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洹上村隐居时有名的遗迹，除了他那几帧照片外，就是一些故作闲散的诗作了。他最著名的诗，倒不是上面引用的《自题渔舟写真二首（之一）》，而是一首题名《登楼》的五绝：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一首小诗，时人的评价是“有曹阿瞒横槊赋诗的气度”。他到底要爬到什么地方，才不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之低呢？
看袁世凯对权位热衷到什么程度，只要比较他和翁同龢、瞿鸿禨三人被清廷罢斥时的不同情状就行了。这三人都是汉人，又都是在军机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
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待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过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实在大出意料。1907年，袁世凯和瞿鸿禨斗法，结果瞿鸿禨落败，被放归原籍。
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禨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1908），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值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等力争，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又是袁克定，出了一个好主意，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作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
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
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到英美（不敢去日本，日人恨之入骨），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仕，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瞿鸿禨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1．高与低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
来自权力欲，一种遏制不住的要掌控别人命运的冲动和极度快感。恺撒在高卢的军营，展卷读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不禁潸然泪下，他说，亚历山大大帝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征服了所有已知的世界，而我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做。拿破仑告别科西嘉岛，牵着他的战马，深深遥望着隔海的大陆，对他的初恋情人说，我注定要去改变整个欧洲的命运。他们为什么如此醉心征服，如此迷恋权力？青年时代的袁世凯，是否也曾有这样的豪情，或野心？
还是光绪初年的时候，李鸿章督直隶，任广西才子于式枚为北洋大臣总文案。这时候袁世凯还没有投奔吴长庆，到处落魄寻出路，因父叔的关系来到李鸿章处谋事。李鸿章只给他微薄薪水，要他师事于式枚学八股制艺。
袁年少无行，好邪辟，多丑行，于式枚深以为苦，但于式枚也知道袁氏能成大事，于是逐日记下袁世凯的行动举止，戏曰《袁皇帝起居注》，而且每写完一条都给袁世凯看，同僚宴会的时候，必大呼袁皇帝到了。在于式枚，他做这些大概存着戏谑的态度，也没怎么当真。他万万想不到袁世凯有一天真的要当皇帝。袁世凯后来显贵了，每每问于式枚索要这“起居注”，于总是不给，袁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则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作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作牺牲的。
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因为这个大清朝已经为他对权力的追求设定了天花板。
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
