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华世奎一介书生，当上军机章京也只是循资按辈取得，既无杰出干才也无扎实后台，袁却是平生杀人无数的“铁血宰相”，又何必对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畏而避之？然而，这恰恰就是袁的行事特色，是他不同于一般“枭雄”的地方，也是他高于他那些儿孙辈军阀的地方。他虽不做忠臣，但他对忠臣却非常尊重，所以他大概不会学明成祖朱棣那样，在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之后，为立威而夷了矢志忠于建文帝的大儒方孝孺的“十族”。他自己固然于道德无所顾忌，苟其利于自己的权位功业，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也绝对尊敬那些有操守有道德的君子，甚至有意保全这些谦谦君子，所以曹操借刘表之手杀祢衡这样的气量狭窄之举，袁世凯大概也不屑为。当然，他保全这些君子的前提，是这些人不要对他的权力形成实质性的障碍。
他很倚重的幕僚张一麐对袁氏帝制自为很不赞成，劝说袁世凯多次而不果，只好暗中阻挠，但袁还是信任他。张一麐回忆，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之后，神情落寞，对他转而最为亲热，有一天居然三次找他谈话，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后来袁世凯终于将自己的心事一吐而快，对张说：“我到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士。你在我的幕中几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奉给，严范孙（严修，著名教育家，帮助袁世凯主持新式教育）与我交数十年，也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你们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我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谏劝，我深以为耻。”他还说：“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做皇帝的人，难道真的有救国怀抱？前天推戴，今天反对的人，比比皆是。”
他对张一麐感慨道：“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现在我说这些话也只能与你说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怎么不怕这样的事呢？”“你对得起我，我对不起你！”对于上述一席交心之谈，张氏评说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出此言，毕竟是英雄本色。”
袁世凯知道人心好坏之别，知道有德无德之分，他心里亮堂，对这些正人君子之道并不懵懂，他做着那些让正人君子不齿的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无耻。他明白道德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愿为之罢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讲道德并不能够为他讲来权势功业。如果讲道德能讲来这些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也不妨为之。这正是马基雅维里最为推崇的君主道德观，不想马氏竟在远隔重洋的东方大陆找到了他的知音。所以有人说，袁世凯真能做到“知耻而无耻”。在袁世凯与其关系人物的世界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史记》、《汉书》中某些帝王与其将相的故事在重演。
说来不奇怪，袁世凯的部下心腹之中，固然多心狠手毒之辈，鸡鸣狗盗之徒，但也有不少道德文章皆为一时之选的方正之士。在袁身败名裂之后，恰恰是这些人对袁有眷眷恋主之情，为他洗刷辩白。小人在他生前害怕他，因为他是最大的“小人”，而那些颇具道德和节操的人，对他却不乏正面之词，是因为他们愿意从正面去推测别人的用意。
也许，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有如此丰富的面相，而他将他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了那些君子。
6．得失与恩怨“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这话是袁世凯年少时说过的。
他既然没有打算以德服人，别人因利益攸关背他而去，他也怨不得。荀子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验之袁世凯一生，则真是毫厘不爽。袁世凯自愧读书时少，他读书要读到这一句，不知会作何感想。
1908年，摄政王载沣为光绪“报仇”，罢斥袁世凯，让他回原籍“养疴”。
