长庆虽然出于交情对袁照拂有加，但未必就视其为 “大器”，他开始还只是给袁一份干薪，并请幕中文士督课，希望他专心读书中举，毕竟，科场折桂才是仕进的正途。他开始的确是看走了眼，没看出袁世凯不是一般的器，不能以平常规矩衡之。他之任用袁世凯，还是出自当时幕下张謇的推荐。
说起来，是因为吴长庆要求张謇教袁世凯作八股，张謇出题一考察，则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简直无从删改，老师和学生都苦不堪言，袁世凯甚至为此折磨而大病一场。可是，只要叫袁世凯办理寻常事务，则雷厉风行且井井有条，无不像老手作文章一般倚马立就。且袁世凯志气高迈，指点江山，纵论世界局势，识见超卓。比如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他就指出，“法兰西侵略安南（今越南，当时和朝鲜一样是中国藩属国），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
他对张謇叙说心中大志说，我家有良田，也不缺资财，投军并不是为了糊口，是看到吴公守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这里才发觉吴公温文尔雅并无出战之意，如果不能谋个施展才能报效国家的差事，恐怕我也不会长久甘于此处。二人在营中日相议论切磋，张謇从袁的言谈举止中看出这人将来必有一番作为，于是向吴长庆竭力推荐袁，从而有吴长庆转委袁世凯营务处帮办一职，使他由文职转为武职。从此，袁世凯正式踏上军旅。
袁世凯曾受教于张謇，并且给张謇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对袁世凯后来的事业至关重要。但就他当下的处境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取得吴长庆的信任和重用。取得上司信任的方法有很多种，但统而言之却只有一个途径：让上司高兴。然而，不同的上司有不同的高兴事。像张謇这一类心怀天下的书生，绝对不喜欢谈风花雪月，更不喜谈脐下三寸之事，感时忧世的豪言壮语，就能够拨动他的心弦。而像吴长庆这一类精明干练的儒帅，最看重的是能为他分忧办事的真才实干，所以将事情办利落就是邀他欢心的最好法门，此外哪怕谀词如潮也是白搭。得到营务处帮办一职后，袁世凯很快立定了脚跟，做得有声有色。他勤恳利落，勇于任事，尤其难得的是不用私人也不徇私情，这一下真让吴长庆大为欣赏。从现存袁世凯书信中，时见他对于长庆对其关心、厚待、督责、礼遇与放手任用的感恩之语，可见已获得吴长庆的异常恩遇了。这是袁世凯靠自己的办事才能登上的第一个机遇台阶。
他也有专靠钻营而寻门剔缝的时候。甲午战后，袁世凯一度失意，思谋练兵以图进取，于是招人译撰兵书。可是书成却无路进献。他想到此时当权政要惟荣禄还算有些见识，而且他在皇上太后面前说得上话。问题在于此时的袁世凯和荣禄向无交情。这难不倒他。晚清笔记史料中记载了袁世凯结交荣禄时的一次钻营，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袁世凯打听到有个叫豫师的人，是荣禄所敬佩信服的人，这豫某人和军机大臣阎敬铭交情深厚，他们俩同是一个叫路德的人的八股入室弟子。袁世凯顺藤摸瓜继续找，发现这位路德先生有子弟在淮安为官，而袁世凯的妹夫张镇芳老家也在淮安，张家和路家应该相识。于是袁世凯大喜过望，托张镇芳深情厚礼请得路氏某子弟来京，留为上宾，由此人而得以晋见阎敬铭，由阎敬铭而交通至豫师，由豫师而终于得以拜见到了大权在握的荣禄，一见之下，荣禄果然十分欣赏袁世凯之才识，这才有袁世凯受命小站练兵之人生大转机。
这一番曲折摆出来，不得不让人感慨在中国做事之难，也不得不让人惊叹袁某钻营有术。不过，可以断言，袁某如果无才，任他生就金角大王的头角，也绝对钻不出偌大场面来，如果不是大清朝在甲午一战中输得太惨而图振衰起弊，袁世凯也不会有如此好的机会来施展宏图。这就是“用不用，在天”。
总之，才不才，固然在我，用不用，却也不必在天。
再说这年七月，吴长庆大军开拔，按军令需在七日内全部出发，可动员起来，才知淮军暮气沉沉，拖沓敷衍，毫无锐气。这时张謇向吴长庆进言，要求启用新锐，其意中人物就是这位八股弟子袁世凯。事有凑巧，当军队即将登陆朝鲜时，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而其营官却推脱说，连日海途颠簸，士兵呕吐，请大帅稍宽时日。长庆大怒，立马将其撤职，命袁世凯代理，并颁给令箭说，如有不从者，就地正法。
等待了多少年，袁世凯一朝令箭在握，终于可以大志得抒了！他等到了这个机会，也把握了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