之后道出的秘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党之旗帜，时揭起于滇粤之间，而清朝虽宣布举行新政，但不过是迫于中外压力，做做样子。新政中袁世凯是一心鼓动，锐意实行的中坚人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孤掌难鸣，颇受疑忌，事多掣肘。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和以前相比大为衰弱，尤其是他看出革命党“东窜西突，其势未可扑灭，一旦变起恐非教匪发逆之比也”，所以他有一次特意去看望荣禄，讨求对策。他对荣禄说：“您多年来都是忠诚体国的，这种情况应该早有一个根本解决的对策，这样才可使祖宗基业如磐石万年。我袁某愿意为此奔走效劳，万一不成，至少也算报答了皇太后、皇上的恩遇。”荣禄听得这一席话，面容肃然，沉吟良久，喟然长叹一声：
“你说的当然对。我也知道朝廷敷衍新政，浮费无益，可是太后年纪已高，又狃于成见，而皇上威信已堕，也不能成事了。你指望我，可是我虽然显贵，也没有特殊权力来做这一番事，而且我也老了。以后继承我志业的只有你了，你好自为之吧。只是现在还不是机会啊。”袁世凯又问，“那么现在做立宪、练兵这两件事，怎样？”荣禄说：“立宪，朝廷并不相信，这只是老佛爷牢笼中外的羁縻之策罢了。兵情积弊甚深，国家每年靡费巨款，可是并无效果。新兵习闻的是民权之说，未必忠于朝廷。我恐怕他日之祸，就隐藏在练兵之中。你如果秉政，能够维持下去，就是祖宗社稷之幸了！”荣禄到底是胸有丘壑的英才，这些话，字字见血，切中肯綮，他对情势的判断后来也无不得验，可是他也有无力回天之感。这一席倾心长谈，无论对袁世凯个人，还是对清廷和近代中国的命运，其意义简直无法估量。袁世凯回来后，就对其亲信说：“满人中只有一个荣中堂是人才，而他暮气已深。
其余的则不是尸位素餐，就是乳臭未干，这样的大局还能有什么作为。”
正是从这一席深谈之后，袁对满清王朝的态度，对革命党的态度，以及自己此后一生的志向抱负，完全改变，用其亲信的话来说，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这之前，他还想着在满清王朝这个台子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自此之后，则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了。因为，满人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凭他的习性，他决不会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
从此，凡是留学东西洋回来的留学生，他都竭力延揽，而对于那些归国后倡言革命自由的青年，尤其嘉纳无忤，而且私下对这些人厚赠多馈，毫不吝啬。
对于他与革命党为善的举措，他的幕僚开始还不明白个中奥妙，直到有一天私下聚谈的时候，这谜底才揭开。席间袁世凯对众人笑道：“苏长公（苏东坡）论战国养士，说那些有智勇辨力的人，要是有人收养他们，则天下太平了。如今革命党气焰方张，我就用这办法收而养之，这样或许可以借助他们来消弭将来之乱也未可知。”他这时大概想起了早年嫖妓时的见闻了，又说：“我听说江浙一带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养非亲非故的幼女，养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卖了。谚语说这样的女子为‘瘦马’，用意跟养士差不多。这些幼女与其供盗匪略卖，还不如做村妪的瘦马。”
他还发感慨：“皇上驾崩后，一定会有摄政王，而且，这摄政王恐怕要跟我计较以前的事，不顾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这话要说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柱残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则一定有那些愿意同归于尽的。檀道济说‘坏汝万里长城’，他跟我为仇，他能得到什么好处！”这话微言大义，让后人听了，真让人不寒而栗，不得不感叹袁世凯心计之深，计虑之远，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会做那与大清朝“同归于尽”
的人的。如果后来的摄政王果然有谋国之才，则恐怕不会贸然罢斥袁世凯——他要么干净利落除掉袁以绝后患，要么效法当年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故伎，反而更加倚袁为干橹。袁氏固然不是什么忠臣，但要他自己举兵造反，则还有点难为他。他的确像曹操，曹操权位过于皇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其一生，他大概惧于言论，没有做出废立自代的事来，曹操之得魏武帝这一帝号，还是拜他取汉而代之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所赐。
摄政王见识短浅，优柔寡断，对袁的处置两不搭界，反而激起袁世凯的不臣之心。而摄政王的种种举动，竟早在数年前就已被袁一一料中了，两相对照，袁真有不得不反的理由，清有不得不亡的道理。国学大师章太炎看得很准，他在为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所作序言中说：“袁氏仕清，权籍已过矣，不遭削黜，固不敢有异志，趣（促）之者满洲宗室也。于臣子为非分，于华夏为有大功。”