袁世凯筑居洹上村，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优哉游哉，不问世事。为此他还叫人拍了几帧非常著名的照片刊载于当时影响很广的《东方杂志》：他哥哥袁世廉扮作渔翁，坐于船中，袁世凯扮作艄公模样，持长篙立于船头，似乎在向外了望。（一般的介绍认为袁做渔翁坐在船中，他哥哥做艄公，但据袁克文的说法则相反。）袁并为照片题诗两首，其中一首如下：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这“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一联，用来解读袁世凯一生种种关节，倒是颇为恰当——只是要把上句反过来读，因为这时候他正在故作淡泊洒脱的时候。
袁世凯一生的功过荣辱、是非成败，全都系于“得失”、“恩仇”两词之中。
比如，他因为戊戌政变的个人得失考量，而结下和光绪、维新派的种种仇怨，这反过来又影响于他后来的个人得失。他对辅佐他成事的一帮兄弟部下，结之以恩遇，待之以腹心，但最后还是不免因个人得失而分道扬镳。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在他复辟时不肯作一援手，反而冷嘲热讽，因为他们从袁氏复辟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况且以他们的见识，也看到此事为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不愿为袁氏的家天下火中取栗。据说在清朝垮台之际，袁世凯、段祺瑞和赵秉钧三人密约，助袁得到大总统位置后，三人轮流做总统，果真如此，则段祺瑞和赵秉钧当然不会帮袁把大清天下和民国变成袁氏天下，那无异于好好将自己本来可唾手而得的万乘之尊地位拱手让与袁克定。段祺瑞和冯国璋在1915年对付袁世凯的手段，正是1911年袁世凯施之于清廷的故伎。况且袁克定与袁世凯手下的大将们向来不合，这些功高勋著的部下看不起又惹不起这位“曹丕”（冯国璋在袁谋称帝时就对人发牢骚：袁克定“这个曹丕难伺候”。），当然乐意袖手看着他成为“扶不起”。而那些为袁氏复辟不遗余力“鼓与呼”的部下友朋，无一不是各怀鬼胎，冀有所得，将袁氏称帝看作一桩可大捞一把的无本买卖。
筹安会六君子中的头目杨度，竭力鼓动袁称帝，据说是受梁士诒唆使。
梁是袁的“财神”，向来负责为袁的活动筹款。有传闻说，杨度老来手头拮据异常，这时候梁许诺他只要说得袁世凯称帝，杨氏的钱财用度不愁。
况且杨度一贯有心作“帝王师”，他一想，自己从清末开始就力主君主立宪，大块文章都现成，写几篇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还不是易如反掌，所以一口答应下来，开始想着法子劝袁世凯称帝。梁士诒如此热心为袁世凯张罗做皇帝的事，则是受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要挟。原来，梁士诒久掌各路财源，难免手头不干净，1915年其交通系众多得力干将正因铁路问题被参劾，眼看自己的金位也将不保，这时候袁克定出来打圆场，说只要梁士诒尽心支持袁世凯称帝，则“交通大参案”可消弭于无形。（此中内幕，《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一卷第231页载之甚详。）梁士诒闻得此言，如捞起一根救命稻草，对袁克定的要求岂敢推辞？他回去和心腹参谋及手下计议，结论是，“同意则不要脸，不同意则不要头”，我辈还是先保住项上人头要紧。
袁克定如此曲里拐弯地要将他老爹送上皇帝宝座，却并非真心为袁世凯打算，这其中包含着他极大的私心——袁克定野心极大而又才干欠缺，他亟欲借老爹的威风夺得大权，而对他来说，夺权的最好办法，就是将民选的总统变成他袁家的一姓皇帝，由他老爹直接将权棒递到他手里。辛亥年袁克定就在暗中联络袁的部下，直接给袁来一个“黄袍加身”，1912年北京兵变，初因也是袁克定在背后捣鼓政变，以武力拥簇袁世凯登基，但冯国璋的禁卫军不配合，就转而演变成了兵变。早在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之前，袁克定已经私刻“皇太子”金印了，而且为了杜绝其二弟袁克文继位的可能，有诸多对袁克文不利的举动，其急不可耐之状令人作呕。此外袁克定还有断袖之癖，则他当皇帝的障碍不止是跛足这一条了。此人稍有其父之风的地方，也许就是1937年后虽穷困潦倒于京城，却坚拒落水做汉奸。
当然，袁世凯也不是对当皇帝毫无兴致。恰恰相反，他自己对当皇帝也很有瘾，一旦被这个念头缠住，就再也放不下，只是开始时，他还没有完全丧失多年来练就的判断力，还有点忐忑不安，觉得事不可为。1914年时，国内已统一于袁氏铁腕之下，当时京城即有人提倡帝制，而袁的态度却镇静如常，并未受其蛊惑。当张一麐将外间此种传言议论传之于袁世凯时，袁世凯坦言：“革命党人，弥漫全国，恨我切骨，我岂肯自投罗网，弄来滔天大祸于国家子孙？
仲仁知我，我决不做此等傻事。”此番话，说是伪饰之词也好，说是真诚之言也好，都可见其对形势判断尚为精准。到得后来，他完全被一帮“拥戴”他的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疏远那些直言犯谏的明智之士，情形就为之丕变。最后袁氏称帝整个运作的核心，其实就是袁世凯自己了。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诸多善于察言观色的宵小利禄之徒，竞相乘机而上，使得袁世凯利令智昏，于是看似半推半就，其实是欲拒还迎地登上了皇帝宝座，也把自己的头伸进了绞索的圈套。
1915年5月22日，四川都督陈宧宣布独立时，通电全国，电文中有“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样决绝的话，袁读到电文气愤至极，竟当场昏厥，醒来时，双目含泪，满面通红，羞愤之色难以名状。