袁世凯眼看大清朝不行了，又不愿为它殉葬，只好“自谋出路”，所以，这时候革命党就不是他的敌人了。尤其在宣统初年被黜之后，他对清廷就更无眷念之情，只有利用之意。他在洹上看似杜门却扫的三年，其实正忙着制造革命党。当时留学东洋回国的留学生，为数不少都绕道谒袁，而袁则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私邸中，谈燕游观，无不座客常满，不少是以推翻满清为己任的革命志士。袁这时候虽然不能封官许愿，但馈以钱财，暗中援手，则是举手之劳。所以，有些革命党人经费不足，竟可以从袁世凯处领到津贴。大清朝的最后几年，革命星火屡扑不灭，反成燎原之势，这其中实在有袁宫保一份功劳。正因为袁和革命党人早在辛亥以前就有这一段姻缘，在辛亥之后，有些革命党人才对袁取孙中山代之以为理所当然。
1911年袁世凯复起而为总理大臣之后，为了和革命党谈和，保全了在狱中的革命党人，其中以刺杀摄政王，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名诗的汪精卫对袁最为有用。汪精卫还在狱中的时候，袁就已经派袁克定与其倾心结纳，出狱后，克定还和汪结成兄弟，所以汪精卫对袁世凯代孙而为大总统奔走效劳，甚为卖力，这未尝不是袁世凯当年养瘦马之功。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在举国上下一片“非袁不可”的吁请声浪中，袁世凯重秉朝政，收拾乱局。但他再无保存满清皇权的用心，满清政权成了他和革命党人做交易的筹码。他对清廷的利用，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清帝退位诏书中特意加上这么一句：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意味着，袁世凯所组织的临时共和政府，非由孙中山等人在南京组织的临时政府延续而来，而是由清朝的皇权变相地“禅让”（授权）得来。
袁世凯强调，他手中的权力得自清廷，而非孙中山。这之中的差别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大清立国之初，特布告天下，其叩门入关是得明朝邀请平乱，其天下取自明朝的“乱贼”李闯而非明朝朱姓皇帝。所以其政权的合法性奠立在帮明朝戡乱的基业之上，而非颠覆明朝皇室取而代之，以此解说来消除明室忠臣对其统治的抵抗。袁世凯反其意而用之，通过清帝退位诏书，他明告天下，其总统大权是取自清室而非民军，其政权合法性来自“禅让”
而非“作乱”，以此理由来抵制革命党人对其权力的威胁。为了这宰制一切的权力，袁世凯真可谓苦心孤诣，其结果，则正好套几句《诗经》的说法：“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他尽管去“经之营之”，但如果“庶民”不“攻之”，他有何机会“成之”？
经过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与被罢斥，袁世凯终于积累了可以登临最高权力的威望和实力，现在，缺的只是东风罢了，而来自“下层”民众的“登高一呼”，这风雨居然应时而至。
2．上与下决定袁世凯在政治金字塔中上还是下的因素，很多并非他所能掌控，但有些“上与下”，却是他善于也能够掌控的，比如，以上驭下之道。
袁世凯交代属下调查处理事情，为了防止下属欺瞒，往往会派两拨互不隶属、又互不通情的人去调查同一件事。如果两拨人汇报的情况互相冲突，他再同样另派两拨人去查对，直到从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足可供他有把握地决策为止。因此之故，他的属下极少能够对他欺瞒、作弊，所以他大儿子袁克定办假《顺天时报》的事，就不仅是对其父的不尊，更被袁世凯视为对其智力的侮辱。他暴跳如雷，气得拿棍棒将跪在地上的袁克定一顿乱揍。
曾国藩说，办大事的第一要义，就是找好替手，也就是得有一帮人为他打下手。在自己离开某一职务或为了办更大的事而放手一件事以后，得有自己信得过的人继续接手，不至于人亡政息。袁世凯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功业，除了他自己的确有不凡的胆略、见识之外，他有一帮才能出众的手下倾心竭力帮他，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条件。袁世凯是近几百年来中国政治家中真正有帝王气象的统治者，这不止是从他的战略眼光、他的权谋机变、他的包容气度可以看出来，尤其从他识人用人之术可以看出来。
他的手下真正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人才济济有容乃大。不管是出身低贱的鸡鸣狗盗之徒，还是魁星高照的学识宏富之人，都能为他所用。而且，袁世凯的的确确做到了唯才是举——他的亲戚朋友并不能因为自己是袁世凯的亲朋就得到重用，对于亲朋中来门下奔走求食的，他宁愿白给俸食，绝对不假以事权。在他手下，只要能办事，就能得到升迁，并不计较任何人的出身。向来反对袁世凯的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也不得不承认，袁“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袁的幕僚张一麐也说：
“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